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性法律凸现习近平不愿意吸取八九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教训

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必须对1989年学生运动所要求民主、改革、自由之呼声作出回应

立即发布；
2016年 5月31 日；
美东时间: 14:45
联系方式：维吾尔人权项目，+1 (202) 478 1920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因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而失去亲人的家属表达其同情；同时，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中国政府对1989年北京大屠杀给予公开透明交待，并惩处当时参与屠杀、践踏中国公民人权的官员。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目前中国政府，未能吸取天安门广场屠杀教训而表达其关切。习近平政权以变本加厉制定法律遏制自由，替代了听取受害者家属正当诉求的机遇；维吾尔人权项目认为变本加厉制定法律遏制自由，只能使情势更加紧张不稳定。

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阿力木.斯伊托夫说：“我们决不能忘记1989年6月4日，那些在北京屠杀中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手的个体。这些勇敢的人们走上北京——中国首都的街头，向装聋作哑、拒绝民众对自由、民主改革要求的政府表达其意愿”。

斯伊托夫先生继续说道：“习近平的做法和1989年其前任的镇压政策一样；习近平以为可以通过制定专制法律可以遏制中国范围内要求有效、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程序的呼声。习近平的目的是维持共产党、个人及其同伙的权利，而不是中国公民之利益”。

2015年的2月，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了一份，包含几条概括性关切的、对中国新‘反恐法’表达深切担忧的简讯；该法于2015年12月27日通过，2016年1月1日实施；维吾尔人权项目认为：该法对‘恐怖主义’的模糊表述，对安全部队监督机制的缺失，以及对‘恐怖’案件报道设置的限制，将使中国政府拥有任意践踏维吾尔人人权指授权。

《反恐法》的实施，是习近平政权依法制形式压制中国公民社会空间行为；法律，如《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和《国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是全部权利集中于安全机关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法律的关切及其普遍，包括联合国官员和人权组织。

在1989年春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中，有一个维吾尔学生的身影——乌尔凯希∙道莱（Orkesh Dolet）（以中文名字乌尔凯希而闻名）；当时正在北京民族大学学习的乌尔凯希，在电视直播、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的对话中强调了中央政府应当听取人民对政治、经济改革的呼声。政府血腥镇压示威者之后，乌尔凯希名列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第二位。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前言声明：“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世界人权宣扬该声明，如同适用于二战后世界各国一样，也同样适用于2016年的专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