对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2014年访谈的介绍(一)(唯色)

图说:2014年夏天,作家唐丹鸿在纽约采访著名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唯色提供)

2017-02-20

1、对西藏的兴趣如何而来?

被公认为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猝然去世,正值66岁,无论对于藏学界还是他的亲友,都是无法描述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与他虽然经常交流,但对他的生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好在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而这个访谈很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年轻时生活在纽约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受六十年代时代潮流“嬉皮运动”这种对抗文化(contra culture)的吸引,成了一名嬉皮士并对东方有了兴趣,利用大学假期去往东方国家游历,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了印度和尼泊尔。他初次见到藏人是在德里,再次见到藏人是在加德满都。当然见到的都是流亡中的藏人。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我开始受到了他们的吸引……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关注那些图伯特人的命运,而非他们的宗教形象。”

接着他去了达兰萨拉,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埃利亚特•史伯岭对达兰萨拉怀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他原本今年三月计划再去达兰萨拉的,而去年他也去过,2014年也去过。他回忆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兰萨拉是印度之旅的一个理想之地,游客很少,没有什么外国人,麦克劳甘吉的印度人都很少,差不多都是博巴。达兰萨拉安静,绿郁,树木葱茏,只有一两家宾馆。外国人多住在冈底斯宾馆。冈底斯现在还在,但如今麦克劳甘吉已是宾馆客栈林立,设备齐全,与往日大不相同。每天到达兰萨拉的班车只有五趟,私人车子根本看不到。可能那时最多也就达赖喇嘛办公室有车吧。”

他对唐丹鸿说:“如果我不是在七十年代就到了达兰萨拉,而是现在才去,我绝不会想象到以前的达兰萨拉那么理想安宁。所以我(那时)一到达兰萨拉,噢,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些博巴太好了!那时,我意识到了,对图伯特的历史和人,我真正产生了兴趣。”

但他那时对图伯特一无所知,如他所说,虽然“了解一点印度悠久的历史,也了解一点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图伯特,却好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因此,他返回美国之后,决定专攻藏学。他就读的皇后学院没有藏学,但是有东亚学。而那时所谓的东亚学也就是汉学,连日本学都没有。史伯岭便开始学汉学,学了两年普通话,一年古汉语,还选修了东方思想、中国哲学、东亚经济、历史等等。而那时中美虽然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但作为美国人,还不可能去中国学习,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台湾,强化中文学习,住了一年半。

对西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兴趣,最终使埃利亚特•史伯岭确立了毕生研究的方向。而那时美国深造藏学的大学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一个是印第安纳大学。他于是去了印第安纳大学读硕士和博士,主要师从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授的塔泽仁波切(
Taktser Rinpoche),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

2、“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印第安纳州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时,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历史上,五世噶玛巴受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邀请去了首都南京,给予皇帝灌顶和开示,被皇帝视为佛法导师。史伯岭仔细阅读了五世噶玛巴的藏文传记,也查证了相关中文史料,却并没有找到明代控制图伯特的第一手资料。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馆,史伯岭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同样没有找到这方面证据。他又研究中国民国,发现民国时还没有人说明代那时西藏已属于中国,充其量说的是“清代时西藏被纳入我国版图”。

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代的汉藏关系。因为他想研究:“这汉藏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这关系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学者,史伯岭在2014年夏天对访谈他的汉人作家唐丹鸿说,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人认为什么都是他们的,这与中国的新历史观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在对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元代是蒙古帝国的政权,清代是满清帝国的政权,而这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且明代并不认为蒙古人是他们的“兄弟民族”。

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史伯岭发现,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明代是元代的承继,改朝换代;可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大帝,因此怎么能简单地认为明代承继了元代呢?这根本说不过去。

史伯岭在印地安纳大学用了两年左右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明代是否对西藏实施了“分而治之”政策》。而他的结论是:没有。虽然明代时,图伯特境内政权分裂割据,持续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但与中国明代政策无关,而是图伯特自身情况造成。明皇帝与图伯特的关系,最多也就是宗教性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因此,史伯岭说:“现在中国声称明代时西藏属于中国,这是一个空虚的说法。”而其本质,正如他在2009年7月20日发表于《印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自从2008年春天以来,中国已经响应了外界对它所作的自古以来拥有西藏主权的批评,那就是干脆废除它过去一贯的说法,亦即十三世纪蒙古征服者将西藏变成中国一部份的说法,而代之更强烈、无情又不留余地的立场,亦即西藏‘自从人类活动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例子充分显示了对中国而言,历史根本不是一个可以拿来衡量中国主权主张的客观标准,……只是政府与党的工具,假如无法达成想要的政治目的,即可弃之如蔽屣。”

鉴于埃利亚特•史伯岭在中藏历史关系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获得了“麦克阿瑟杰出人才奖”(MacArthur genius),这时他才33岁。2004年,他出版了学术著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并在诸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如《西藏与中国:1950年以来的历史解释》。除了写作学术文章,他还写了多篇有关历史、时事与人权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有《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自治?请三思!》、《只许自由不许独立……暨语言问题》、《关于原因及目的》、《请不要忘记扎白!》、《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死亡统计》等等。

3、西藏与蒙元、满清的关系,说明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在访谈中,汉人作家唐丹鸿问道:“中国的官方话语认为,元朝的时候,中国就对西藏行使了主权。现在的中国人把满清也看成中国政权,并根据满清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那么研究这个领域的西方学术界是怎么认为的?”

埃利亚特•史伯岭对此做了清晰的说明。他说:在西方历史学者通常的认知中,有一个蒙古大帝国,也有一个满清大帝国。在蒙古大帝国时期,图伯特和中国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说西藏是在元代并入中国版图的,但如果你问中国学者是在元代什么时候?他们的回答却不一致,因为就没有一个文献、包括皇帝御令诏书之类,能够说明“现在西藏属于中国了”,没有。西藏臣服的是蒙古帝国,藏文资料充满了相关证据,却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属于中国的证据。那么为什么把图伯特放进“中国”的版图?历史文献证明,“西藏在元代并入了中国版图”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没有逻辑的。

满清也是一个征服王朝。满清大帝国并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满清大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直到末年时对图伯特的政策,使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语言。比如二十世纪初期,满清官员赵尔丰,他提出满清应该模仿英国在澳大利亚、法国在越南、美国在菲律宾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西藏。这样的说法本身,已经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赵尔丰的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能看到,中国学者一看这样的资料,就能明白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帝国”是一种坏的事物,但在赵尔丰的那个时代,“帝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体现的是“我们征服了你们,你们败给了我们,你们应该服从我们”这种观念。那时“帝国”代表伟业,所以不必用骗人的把戏,说什么“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等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是航海从太平洋到中国的。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打交道的那些满清官员已经汉化,到处是中文写的“大清”,所以他们不了解“满清”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写文书、与满清签条约,都写Chinese Empire,满清皇帝也认可了这一表述。但是在亚洲内陆,俄国人就知道满清帝国和中国的区别。因为满清处理俄国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也处理蒙古和西藏事务,可见理藩院是一个帝国性质的机构。

满清帝国不是中国,这在西方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中国以外有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潮流叫“新清史”(New Qing Studies),“新清史”的基本特点是,承认清代是一个帝国——满清帝国。而中国学术界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反而另编一套说辞。史伯岭教授尖锐地批评道:“这就否认了历史,是伪史。”(未完待续)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Categories: 
Share/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