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沉默更甚：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合伙跨国迫害维吾尔人

24 3 月, 2022

I. 执行摘要

本报告评估了中国政府在维吾尔人曾经认为安全的地区——阿拉伯世界 ——针对维吾尔人跨国迫害的情况。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加强，中国对阿拉伯地区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在不断扩大。根据我们的数据集，自2001年以来，有292名维吾尔人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被阿拉伯国家拘留或驱逐出境。

2017年7月，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埃及警察闯入公寓，搜查机场，并突击检查餐馆和清真寺。他们不是在寻找埃及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在代表中共党国追捕维吾尔人。超过200名维吾尔人被围捕，其中大部分是开罗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的学生。其中至少有45名人被引渡或驱逐到中国；这45人中有些人再也没有任何消息。采访数据表明，在审讯期间，中国警察出现在埃及，这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愿意干预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得出了自2001年以来被阿拉伯国家拘留或驱逐的292名维吾尔人的上限估计，其中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这是阿姆中亚事务协会（Oxus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Affairs）和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的联合倡议。我们利用对逃离该地区维吾尔人的原始采访、专家和证人的报告以及英文和阿拉伯文的公开资料，包括政府文件、人权报告和可信的新闻机构的报道，收集和分析了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对维吾尔人进行跨国迫害的案例。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分析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是如何在阿拉伯国家扎根并在过去20年里不断扩大的。至少有六个阿拉伯国家——埃及、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参与了由中国带头的跨国迫害活动，该活动已在全球28个国家展开。

中共党国利用五个主要的跨国迫害机制来对付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一、跨国数字监控，使他们能够跟踪和密切监视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二、全球反恐战争的叙事，被中共党国作为拘留维吾尔人或将其引渡到中国的理由；三、维吾尔学生就读的伊斯兰教育机构，是党国打击的目标；四、沙特阿拉伯的朝觐（Hajj）和乌姆拉（Umrah）活动，中共党国利用这些活动监视或拘留维吾尔族朝圣者（随着中国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朝觐数字服务，这一趋势正在加快）；五、拒绝向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发放旅行证件，使他们成为无国籍人，因而容易被遣送到中国。

为了抵制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维吾尔人的迫害，我们向各个国家、多边组织和基层行为者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内容：

通过保护维吾尔难民的措施。各国政府应该为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建立安全通道，使他们能够在不需要联合国难民署处理的情况下申请重新安置。例如，美国国务院应考虑为维吾尔人设定大的配额。同样，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应通过补充性的《维吾尔人权保护法》，给予维吾尔族和突厥族难民优先地位。
由于维吾尔人的传统庇护所变得稀缺，国际社会必须建立新的安全庇护所并重新安置维吾尔难民。
阿拉伯国家政府必须通过伊斯兰组织和多边组织利用国际支持，以联盟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并制止中国在该地区的跨国迫害。
大学官员必须进行干预，利用对政府的影响力，寻找失踪的维吾尔族学生和毕业生，并保护剩余维吾尔族学生的安全和教育不受不当干扰。

II. 简介

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大学（Al-Azhar Mosque and University）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颗明珠，在开罗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它主办了逊尼派伊斯兰研究（Sunni Islamic studies）中最负盛名的项目，以及一个蓬勃发展的阿拉伯文学研究项目。但在2017年7月，伊斯兰教育的骄傲被中国世俗主义出重手打击。7月1日，在中共党国的配合下，埃及当局抓捕了维吾尔族的中国公民。¹超过191名来自维吾尔地区（也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突厥人被拘留，²其中大部分人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我们发现有65人在收到其亲属和新疆公安局官员的不祥信息后，通过递解出境或”自愿”被送回中国。据报道，中国情报人员与埃及安全部门一起，在开罗臭名昭著的托拉监狱（Tora Prison）审讯维吾尔族学生。³据这些学生的一名代表律师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人身攻击，此外还被长期剥夺了食物或水。⁴

对于维吾尔家园的维吾尔人来说，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有可能是致命的。2014年，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云南省昆明袭击事件发生后访问了维吾尔地区，呼吁开展”人民反恐战争”，这次袭击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声称对此负责，但中国官员称是维吾尔”分裂主义分子”所为。 ⁵

据报道，中国情报人员与埃及安全部门一起，在开罗臭名昭著的托拉监狱 (Tora Prison) 审讯维吾尔族学生。

据报道，同年，中国军事承包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hina Electronic Technology Group）开始建立一个关于维吾尔地区每个维吾尔人的大型数据库。该数据库将作为一个”预防性警务”项目，旨在预测一个人的”恐怖”倾向。⁶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对数百万维吾尔人进行分析的项目，检查他们的通信和活动，以确定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忠诚度。从那时起，警察官员已经创建并运行了26个主要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算法黑名单，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可疑的”。这26个国家中有8个——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也门——是阿拉伯国家。⁷⁸世界各地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商人已经因为这些黑名单而被召回、逮捕、监禁，甚至被杀害。⁹

随着中共党国对回到维吾尔家园的维吾尔人发动空前的迫害运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也在增加。在2014年一份现已泄露的内部讲话中，习近平还呼吁国家利用”专政机关”，在”打击恐怖主义、渗透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毫不留情”。¹⁰其结果是一个全能的监控国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完成的恐怖运动。自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开始以来，估计有18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任意围捕到”再教育中心”，¹¹估计还有数百万人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系统或在中国各地工厂从事强迫劳动。¹²有关酷刑、¹³性侵、¹⁴强制绝育、¹⁵强制堕胎、¹⁶家庭分离、¹⁷和大规模监视的报告显示，这一运动的范围是全面的。¹⁸

中国在发动干涉攻势的同时，也加强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的石油采购开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贸易、投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有力合作。¹⁹通过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中国在伊斯兰世界中增加了一些最强力的声音来捍卫自己。2019年，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签署了一封赞同中国在维吾尔族地区政策的信函。²⁰2019年在北京与习近平总书记会晤时，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ed bin Salman）表示支持大规模拘禁运动，他说：”我们尊重并支持中国采取反恐和去极端主义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²¹此外，至少有六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埃及、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阿联酋——及其安全部门通过恐吓、拘留和引渡回中国，来与中国的跨国迫害运动合作，其中最后一项几乎可以保证立即被送往并关押于集中营。

至少有六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埃及、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阿联酋——及其安全部门通过恐吓、拘留和引渡回中国，来与中国的跨国迫害运动合作。

本报告通过对证人和专家的原始访谈，以及对阿拉伯语原始资料的分析，旨在全面说明当今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跨国迫害情况。我们利用原始访谈数据以及由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创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首次提供了关于阿拉伯国家维吾尔人被拘留和驱逐的经核实的上限估计。我们还利用一手和二手来源的材料，对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最广泛使用的跨国迫害机制进行分类和描述。最后，我们描绘了从全球反恐战争开始至今，这些国家与中国在跨国迫害方面的合作演变。这份报告将关于阿拉伯国家在中国迫害维吾尔人方面的区域作用的讨论从沉默转向在日益全球化的”反恐人民战争”中的共犯。²²

III. 方法和结果

本报告利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China‘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the Uyghurs Database），这是一个由阿姆中亚事务协会与维吾尔人权项目合作建立的研究工具，用于监测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在中国境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的跨国迫害目标的全球案例。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包括336个经完全核实的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被拘留或引渡的案例，如果包括个人完整履历记录不完整案例的话，最高估计有1576个案例。

我们在埃及、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阿联酋共核实了109起案件，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估计达292起。我们是根据中国维吾尔族跨国迫害数据库的调查结果得出这一上限估计的，包括对特定个人细节有限的大宗案件，或以假名或匿名报告的个人案件。这些数字依据的是已报告的数据，只是根据活跃在该地区的人权组织进行的匿名访谈，很可能只是实际引渡数量的冰山一角。

2001年以来阿拉伯国家第2阶段和第3阶段跨国迫害案件的最高估计数
埃及	274个（90个由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确定）
摩洛哥	1
卡塔尔	1
沙特阿拉伯	8
叙利亚	1
阿联酋	7

表1. 2001年以来阿拉伯国家第二和第三阶段跨国迫害案件的最高估计，资料来源：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阿克苏斯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

在编制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时（这些数字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依据的是中东和北非调查记者的公开报道。一些案件因其个人关系而得到大量报道。其中一个例子是阿米娜·阿拉伯迪(Amina Allahberdi)女士的案件，她是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居民和中国公民，2016年在沙特当局要求她回中国更新护照后，她在回中国后消失了。她的丈夫Sait bin ‘Abood al-Shahrani（沙特公民，与阿拉伯迪有两个孩子）在沙特社交媒体以及国际媒体上发出呼吁后，她的失踪受到了关注。²³在公开报道和讨论的这一案件和其他跨国迫害的案件可能只是秘密进行引渡和拘留总数的一小部分。

阿米娜·阿拉伯迪(Amina Allahberdi)女士的案件，她是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居民和中国公民，2016年在沙特当局要求她回中国更新护照后，她在回中国后消失了。

本报告还参考了一些英文、中文和阿拉伯文的二手资料，包括在线访谈和遭受跨国迫害的维吾尔人的个人陈述，以及传统印刷品、数字、广播、社交媒体和政府文件中的文字。我们利用这些二手资料来建立一个关于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运动的详细概述，并评估访谈中向我们所叙述事件的准确性。

我们通过与穆罕默德·索尔坦（Mohamed Soltan）和萨拉·加布雷（Sara Gabr）等著名活动人士进行的关键信息者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KII）补充了二手资料。我们还从第三位要求匿名的关键信息者访谈那里获得了机密信息。在关键信息者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族难民进行了三次阿拉伯语采访。这些受访者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要求匿名。我们选择受访者的依据是他们对阿拉伯国家迫害情况的专业知识、对关键事件的专业参与以及对中国国际政策的了解。这些关键信息者访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目标国家跨国迫害的实地信息和目击者描述。他们还向我们介绍了迫害发生的更大的公民社会背景。

IV. 中国跨国迫害的机制

近年来，世界各地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情况明显恶化。在2021年的一份题为《无处可逃：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的报告中，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记录了1997年至2021年3月的1546起第二阶段（逮捕和拘留）和第三阶段（遣返）的跨国迫害案件，表明中国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迫害运动规模越来越大。²⁴其他组织也记录了这一趋势。从2018年9月到2019年9月，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采访了居住在五大洲22个国家的400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突厥族人，以评估他们所遭遇的定向迫害的程度。²⁵促进法治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提交的红色通缉令数量急剧增加，以追捕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海外公民。²⁶

中共党国利用五个主要的跨国迫害机制来对付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1）跨国数字监控，使他们能够跟踪和密切监视生活在境外的维吾尔人；2）全球反恐战争的叙事，作为拘留或引渡维吾尔人到中国的理由；3）维吾尔学生就读的伊斯兰教育机构，是党国打击的对象；4）沙特阿拉伯的朝觐和乌姆拉活动，他们利用这些活动监视或拘留维吾尔族朝圣者（随着中国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朝觐数字服务，这一趋势正在加快）；以及5）拒绝向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族人发放旅行证件，使他们成为无国籍人，因而容易被遣送回中国。

跨国数字监控

2021年，中国通过将维吾尔地区使用的算法监控系统——即综合联合作业平台（IJOP）国际化，对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进行跨国迫害。这些系统挖掘维吾尔地区居民的个人资料，并对个人是否忠诚于中共作出判断。与被列入黑名单国家的个人有任何联系都会被拘留和”再教育”。正如2019年与”中国电报 (China Cables) ” 一起泄露的中共文件所概述的那样，仅仅因为居住在这些国家就可能导致越过边境进入中国领土后会被立即拘留。²⁷自2017年以来，党国官员呼吁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回国，并且只为他们提供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文件，而且一概拒绝提供前往其他地方所需的文件。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部门精心策划了逮捕行动。

2019年11月泄露的一批被称为”中国电报”的文件，让观察家们看到了国家许可的使用技术来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情况。一些被泄露的电报显示，警方收到明确指令，要逮捕拥有双重国籍的维吾尔人，并追踪居住在国外的新疆维吾尔族居民——其中一些人后来被驱逐回中国并被捕。该数据库将与26个黑名单国家有任何接触的人归类为”可疑”，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也门。²⁸凡是去过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有家人或与这些国家的人有过交流的人都被拘留、审讯，甚至被定罪和监禁，通常被指控为”极端主义”。根据我们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有7名维吾尔人在卡塔尔、摩洛哥和阿联酋被拘留，这些国家都出现在综合联合作业平台（IJOP）的国家黑名单上。阿联酋通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北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让该地区的维吾尔人特别担心，许多人害怕被驱逐出境。

对于那些仍在国外、不能排除恐怖主义嫌疑的人，将由专人进行边境管制审查，以确保他们在越过边境时就被逮捕。

中国的使领馆在利用技术作为跨国迫害的机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泄露的”第2号公告（Bulletin No. 2）”文件中，有1535名来自维吾尔地区的人被标记为申请中国签证的外国公民。自2016年6月1日起，在这些人中有637人已经返回维吾尔地区。该指令指出，名单上的所有个人将被逐一监测和审查，那些已经取消中国公民身份并涉嫌恐怖主义的人应被从中国驱逐回其原籍国。²⁹该指令还说，那些涉嫌恐怖主义但仍保留中国公民身份的人应被送入劳教所。它还指出，另有4341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民从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获得了有效的出国旅行证件，前往埃及等国家学习。³⁰

根据”中国电报”披露的信息，从海外回来的学生有可能被当场逮捕。

对于那些仍在国外、不能排除恐怖主义嫌疑的人，将由专人进行边境管制审查，以确保他们在越过边境时就被逮捕。³¹

这一政策是在2017年实施的，当时维吾尔地区安全部门的官员发出呼吁，要求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回国，以便对其进行”登记”。³²自2015年起在爱资哈尔学习的维吾尔族学生阿卜杜萨拉姆·马马特（Abdusalam Mamat）和亚辛让（Yasinjan）就是遭遇了这种命运。他们在2017年收到命令后自愿返回维吾尔地区。两人在抵达时即被逮捕，后来在中国警方的拘留期间死亡，尽管他们没有任何可能导致他们死亡的潜在疾病。³³

最近，一个针对维吾尔人的政府数据库也被泄露，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2021年3月，上海公安局（PSB），一个从事情报收集的警察部门，被黑客攻击，110万条监控记录被泄露。这批文件披露的信息之一是，一个代号为”维吾尔族恐怖分子 (Uyghur Terrorist)”的未受保护的数据库，是全世界安全机构都可以访问的开源数据库的一部分。这个平台的存在只是中国针对维吾尔人跨国迫害运动大范围的一个小插曲。³⁴数据库中400多名被标记为需要亲自检查的人是未成年人，其中有一些人年仅5岁。³⁵

参与伊斯兰教育也是由中共的算法来评估的。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育机构由于其声望和慷慨的奖学金资助，以前是吸引维吾尔人的地方，现在特别容易成为中共算法的目标。在今天的监控环境下，学习伊斯兰教和居住在黑名单国家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会被拘留在拘留营。2017年对爱资哈尔学生的迫害是一个著名例子，但类似的迫害至少也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Islamic University of Madinah）。一位匿名受访者告诉我们，该大学的10名学生和毕业生已经消失在中国的再教育中心系统中，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伊斯兰性质。我们能够独立核实其中一名学生。中国的迫害可能也会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的其他伊斯兰教育机构。2021年，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大学就读的维吾尔族学生面临着被拘留和被驱逐回中国的真正危险。

沙特阿拉伯的朝觐和乌姆拉已经成为收集朝圣维吾尔人的陷阱。自2018年以来，有四名维吾尔人在麦加和麦地那朝圣时被抓获并被强行遣返回中国。此外，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正在参与朝觐数字服务，为监控技术在沙特阿拉伯发挥作用打开了大门，就像它在新疆维吾尔地区一样。在2021年进行朝觐和乌姆拉，对维吾尔人来说是危险的，即使他们在第三国拥有合法的永久居留权。

据报道，这些特工交给他一个USB，并指示他将其插入他前妻的电脑，使其感染间谍软件。报道还称，安全部门官员向他提供了现金、希尔顿酒店一个房间的住宿和他孩子的玩具。

2021年8月的一份报告表明，阿联酋可能正成为中国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区域情报中心。2019年，挪威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阿卜杜韦利·阿尤普(Abduweli Ayup)曾与住在土耳其的三名维吾尔人交谈过，这三名维吾尔人曾被迫为中国政府监视那里的侨民。这些人说，他们飞往迪拜，从驻扎在阿联酋的中国情报人员那里领取刻录电话和报酬。³⁶这些人的说法与2021年8月亚苏尔·阿比布拉（Jasur Abibula）的说法相吻合，亚苏尔·阿比布拉是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也是阿西耶·阿卜杜拉赫德（Asiye Abdulahed）的前夫。阿西耶女士因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泄露有关维吾尔地区大规模监禁计划的”中国电报”而闻名。³⁷亚苏尔先生说，他被引诱到迪拜，在那里他与两名安全部门官员（MSS）会面。据报道，这些特工交给他一个USB，并指示他将其插入他前妻的电脑，使其感染间谍软件。报道还称，安全部门官员向他提供了现金、希尔顿酒店一个房间的住宿和他孩子的玩具。³⁸据亚苏尔先生说，这些官员在招募人员时往往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在开车经过迪拜郊外的沙丘时，其中一人告诉他，”如果我们杀了你并把你埋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尸体。”³⁹亚苏尔先生现住在荷兰，他向国际媒体展示了这些特工的照片，以及他的酒店和飞机票，以支持他的指控。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同一篇报道还指出，中共党国可能在迪拜设立了黑牢拘留所，但无法核实这些说法。⁴⁰我们目前也无法核实这些说法；在撰写本报告的过程中，除了2021年国际刑事法庭（ICC court）的一份机密文件表明中国可能在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的杜尚别机场（Dushanbe Airport）运营一个黑点拘留所外，我们没有遇到过任何类似的说法。

全球反恐战争的叙事

当美国在2001年宣布其全球反恐战争（GWOT）时，中国迎来了其数十年来针对维吾尔人迫害运动的新阶段，它利用加强的安全环境来追捕难民，将他们错误地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为了换取中国对其入侵伊拉克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于2002年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定为恐怖组织。⁴¹通过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中共党国可以任意宣布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族团体或个人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或同伙，因此是恐怖分子，这使得美国的认定成为维吾尔地区遭受迫害的有力助攻，也可以说是迫害维吾尔人的“模板”。

随着全球反恐战争的进行，世界各地著名的维吾尔族文化人士发现自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审查。叙利亚的阿赫玛特扬·奥斯曼（Ahmatjan Osman）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以古典诗词闻名于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族诗人。阿赫玛特扬先生认为，中国当局在2004年向叙利亚施加压力，要求将他驱逐出境，因为担心他的诗歌会团结国外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者。⁴²尽管阿赫玛特扬在叙利亚生活了15年，与一名叙利亚人结婚，并有两个在该国出生的孩子，但在被驱逐后不得不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身份。当叙利亚当局驱逐阿赫玛特扬的消息传出后，包括叙利亚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阿杜尼斯（Adunis）在内的270名阿拉伯诗歌界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举行了抗议活动，反对驱逐令。⁴³他于2004年10月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此后一直居住在加拿大。

2008年，维吾尔人在海湾地区成为全球反恐战争叙事的受害者。那一年，名为阿卜杜萨拉姆·阿卜杜拉·萨利姆（Abdelsalam Abdallah Salim）（艾因市居民）和阿克巴·奥马尔（Akbar Omar）（迪拜居民）的维吾尔族男子因涉嫌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阴谋炸毁迪拜龙腾超市前的龙形雕像而在阿联酋被监禁。⁴⁴在阿布扎比的阿尔·瓦斯巴(al-Wathba) 监狱被单独监禁两年后，这些人于2010年6月又被判处10年监禁，据说没有任何司法程序或法律支持，这侵犯了他们在阿联酋刑事诉讼法中的权利。⁴⁵人权观察员猜测，他们将被驱逐回中国服刑。关于他们案件的细节让人怀疑对他们的指控是否合法。当时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大使馆向地方当局通报了这两个人的情况，他们的名字在英文报道中被掩盖了，分别为汉化的Mayma Ytiming Shalmo和Wimiyar Ging Kimili。⁴⁶此外，这两名男子最初的供词是”通过恐吓”逼供出来的，翻译员——从维吾尔语翻译成普通话，然后再翻译成阿拉伯语——是由中国提供的，中国也派出了翻译和代表参加听证会。

这两名男子最初的供词是”通过恐吓”逼供出来的，翻译员——从维吾尔语翻译成普通话，然后再翻译成阿拉伯语——是由中国提供的，中国也派出了翻译和代表参加听证会。

他们的案件在2011年被提交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工作组于次年2月公布了其意见，即A/HRC/WGAD/2011/34。当工作组联系阿联酋政府要求答复时，阿联酋没有否认延迟审判、使用酷刑、在引渡到中国和死刑的威胁下获得的供词，以及缺乏法律程序和支持等问题。联合国表示，它”对[阿联酋]政府没有向它提供必要的内容来反驳这些指控感到遗憾”。关于他们被判刑后被驱逐回中国的问题，阿联酋的官方答复是，”政府认为将根据两国之间的条约进行，其中包括允许他们在自己国家服刑的规定”。根据所提供的证据，工作组裁定这两名男子在阿联酋的拘留是任意的。⁴⁷我们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被引渡到中国，但鉴于阿联酋政府的官方回应和中国自己的政策，这一结果似乎是可能的。自2010年他们被判刑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关于这两人的消息。

最近，2021年7月在摩洛哥被拘留的伊德里斯·哈桑（Idris Hasan）（又名艾山·伊德里斯: Aishan Yideresi）的案件，突出表明了中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双边引渡条约等重叠机制来追捕维吾尔人。伊德里斯先生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在土耳其的一家维吾尔族侨民新闻机构担任翻译，记录中国对维吾尔地区的迫害。在土耳其当局数次拘留他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因此选择逃往摩洛哥，但于7月19日在卡萨布兰卡机场被拘留，并被送往提夫勒（Tiflet）附近的一所监狱。⁴⁸中共党国代表对他的被捕发出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称伊德里斯先生是”伊斯兰解放运动成员”。⁴⁹这一指控被认为没有证据，国际刑警组织于2021年8月中止了红色通缉令，理由是其章程禁止以政治、宗教或种族为由进行迫害。⁵⁰然而，摩洛哥法院继续审判伊德里斯先生，并引用了其与中国在2016年签订的引渡条约——这是两国之间包括经济和金融投资在内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⁵¹伊德里斯先生自被拘留以来，一直无法与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说话。2021年12月16日，摩洛哥最高上诉法院下令引渡他。⁵²

伊斯兰教育机构

伊斯兰教教育也成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维吾尔人进行跨国迫害的一种机制。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对伊斯兰教进行严厉迫害后，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支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恢复。党国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十所伊斯兰教育学院，包括在乌鲁木齐，并为学生提供学费和津贴，让他们接受正规的阿訇培训。这使当局对伊斯兰教的教学有了高度控制，并有权选择教师和学生。1980年代末，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国内伊斯兰学院学生的资助，而其他国家的奖学金迫使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到国外学习伊斯兰教。⁵³

中国以及国外针对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受到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巨大影响。全世界对伊斯兰教育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育的看法。在中国，政府将伊斯兰教育，特别是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教育视为不安全的根源。官员们将”分裂主义”这一说辞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重新包装在一起。

绝大多数情况下，维吾尔地区接受伊斯兰教育的机会在21世纪初开始逐渐减少。青年人被禁止参加清真寺的祈祷活动，也被禁止在地下宗教学校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在2014年宣布”反恐人民战争”和同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之后，停止伊斯兰教育和实践的势头大增。⁵⁴鉴于国际伊斯兰交流在”一带一路（BRI）”倡议中已经并仍可发挥作用，这种向压制伊斯兰教的转变似乎适得其反。⁵⁵

穆罕默德说，这一异常庞大的学生人数”促使中国驻开罗大使馆与北京协调，迅速采取行动，遏止学生人数 […]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海外宗教教育的态度在过去四年中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埃及，根据当地维吾尔族社区的说法，麻烦从2016年9月开始。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Muslim Scholars of East Turkistan）理事谢赫·马哈茂德·穆罕默德（Sheikh Mahmoud Muhammed）在此期间居住在埃及，他说，当埃及安全部门批准600名维吾尔族学生在爱资哈尔学习，使那里的学生总数到2017年达到3000人时，中国驻开罗大使馆感到很震惊。穆罕默德说，这一异常庞大的学生人数”促使中国驻开罗大使馆与北京协调，迅速采取行动，遏止学生人数，担心学生人数的增加可能在未来构成威胁。”根据穆罕默德的第二手证词，中国政府指责爱资哈尔未经其批准就接受中国学生。⁵⁶我们采访了一位匿名的维吾尔族学生，他也声称爱资哈尔大学有3000名学习伊斯兰科学和阿拉伯语的维吾尔族学生。⁵⁷埃及权利和自由委员会（以下简称”埃及委员会”）的萨拉·加布雷记录了迫害期间的案件，并呼应了这一说法，认为这可能是更大范围的埃及维吾尔社区支持爱资哈尔的原因。⁵⁸

2017年5月，在国外学习的学生开始收到中国当局的电话，要求他们在月底前返回维吾尔地区，否则会有严重后果。随着学生们开始听说有回国的人被拘留的消息，许多人发誓要留在埃及，直到他们的学期结束，甚至试图逃到土耳其，但被边防军拦住。⁵⁹根据加布雷的记录，2017年6月，在埃及的维吾尔学生开始接到电话，称如果他们不回国，他们在家乡的家人将被逮捕。⁶⁰同时，中国驻埃及领事馆下属的中国学生学者协会主席白克诚否认其知道有要求维吾尔人返回的命令。⁶¹

我们的匿名学生接受采访时说，维吾尔族学生在7月前的一两个月就听说麻烦要来了。那年4月，中国在维吾尔地区禁止了胡须、传统的伊斯兰婴儿名字和头巾，这是对国内外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黑暗预兆。在埃及的维吾尔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WhatsApp或低声交谈交换信息，他们都想知道中国要来抓他们的传言是否属实。一些人选择逃离埃及，前往土耳其或其他国家，但大多数人留了下来。有些人已经在埃及合法居住了十多年。他们相信，在爱资哈尔，他们会很安全，会远离中国的迫害。受访者说，当警察来找他们时，他们都感到很惊讶。⁶²与加布雷交谈的维吾尔人也曾相信爱资哈尔会保护他们。此外，加布雷转述说，有维吾尔人早在4月就被逮捕了。男人被逮捕并被失踪，而妇女和儿童则被允许逃往土耳其。根据她在2017年夏天未经核实的统计，在开罗迫害前的几个月，有400至500人被拘留。在此期间，估计有194人在曼苏拉被捕，那里有爱资哈尔的一个卫星校园。⁶³我们无法独立核实这一数字。

到2017年7月，埃及安全部门逮捕了几十名维吾尔人，其中大部分是开罗的爱资哈尔学生。根据阿拉伯语报告的初步估计，当月有70名维吾尔人在开罗的纳斯尔城区附近被捕，另有20人在亚历山大的阿拉伯塔机场(Burj al-Arab Airport)被捕。此后，又有报道称这一数字为200人。⁶⁴埃及权利和自由委员会也有相同的未经核实的统计数字。⁶⁵安全部门的迫害真正开始于2017年7月3日，警察突袭了开罗一家受欢迎的维吾尔族餐厅Aslam。根据当时的报道，这些被拘留者最初被关押在纳斯尔城一区和二区、埃尔卡里法、埃尔萨拉姆二区、埃尔诺扎和赫利奥波利斯等地的警察局。⁶⁶在这一轮逮捕/拘留中，有年仅十四五岁的女孩和儿童被逮捕。

在这一轮逮捕/拘留中，有年仅十四五岁的女孩和儿童被逮捕。

在2021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加布雷告诉我们，有70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纳斯尔市警察局，80名被关押在艾尔卡里法。与她接触的维吾尔族被拘留者反映说，中国官员用普通话进行集体审讯，并当着大家的面打被拘留者。在这些审讯中，大多数人被迫签署了文件，承认自己参与了恐怖组织。除了警察局之外，一些维吾尔人还被带到了莫干玛（Mogamma），这是一个为外国居民处理文件的综合行政大楼。那里的官员将没有合法身份的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并取消了其他人的合法身份，然后将他们送往第三国。在警察局，一些维吾尔人被中国官员挑出来，让他们在承认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文件上签字，然后他们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被送到中国大使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审讯，然后就失踪了。埃及人权委员会认为至少有三人被驱逐回中国，然后被处决，尽管他们无法核实这些细节。⁶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独立核实这一说法。

我们的一位匿名受访者说，最大的一波拘留发生在7月4日晚上9点左右。警察到维吾尔族学生的家里、餐馆里还有大街上抓捕他们。他们突袭了开罗维吾尔族的主要清真寺穆萨清真寺(Masjid Musa)。⁶⁸加布雷听说有两名维吾尔族男子在清真寺被捕，但当时无法核实细节。⁶⁹一些学生躲到了城市的其他地区，因为第七区——纳斯尔市——是著名的维吾尔族社区。很多朋友和同学间互相打电话，在WhatsApp上交换信息，急切地想知道他们是否安全。⁷⁰加布雷的祖父在一条维吾尔族人占多数的街道上拥有一栋楼，他回忆说，他看到维吾尔族妇女和儿童在夜里四处逃跑，而警车在附近绕来绕去。⁷¹

据报道，安全部门从房东和房地产经纪人那里获得了关于维吾尔人居所的信息。据逃离埃及的前学生阿卜杜勒·阿克尔（Abd al-Akhir）说，警察在进入他们的家并逮捕他们后，没收了学生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书籍，并搜查了”极端主义”思想的蛛丝马迹。阿克尔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说：”当迫害运动开始时，我和家人在外面，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了我。于是我带着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用了几个晚上才从开罗逃出来。最后，我和我的一位老师逃到了乡下。我们知道在机场有某个’通缉’名单。我很害怕，感谢上帝我不在那份名单上，并最终逃到了安全地带。”⁷²

加布雷还认为，当局的目标是拥有一份具体的名单。据她估计，安全部门官员会到一个地址去逮捕一个特定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在，他们就抓当时在那里的人。有时候，警察会来到维吾尔人的家里，给他们下命令，如你们在三四天内收拾好钱和文件，然后离开。加布雷告诉我们，有30名维吾尔人在开罗国际机场被捕；3至5人在亚历山大的阿拉伯塔国际机场 (Burj Al-Arab International Airport) 被捕，3人在沙姆沙伊赫附近的赫尔戈达国际机场 (Hurghada International Airport) 被捕，因为他们试图逃离该国。加布雷推测，在开罗以外的地方被捕可能是因为爱资哈尔大学在亚历山大的卫星校园可能接纳了维吾尔族学生。埃及的政治难民通常使用开罗以外的机场逃跑，因为首都以外的地方可能安全部门人员更少一些。埃及权利和自由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一起，试图向机场派出律师，协助逃离的维吾尔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拒绝。

有时候，警察会来到维吾尔人的家里，给他们下命令，如你们在三四天内收拾好钱和文件，然后离开。

虽然大多数被拦在机场的维吾尔人被允许逃往土耳其或马来西亚，但据加布雷统计，有三四个人被送回了中国。埃及委员会与大赦国际合作，核实了在2017年7月的迫害中，有12人被引渡回中国。加布雷怀疑，实际数字要高得多。⁷³大赦国际后来发布的公告称，被驱逐的总人数为22人。⁷⁴埃及委员会的消息来源是一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他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有时可以使用电话，但在当年的10月份失踪了。此后，我们获得的信息很有限。随着维吾尔人逃离埃及或躲藏起来，追踪被拘留者的命运变得非常困难。迫害使开罗和其他地方曾经热闹非凡的维吾尔族社区人数急剧减少。⁷⁵根据我们的《中国跨国迫害数据集》中的数据，我们估计自2001年以来，埃及发生了274起维吾尔人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案件。

我们在另一次采访中了解到，中国警方协调他们在迪拜的迫害行动，围捕那些逃离埃及迫害后试图进入阿联酋的维吾尔族学生。⁷⁶玛丽亚姆（化名）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阿联酋工作。2017年，她目睹了中国安全部门试图在迪拜拦截逃离爱资哈尔迫害的维吾尔人。据玛丽亚姆说，中国官员进入她在迪拜吃饭的一家维吾尔族餐厅，向顾客展示来自埃及的维吾尔族”逃犯”的照片，试图获得有关他们目前下落的信息。⁷⁷她告诉我们：”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玛丽亚姆的叙述说明了中国安全部门是如何协调他们在阿拉伯国家的行动的，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以寻找和胁迫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从一个国家逃到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国家的维吾尔人有可能受到无情的监视和追捕。因此，跨越国界逃亡的维吾尔人，往往冒着自己和家人的巨大风险，也无法逃脱中国政府的控制。

玛丽亚姆与警察的遭遇并没有因为她在迪拜餐厅的经历而停止。她告诉我们：

中国官员还到了我和其他维吾尔人居住的房子。他们说房主给了他们一个出租房间的广告，他们希望进来看看房子。然而，房主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打电话询问她是否允许他们进入。她说她从来没有给予过这种许可，并让我们拒绝他们进入。

据玛丽亚姆说，她所在地区的其他维吾尔人在那段时间也有类似的遭遇（便衣警察上门）。⁷⁸

几天后的2017年7月9日，一位安全部门人员在向埃及《al-Masry al-Youm报》发表声明时解释了此次迫害行动，他说：

这属于该国安全部门为检查外国人的住所而开展的正常安全程序检查，通过初步调查和对查获文件的审查表明，其中一些人违反了在该国的居住要求。⁷⁹

然而，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埃及当局从未对其他外国学生群体进行过如此严厉的迫害。同一消息来源还否认了有任何维吾尔人被驱逐到中国的消息。我们的数据显示，至少有46起经过充分核实的案件，其中维吾尔族学生被胁迫离开或被驱逐出埃及，然后在抵达另一个国家时被捕，另外还有30名学生被拘留后的详细情况仍不清楚。其中一些”选择”离开的学生，如萨米·巴里（Sami Bari），面临特别严厉的判决。萨米是一名学生，他在接到要求其回国的电话后离开埃及，后来被判处终身监禁。⁸⁰

我们的数据显示，至少有46起经过充分核实的案件，其中维吾尔族学生被胁迫离开或被驱逐出埃及，然后在抵达另一个国家时被捕，另外还有30名学生被拘留后的详细情况仍不清楚。

最初，爱资哈尔否认了大规模逮捕的消息。爱资哈尔媒体中心发表声明说：”爱资哈尔媒体中心密切关注社交媒体网站上流传的逮捕东突厥斯坦学生的消息，并否认在爱资哈尔大学校园内或任何爱资哈尔学院内有任何学生被逮捕”。然而，爱资哈尔的一名顾问穆罕默德·穆哈尼（Mohammad Muhani）证实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在埃及电视台说：”43人被逮捕，包括三名爱资哈尔学生。”⁸¹埃及委员会等组织和维吾尔族成员试图与爱资哈尔的行政部门联系，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⁸²

埃及媒体只对迫害行动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报道。《al-Masry al-Youm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中国政府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是其自然权利，这不是埃及的问题。文章还说，维吾尔族学生几个月前就应该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回国，从而就能避免这种遭遇。⁸³6月份关于埃及内政部和中国公安部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以及关于审讯时有中国安全部门人员在场的报道，进一步让人相信中国在爱资哈尔事件中的作用。⁸⁴埃及内政部长玛迪·阿卜杜勒·加法尔(Magdy Abdel Ghaffar)在2017年6月会见了来开罗访问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陈志敏。根据埃及政府的一份声明，他们在访问期间讨论了一些专门的安全领域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⁸⁵加布雷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表判断逮捕行动与这次访问应该有关联。⁸⁶鉴于北京长期以来认为维吾尔人是”恐怖主义威胁”的态度，以及迫害事件发生在这次访问之后的一个月，我们认为官员们很可能在陈志敏访问开罗期间讨论了爱资哈尔大学维吾尔学生的状况。

作为控制工具的朝圣之旅

中国试图控制朝觐，以使其穆斯林人口与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隔绝。前往伊斯兰教圣城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的朝圣，是穆斯林信仰的五大神圣支柱之一。穆斯林如果有能力的话，应该在他们的一生中至少参加一次朝圣。几个世纪以来，来自中国的穆斯林一直在跋涉到阿拉伯半岛。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郑和的记载，他是一名中国穆斯林水手，在十五世纪曾四次航行到阿拉伯半岛。⁸⁷

中共党国严格控制允许穆斯林进行宗教朝圣的人数。据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称，作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规定的配额制度的一部分，大多数前往麦加的许可证都给了陪同中国朝圣代表团的政府官员和保安。尽管一些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呼吁签署国和缔约国允许公民自由迁徙（例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但中国的法律限制了公民的迁徙⁸⁸），中国法律将穆斯林公民参与朝觐的机会限制在国家资助的麦加朝圣活动中。200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更明确地限制了穆斯林的行动，规定”朝觐活动由人民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团体组织。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组织此类活动。”⁸⁹

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负责监督中国公民参加朝觐的情况。宗教事务局的所有七个机构都负责与沙特政府协调，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组织和实施。所有其他机构都被禁止以任何名义或形式组织朝觐、乌姆拉或变相朝觐活动。⁹⁰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中规定了这些限制。⁹¹该文件规定，宗教事务局各机构负责制止未经批准为朝圣者组织朝觐活动。关于禁止旅行社组织个人出境朝觐的规定》（2005年）指出，朝觐是”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我国国际形象相关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宗教活动。”⁹²

北京在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限制朝觐，对发放旅行证件的第三方国家的活动进行监管。2006年，前往巴基斯坦寻求朝觐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根据一项估计，在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有多达6000人——被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拒绝签证，据称该大使馆正与沙特驻中国大使馆协调。⁹³维吾尔人被告知必须返回中国，否则将面临包括革职、取消退休金养老金以及惩罚家人等在内的后果。据称，一名沙特高级官员从沙特大使馆出来，告诉外面的抗议者，拒绝向穆斯林发放签证不是沙特的政策，沙特政府只是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不向维吾尔人发放签证。这一政策变化打乱了维吾尔族穆斯林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常规陆路路线。现在，维吾尔人只能在中国境内申请朝觐，这样中国可以更好地控制谁可以进行朝觐，并在他们朝觐时对他们进行监督。

维吾尔人被告知必须返回中国，否则将面临包括革职、取消退休金养老金以及惩罚家人等在内的后果。

中国以2014年的”反恐人民战争”为契机，将政策急剧安全化，出台了大量的监控手段，给朝觐带来了很大压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警方以宗教朝圣为借口，对参加朝圣的维吾尔人进行监视和监控。2018年8月，预计有整整11500名中国穆斯林参加朝觐。在离开中国前，一些朝圣者得到了国家发放的追踪设备，其形式为”智能卡”，挂在他们脖子的吊绳上。⁹⁴这些设备上有GPS追踪器和定制的个人数据。官方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辩称让朝圣者使用追踪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朝圣者的安全，朝圣时如果发生踩踏事件有时会致命的，并会引发国际事件。⁹⁵然而，人权观察指出，中国监控维吾尔族朝圣者并不是出于对朝圣者个人安全的担忧，而是因为政府官员担心宗教朝圣会成为”颠覆性政治活动的潜在掩护”。⁹⁶在中国有计划地消除维吾尔族身份表达的背景下，政府对朝觐的限制是与维吾尔地区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密不可分的。⁹⁷

在2014年至今的跨国迫害时期，中国监控技术的使用是一个独特的特征。随着华为等公司在麦加和麦地那扩大其业务，中国有机会挖掘穆斯林朝圣者及其在中国的联系人数据。2016年，沙特内政部和华为合作建立了一个统一安全运营中心（911），以处理朝觐季的紧急电话，其数量之大是沙特电信基础设施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⁹⁸虽然华为声称它不生产监控技术，但鉴于党国有能力利用与沙特的数据连接来迫害中国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该公司与沙特当局的合作是需要监督的。2019年，一名维吾尔族穆斯林在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边境被拦下，并被审讯了三天，因为他的微信联系人名单上有人在麦加”签到”。当局表示担心此人前往麦加进行非官方的朝圣，根据中国法律，这是犯罪。⁹⁹如果朝圣者在朝圣期间拨打911或在访问期间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序，他们或他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亲属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共正在收集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的生物数据，这是中国对朝觐安全化的一部分。艾哈迈德·塔利普(AKA Ahmetjan Abdulla)于2018年在迪拜被捕，他是在去当地警察局为其兄弟拿文件后被捕的，他告诉妻子，迪拜警方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他进行了血样采集。迪拜法院判决他应被释放，但当他妻子阿曼尼萨·塔利普去接他时，她却被告知艾哈迈德已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并被国际刑警组织关押。她向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呼吁释放他，但没有成功，迪拜的官员威胁她说，如果她继续追究这个案子，将拘留她和他们全家人并将他们驱逐回中国。艾哈迈德先生再次被转移；此后他妻子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她被告知，艾哈迈德被驱逐到中国，并在上次转移两天后被监禁。¹⁰⁰

2019年，一名维吾尔族穆斯林在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边境被拦下，并被审讯了三天，因为他的微信联系人名单上有人在麦加”签到”。

党国还利用朝觐作为一种手段，胁迫居住在较安全的欧洲管辖区的维吾尔人飞往沙特阿拉伯，他们在那里面临着危险。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人奥马尔·罗兹(Omer Rozi)说，他母亲被中国安全部门强行带去朝觐。¹⁰¹到了沙特阿拉伯后，他母亲每天给他打三次电话，敦促他和她一起去。他拒绝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电话中，他听到背景中有人对他母亲大喊大叫，这证实了他的猜测，即整个行动是被胁迫的。据报道，他安排了他的一位挪威朋友去看望他的母亲，在那里他受到了陪同母亲的情报人员的监视。警方后来给他打电话，提出了释放他母亲和两个也被拘留的兄弟姐妹的四个条件：1）不在挪威购买清真寺；2）避开挪威的维吾尔族侨民；3）不向土耳其的组织提供货币援助；4）为警方拍照和收集情报。¹⁰²

2020年10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隶属统战部）发布了”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的文件。该办法详细规定了42条条例，于2020年12月1日开始生效。该措施是限制性的，将朝觐者限制在60岁以上；还规定朝觐者在获准前往麦加之前要接受中国当局的安全检查。被批准的维吾尔人要在再教育中心接受培训，这使许多人不敢申请。在这些措施中，对允许前往麦加的中国朝圣者规定了地区和地方配额。所有的朝圣活动都要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和管理，对不参加朝圣的人进行刑事指控。¹⁰³第12.1条规定，朝觐者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将受到审查，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爱国和行为良好”的人才有资格。

这些规定，加上中国当局有跟踪和监视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的能力，使得朝圣变成了另一种控制和监视的工具。由于还有少部分中国穆斯林仍然可以前往麦加朝觐，党国便能声称他们已经保证了中国穆斯林公民的宗教自由。大多数中国穆斯林宁愿不提交申请，也不愿让他们的”爱国”态度和对党的忠诚度受到审查。任何考虑”非官方”朝圣的人都会面临刑事处罚。

护照武器化

维吾尔人获得护照是出了名的困难，最近的难民危机导致中国重新调整了护照政策的方法。2010年至2016年期间，多达3万名维吾尔族难民抵达土耳其，这些难民一部分来自整个东南亚的人口贩运网络，还有一个原因是在2015-16年的很短一个时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当局放宽了整个地区维吾尔人的护照申请要求。正如肖恩·罗伯茨 (Sean Roberts) 所指出的，这段相对宽松的时期让很多维吾尔人逃到了土耳其。¹⁰⁴尽管这一看似通融且短暂的中国政策其原因仍然不明，但罗伯茨猜测这可能是协助区域监控的早期举措，因为维吾尔地区的护照申请需要生物识别数据、声音样本和三维图像。¹⁰⁵到2016年10月底，该政策被取消，维吾尔人领取护照再次变得极其困难；许多人的护照从那年秋天开始被新疆公安局”保管”。控制维吾尔人流动性的措施也变得更加严厉。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喀什县拘留所泄露的警方文件显示，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一些维吾尔人仅仅因为申请护照而被送入再教育中心。¹⁰⁶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大使馆官员经常告知海外维吾尔人，更新护照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政府颁发的单程旅行证件返回中国，回到维吾尔地区，但在那里他们将面临任意逮捕或拘留。¹⁰⁷中国的护照程序和政策为其无视国际法而建立大规模监控系统提供了便利。¹⁰⁸

这些做法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族社区。据一位匿名举报人称，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人称，2020年1月，中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自2018年以来拒绝向维吾尔族社区发放任何护照，只提供返回中国的单程旅行证件。¹⁰⁹据同一举报人称，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学生向中国驻吉达领事馆发函询问为何不发放护照，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人称，2020年1月，中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自2018年以来拒绝向维吾尔族社区发放任何护照，只提供返回中国的单程旅行证件。

据一位匿名线人说，许多维吾尔人在护照过期前逃离沙特前往土耳其。¹¹⁰据同一受访者称，中国外交机构在2016年底短暂加强了与沙特阿拉伯维吾尔族社区的沟通。据我们的消息来源称，中国外交官询问维吾尔族居民在海外学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趋势”是什么，他们如何受到瓦哈比主义的影响，¹¹¹以及他们对沙特国内政治的看法。

根据同一消息来源，沙特维吾尔族社区的成员报告说，从2017年初开始他们与在新疆维吾尔地区的亲属失去联系。¹¹²他们在家乡的亲戚要求他们停止打电话，并且也不回复电话或微信信息。一些沙特维吾尔人向中国领事馆询问原因，但却被忽视，或者被告知”情况太敏感”，无法进一步询问。¹¹³中国驻沙特领事馆也在2017年停止为居住在沙特的维吾尔人更新护照，只为他们提供一张返回中国的单程票，而且几乎肯定会被拘留。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否认他们暂停了对维吾尔族”兄弟姐妹”领事服务的指控。¹¹⁴

根据同一份关键信息者访谈，发现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10名维吾尔族毕业生在自愿返回中国后，因在沙特阿拉伯学习过而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营。在发表本报告时，我们只能独立确认贾拉拉·拉赫马图拉(Jarallah Rahmatullah)是因此被关进拘留营。¹¹⁵他们都毕业于伊斯兰教法学院、神圣古兰经学院或达瓦学院。

这些事件是利雅得和北京之间更紧密合作趋势的一部分。自2017年以来，沙特当局已将至少8名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这些人要么是来沙特朝觐，要么是合法居住在沙特。沙特官员还公开表示支持中共党国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在2019年2月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政策。¹¹⁶2020年，沙特与其他45个国家一起签署了一份支持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大规模拘留运动的信函。¹¹⁷中国与沙特王国越来越多的合作是对沙特原有政策的一种颠覆，以前由于维吾尔人是受压迫的穆斯林，沙特保护他们成为永久居民。¹¹⁸

我们收集的数据还表明，对阿联酋境内的维吾尔人的监视和限制行动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我们对逃离阿联酋的维吾尔人进行了两次采访，他们都因为担心危险而要求匿名。一位受访者讲述说，从2012年搬到迪拜开始，她一直在迪拜生活得很舒服，直到2017年，她家乡维吾尔地区的警察开始盘问她的家人。”他们会给我哥哥打电话，问一些关于我的问题。他们还要求我哥哥把我的照片发给他们，”她说。经过三年新疆公安局官员不断地打电话发信息，她决定搬到加拿大，从那时起她就一直住在加拿大。¹¹⁹

同样，另一位从2008年到2019年7月居住在阿联酋的匿名受访者告诉我们，他在2017年之后也收到了来自新疆维吾尔地区警察的电话。”[维吾尔地区的警察]告诉我，他们去看了我的家人，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看他们，”他说。2019年他逃到美国后，与家人失去了所有联系。¹²⁰

“[维吾尔地区的警察]告诉我，他们去看了我的家人，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看他们。”

同年，一位名叫阿布力克木·优素福 (Ablikim Yusuf)的维吾尔族男子被关押在卡塔尔的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由于他说明自己处境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而受到被强行驱逐回中国的威胁。他说他没有护照，只有允许他返回中国的旅行证件。他的证词受到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的关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阻止将他引渡到中国。¹²¹阿布力克木先生最终被转移到美国。

V.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往来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往来并不是最近才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上的互动，两国拥有跨越多个世纪的王朝和哈里发兴衰的共同历史。虽然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为中国和阿拉伯官员提供了积极的话题，但它们对今天的中阿关系在技术上的作用微乎其微，¹²²其性质与各方的丝绸之路叙事有根本的不同。¹²³在二十世纪，中国起初在与仍然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时受到阻碍。中国还支持了阿拉伯半岛的革命运动，这也是海湾国家紧张的根源。¹²⁴随着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向埃及伸出援手，双方关系慢慢趋于平稳。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承认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运动（超过中华民国）。¹²⁵区域关系的真正发展势头出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重返国际舞台，同时，中国对石油进口的需求也在上升。

中国与本调查中的三个阿拉伯国家——埃及（2014年）、沙特阿拉伯（2016年）和阿联酋（2018年）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与两个国家——卡塔尔（2014年）和摩洛哥（2016年）签订了战略伙伴关系协定。¹²⁶这些协议不是联盟，因为中国自1982年以来一直有坚定的不结盟政策，¹²⁷而是中国在其外交政策中用来构建双边关系的框架，其中包括从贸易和投资到电信和安全等一系列政策领域的合作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伙伴国家建立跨国迫害的外交关系
埃及	1956
叙利亚	1956
摩洛哥	1958
阿联酋	1984
卡塔尔	1988
沙特阿拉伯	1990

表2.中国与阿拉伯伙伴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资料来源：国家和国际媒体。¹²⁸

*图片1.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贸易额（美元），2000-2019年。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¹²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学者安娜·海斯认为，”一带一路”可能是无计划的，¹³⁰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项重大的外交和经济倡议，将中国通过陆地和海洋与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连接起来，¹³¹并在2017年与”习近平思想”的其他宗旨一起被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¹³²作为全球”一带一路”倡议链条中一个地缘战略枢纽，维吾尔地区获得了来自北京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北京试图利用该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和地理联系来投射其影响力，并将货物运入欧亚大陆和中东地区。¹³³阿拉伯世界的22个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某种形式的”一带一路”协议。他们也通过阿拉伯联盟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¹³⁴

一带一路 “倡议伙伴国参与跨国迫害维吾尔人的活动
国家	最初的”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日期	出席2017年 “一带一路 “论坛	出席2019年 “一带一路 “论坛
埃及	2016	X	X
摩洛哥	2017		X
卡塔尔	2014		X
沙特阿拉伯	2016	X	X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8	X	X

表3.阿拉伯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家。资料来源：国家和国际媒体。¹³⁵

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多，中国对该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兴趣也在增加。维吾尔族人口（在阿拉伯国家通常被称为”突厥斯坦人”）从维吾尔地区流向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此前，东突厥斯坦酋长国和共和国相继成立，时间很短。来自中亚（主要是乌兹别克）和维吾尔地区的移民采用了”突厥斯坦人”的标签，指的是该地区的土著名称（”突厥斯坦”）。关于有多少维吾尔人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有关资料来源也大不相同。

20世纪80年代，散居国外的维吾尔人与他们在维吾尔地区的历史故乡重新建立了联系。随着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结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党国迎来了一个改革的时代，宗教仪式和实践在维吾尔文化生活中变得多起来。由于放宽了旅行限制，维吾尔族青年可以更容易地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方学习。许多维吾尔人利用政策转变的机会去朝觐，1979年朝觐被允许恢复。¹³⁶来自沙特阿拉伯富有的维吾尔人帮助促进了这些旅行。¹³⁷

到1988年，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地区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怀疑，担心保守的伊斯兰教义，如沙特瓦哈比主义，正在维吾尔人中扎根。¹³⁸由于担心国外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会在维吾尔地区流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迫害时代，任何维吾尔人不满情绪的表达都会受到零容忍对待，实际上是消除了民间社会批评国家政策的一点空间。1990年4月5日，据称由一个”伊斯兰民族主义团体”领导的示威活动在喀什附近的巴仁镇进行并导致了暴力事件。¹³⁹根据当时当地的一个报道称，这些抗议活动可能是为了抗议地方当局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出现的。当安全部门试图强行驱散维吾尔族抗议者时，爆发了暴力事件。官方消息称这些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并声称有22人死于暴力，包括7名安全部门成员。非官方消息来源估计有多达50名抗议者死亡。¹⁴⁰

中国目前的政策是要求维吾尔地区彻底汉化，并与阿拉伯国家的同胞隔绝。这些国家在穆斯林世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在维吾尔地区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仁起义和苏联解体这两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对西部边境的安全考虑。由于担心来自巴基斯坦的宗教信仰越来越多，以及随着边境地区出现后苏联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上升，中国当局开始对邓小平时代维吾尔地区宽松的政治氛围进行大刀阔斧的转变。这些对伊斯兰教的限制和对全球反恐战争的操纵，部分导致了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对维吾尔人的追捕，他们被视为可疑分子，被迫返回维吾尔地区，在那里他们几乎肯定会面临拘留和迫害。

VI. 总结

中国目前的政策是要求维吾尔地区彻底汉化，并与阿拉伯国家的同胞隔绝。这些国家在穆斯林世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在维吾尔地区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两个城市以及朝觐和乌姆拉朝圣的地点将沙特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每个角落联系起来。同样，埃及也是国际伊斯兰教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更关键的是它有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大学等宗教机构。阿拉伯国家和维吾尔地区之间的跨国联系现已在党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运动中成为了“武器”。

根据我们的分析，自2001年和全球反恐战争出现以来，阿拉伯国家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一直在增加。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将阿拉伯国家纳入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人跨国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阿拉伯世界各国对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文化吸引，无意中使中共党国的迫害运动变得更加有效。阿拉伯国家在人权方面的记录不尽如人意，它们渴望与党国建立有利可图的关系，是北京在跨国迫害方面的天然伙伴。

中国利用多种方法对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进行跨国迫害。这些方法最初只是在全球反恐战争和美国政府指定ETIM为”恐怖”组织之后，将维吾尔人称为”恐怖分子”，但后来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今天，中共党国利用IJOP来识别海外维吾尔人和其在国内的家人，通过向他们的家人施加压力来进行代理胁迫，开展公开抹黑活动来破坏举报人的可信度，并越来越多地利用统战工作来监视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人，限制朝觐，并恐吓在伊斯兰机构学习的学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在与该地区维吾尔有关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多，这似乎是一种趋势。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要求该地区政府承担责任，那么人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VII. 建议

根据本报告的结论，我们建议世界各国政府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育机构采取以下措施，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跨国迫害行为。

对各国政府的建议

通过保护维吾尔族难民的措施。各国政府应该为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建立安全通道，使他们能够在不需要联合国难民署处理的情况下申请重新安置。例如，美国国务院应考虑为维吾尔人设定更大的配额。同样，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应通过补充性的《维吾尔人权保护法》，给予维吾尔族和突厥族难民优先地位。
通过增加配额和简化程序加强难民安置计划。各国政府应增加来自中国和有可能向中国引渡公民的第三国的难民配额。世界各地的大量维吾尔人害怕申请庇护，以防政府或其他机构提醒中国官员。
有关政府应优先考虑政策和外交努力，以打击第三国政府在中国跨国迫害中的同谋行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安全部门在侵犯人权方面的秘密合作，破坏了法治和民主规范，违背了许多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
坚持不驱回原则。根据国际法，政府不得将个人送回他们有可能遭受迫害、酷刑、虐待或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
对负责跨国迫害行为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官员实施定向制裁。针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对维吾尔族侨民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应启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等国际制裁机制。通过启动这些规定，犯下这些罪行的关键团体和安全人员可以被冻结资产和限制旅行。
任命一名联合国跨国迫害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任命一个人，对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迫害问题进行”审查、监督、建议和公开报告”。联合国认可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将提高公众意识，并帮助有关国家合作打击这些做法。
提高难民署和其他从事难民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字安全。国际非政府组织受托管理难民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得到保护并保持机密。目前的程序和政策不一定能保证这些保护。
通过国际伊斯兰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和世界穆斯林联盟等组织的领导者。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可以重新讨论围绕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的问题，并起草一份批判性的回应，作为穆斯林世界的集体声音，这可以产生有意义的变化。这种多边途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保护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维吾尔族政策的支持。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坚定伙伴，这些国家对中国在维吾尔地区的种族灭绝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阿拉伯国家应该与这些天然的伙伴结盟，利用这种国际支持来实现政策转变，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现实，并制止中国在该地区的跨国迫害。

对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育机构的建议

大学官员必须与本国政府交涉，敦促立即释放维吾尔族学生。伊斯兰大学的官员对其本国政府有影响力。应该利用这些关系来寻找消失在中国难民营中的失踪学生和毕业生，并确保他们被释放。
为维吾尔族学生的注册程序提供便利。中国驻开罗大使馆阻挠学生获取在爱资哈尔大学注册所需的官方文件。伊斯兰大学应尽可能在注册过程中绕过中国官员，因为要求提供文件可能会使学生受到监视、拘留和可能被引渡。
确保其他国籍的外国学生不会受到阻碍其学习的安全部门骚扰。必须允许学生和平地继续学习，不受国家安全部门或执法机构的无故干涉。

关于作者

布拉德利．贾丁（Bradley Jardine）是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Wilson Center’s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和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的双重研究员。他还担任阿姆中亚事务协会的研究主任。

露西尔．格里尔（Lucille Greer）在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国和美国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期间完成了这项研究。她现在是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the Middle East）的一名外交事务专家。本报告中所有观点和意见都属于她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国防部的观点。

鸣谢

作者感谢维吾尔人权项目负责研究和宣传的高级项目官员爱丽丝．安德森（Elise Anderson）博士、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展、外联和研究官员里斯．汤普森（Reece Thompson）以及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主任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对本报告的专业审查和编辑，并向所有愿意为本报告说出其被跨境迫害故事的维吾尔族侨民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封面艺术：YetteSu（暂译：叶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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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执行摘要

II. 简介

III. 方法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