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珊·阿巴斯親歷的另一個9·11:我幾十個親人不見了

羅珊·阿巴斯畢生致力於捍衛維吾爾人的宗教自由和人權

2019-01-10

2018年9月11日那一天,著名的維吾爾活動人士羅珊·阿巴斯(Rushan Abbas)的姐姐和阿姨失蹤了,而在此6天前,她還在為很多人「被失蹤」的事件發聲譴責,「被失蹤」的人當中甚至有些是嬰孩。

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

我第一次見羅珊·阿巴斯,是在日內瓦,當時中國正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議,那天她身上掛的牌子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張一個維吾爾中年婦女的照片,上面寫著:「我的姐姐在哪裡?她是一名醫生,她不需要職業培訓。」事實上,被中共官方稱為「教育轉化」營的新疆大型拘留營,是人們遭受酷刑折磨、死於非命的地方,而中共卻說在押人員是宗教極端主義患者,並自稱為他們提供「職業培訓」是為了治好他們的「病」

羅珊根本不是什麼極端分子,她是維吾爾穆斯林,待人親切,並且她對現在所定居的西方國家評價很高,儘管西方也有西方的不好。她一直在西方努力捍衛維吾爾同胞的人權。其實羅珊以前在她祖國的時候也是人權活動人士,不過在美國這個舞台上的活動使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但同時也難免會給她帶來了一些痛苦。

在學生時代,阿巴斯女士就積極參與1985年和1988年新疆大學兩次提倡民主的示威遊行。1987年,她擔任新疆大學「科學和文化學生聯合會」副主席,該聯合會的創始人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現任主席多里坤·艾沙先生(Dolkun Isa),她就是從那時開始與他密切共事的。1993 年,阿巴斯女士在美國和其他人士聯合創立了美國第一個維吾爾組織——維吾爾海外學生及學者協會(TOSSA,總部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並擔任第一任副會長。她參與起草的章程和規章制度後來成為維吾爾美國協會(UAA)的藍本,並對促進其成立發揮了重要作用。維吾爾美國協會於1998 年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資助下成立,之後阿巴斯女士連續兩屆當選為副主席。1998年,美國國會資助成立「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維語部時,她是第一位維吾爾記者並擔任維語新聞主播。

2002年至2003年期間,阿巴斯女士利用其語言優勢為古巴關塔那摩灣的「持久自由行動」提供了援助。她經常向美國國會議員及美國國務院官員介紹維吾爾人民的人權狀況及其歷史、文化,向國會各委員會以及人權委員會提供證詞,還用自己的專長協助美國聯邦部門和軍事機構的工作。2007年,美國時任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布拉格會晤世界著名的維吾爾人精神領袖熱比亞·卡德爾(Rebiya Kadeer)時,阿巴斯女士擔任翻譯,同年晚些時候,她還在美國白宮向當時的第一夫人勞拉·布什(Laura Bush)介紹了新疆的人權狀況。 「新疆」是個漢語地名,維吾爾人更喜歡稱其為「東突厥斯坦」。

隨著新疆局勢的惡化,阿巴斯女士成立了促進人權和民主自由的「聲援維吾爾人運動」(the Campaign for Uyghurs)。

古麗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醫生與她的很多親人一樣不見了,無人知曉她的命運如何

古麗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醫生與她的很多親人一樣不見了,無人知曉她的命運如何

提起關塔那摩灣,人們會想到恐怖主義、關押,您怎麼會到那個地方去呢?

我之所以去關塔那摩灣,是因為曾有維吾爾人被關押在那裡。關塔那摩灣拘留營是一個軍事監獄,位於古巴海岸的美國海軍基地,「伊寧事件」後,22名維吾爾人曾被關押在那裡。1997年2月初,新疆伊寧(縣級市)爆發了一系列抗議活動,抗議政府處決30名倡導維吾爾獨立的人士以及打壓維吾爾人民族認同的暴行。示威遊行進行了兩天,2月5日,警察暴力鎮壓遊行者,並向他們開槍。中共政府官方公布當天的死亡人數為9人,但據我們估計,被殺的人數超過100,甚至多達167人,後來估計有1600人被抓捕。我剛才提到的那22個維吾爾人成功逃脫,一路逃到了與中國接壤的中亞國家。

但是,越過國界後他們又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上海合作組織(SCO)。2001年6月15日,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領導人在中國上海宣布建立歐亞政治、經濟和安全聯盟。上海合作組織協議於2002年6月簽署,並於2003年9月19日開始實施(2017年6月8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協議內容包括聯手打擊恐怖主義,也就是說,打擊中共定義並強加給其他國家的「恐怖主義」。總之,簽訂這個協議意味著,在對待維吾爾人的問題上,這些中亞國家往往對中國言聽計從:抓捕並遣返他們。

因此,雖然那22個維吾爾人從「伊寧事件」中成功脫險,但他們還得繼續逃,一直逃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這兩個國家是附近地區唯一能為他們提供保護的國家,而且免簽,這一點不同於土耳其、加拿大或美國。然而9·11事件後,當美軍襲擊阿富汗時,他們的噩夢開始了。他們在試圖逃離戰區時被一些巴基斯坦人抓住。為了領取懸賞金,巴基斯坦人說他們是外國援軍,並將他們以每人500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美國。但是中國從中設局,誣陷他們是恐怖分子,於是他們被帶到了關塔那摩灣。後來,經過200、2003兩年的全面調查,美國政府最後確定指控他們為「恐怖分子」是錯誤的,而且他們並未對美國及其盟友構成任何威脅。但在找國家收留他們時,問題來了,而且還是大問題。中國政府向各國施壓,讓他們不要接收、安置關塔那摩灣的維吾爾人。結果,這22個被誣陷的維吾爾人在關塔那摩灣被關了4至11年不等。

由於我是定居美國的維吾爾人,所以有一個在阿富汗戰爭中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的外包商聯繫上我,請我於2002年初至12月到關塔那摩灣當翻譯人員。我應邀前往,工作告一段落後就離開了海軍基地。但2003年4月,我再次接到邀請,讓我回去再待兩個月,所以我總共在海軍基地待了11個月。2006年,那22個維吾爾人的監禁變成了無限期關押,我加入了他們的辯護團隊,請求為他們頒發「人身保護令」(反對非法拘禁的一種緊急手段),辯護律師和我一起與奧巴馬政府密切配合,努力解決他們的重新安置問題。最後,他們被送往阿爾巴尼亞、百慕達、帕勞、瑞士、薩爾瓦多和斯洛文尼亞等國家。現在他們都自由了,正義得到了聲張。智利電影製片人帕特里西奧·恩里克斯(Patricio Henriquez)的公司總部設在加拿大,他的作品多次獲獎。他把這22個維吾爾人不可思議的遭遇拍成了電影《維吾爾人:荒唐的囚徒》(Uyghurs: Prisoners of the Absurd),於2014年10月10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新電影影展(Festival du nouveau cinema)上首映。我在這部電影中也有戲份,扮演我在這個故事中本來的角色。這部電影後來在英國、荷蘭、布拉格等地的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亮相,並在土耳其和臺灣成為紀錄片電影節的開幕影片。

您在新疆土生土長,也在新疆上學。在您的記憶中,那時維吾爾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土生土長,1989年5月離開。回憶起我在新疆的青少年時代,記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那段黑暗的時期過後,大約有10年的時間,維吾爾人的民族文化豐富而多彩,那時我非常開心。

那麼,是什麼讓您萌發來美國的念頭,又是什麼讓您決定留在美國?

我1989年5月9日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剛開始,我是位於華盛頓州普羅瑟的華盛頓州立大學灌溉農業研究與推廣中心的訪問學者,之後我被植物病理學系錄取攻讀研究生。你問是什麼讓我決定留在美國,那是因為,我到美國沒多久,1989年6月4日那天,中共下令在天安門廣場展開大屠殺。我看著坦克開進去開槍向人群掃射,這就是我不想回去的充分理由。

羅珊·阿巴斯與馬可·萊斯賓蒂出席2018年11月27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ESIA)召開的「關於中國維吾爾人大規模關押問題研討會」

羅珊·阿巴斯與馬可·萊斯賓蒂出席2018年11月27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ESIA)召開的「關於中國維吾爾人大規模關押問題研討會

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代表受迫害的維吾爾人投身人權工作的?

我在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就讀時,就一直積極為我的同胞爭取人權。到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新疆的騷亂等事件急劇增加,導致不計其數的維吾爾人死亡,我又開始投身人權活動。

「同一個聲音,同一個行動」是您的一項重大倡議,您能否具體談一談這個倡議?

從2017年4月開始,新疆局勢急劇惡化,但是國際社會、媒體和各國政府卻都保持沉默。可怕的暴行正在發生,全世界竟沒有一個人關注。維吾爾學院(Uyghur Academy)是2009年9月9日在伊斯坦布爾成立,旨在促進維吾爾民族科學和教育發展的團體;我的兄弟熱沙特·阿巴斯(Rishat Abbas)博士是維吾爾學院名譽主席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資深顧問,也是維吾爾美國協會和維吾爾人權項目的聯合創辦人。2017年10月,在維吾爾學院和熱沙特·阿巴斯博士的協助下,美國費城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組織了一次學術會議,我受邀加入專家討論小組。會議的目的是想辦法引起各大媒體關注新疆的拘留營(現在被中共官方稱為「教育轉化」營),帶領全世界的維吾爾人參與這項捍衛人權的運動。2018年1月,我突然想到可以組織一個全球性抗議活動,讓所有維吾爾族的海外活動人士及組織都參與進來。後來我想,由女性領導這些抗議活動也許可以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因此,我聯繫了全球各地的維吾爾族女性,並組建了一個小型咨詢小組來規劃活動細節。最後,我們組建了名為「同一個聲音,同一個行動」(OVOS)的WhatsApp小組,而這個小組的名稱又成為我所在組織「聲援維吾爾人的運動」一項倡議的名稱。 「OVOS」傳遞著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凝聚我們的聲音,與所有維吾爾組織和維吾爾活動人士一道,共同行動,抗議在我們祖國發生的暴行。」所以,3月15日,我們在聯合國總部前組織了示威活動,隨後又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駐地進行抗議活動。那一天恰逢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62屆會議在紐約召開,全球各地都組織了團結抗議活動,在美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法國、芬蘭、德國、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日本、英國等14個國家的18個城市共持續了22個小時。

你有一些在新疆生活的親戚失蹤了……

我婆家在和田的親戚都不見了。我公公是農民,今年69歲,我婆婆今年71歲。他們的三個女兒,三個女婿,一個兒子,一個兒媳全都不見了。從2017年4月起,我和我丈夫阿卜杜哈克木‧伊德瑞斯(Abdulhakim Idris)一直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我們擔心他們都被關進臭名遠揚的「教育轉化」營裡了。我們也不知道我丈夫的14個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現在在哪兒。他們最小的才3歲,最大的也不過22歲。他們可能被送到中國內陸的孤兒院去了。我們還聽說我丈夫的兄弟阿卜杜熱依木‧伊德瑞斯(Abdurehim Idris)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後來,我決定參加2018年9月5日在華盛頓特區的哈德遜研究所會議,以陪審團成員的身分揭露中共政府在新疆犯下的暴行,將我婆婆一家人的遭遇公之於眾。六天後,也就是9月11日,我的姐姐古麗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和我的阿姨同一天失蹤。我的遠親發來消息說我的阿姨已經被釋放了,但是我姐姐依然杳無音信。

你是否覺得他們被帶走是因為你從事捍衛宗教自由和人權的工作?

我的姐姐和阿姨被抓走,這很不可思議。他們既不是教育工作者,也不是作家、詩人,一點都不出名。兩人都沒有去過任何穆斯林國家,而且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我這樣說是因為很多維吾爾人因為出國而被懷疑與恐怖主義或外國勢力勾結,或者不會說普通話而因此被中共當局認為是無知落後或者民族主義反叛,進而成為中共打擊的目標。但是我姐姐是一家公辦醫院的內科醫生,她和我的阿姨都沒有哪點符合要參加所謂的「職業培訓中心」(拘留營)的條件。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她們被綁架的唯一原因就是被株連,是因為我在美國的活躍而成了遭到中共報復的受害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所有宗教的打擊非常嚴厲,他這麼做是最近才這樣還是一貫如此?

同時把矛頭對準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是習近平採取的新舉措,目的就是為了實現他統治世界的美夢。今天,東突厥斯坦的全體人民已經成為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的受害者,這是中國政府制定的傲慢強硬的發展戰略,欲在亞洲、歐洲和非洲大舉建設基礎設施和投資。「一帶一路」倡議現在已被重新包裝成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實現「中國製造2025」,成為製造強國夢想的路線圖,是以在2049年前「建成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為目標的三步計劃的第一步,用「中國特色」重新定義「國際化」。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Michael Pillsbury)在他的著作《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紐約,聖馬丁‧格里芬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東突厥斯坦被侵佔的領土正好處於中共這個統治世界宏偉藍圖的戰略中心。

話雖如此,但自1949年毛澤東侵佔東突厥斯坦後,中共政府一直在不遺餘力地試圖摧毀維吾爾的文化與宗教信仰。維吾爾人被扣上「民族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帽子,受盡了迫害。在美國9·11悲劇發生後,中共當局將他們自己幹的事說成是「反恐戰爭」,整個新疆地區因此背上這樣的污名。懲罰措施體現在民族文化上,並且密集實施:數百萬人遭到抓捕、監禁,他們並沒有因為什麼真正的犯罪行為而受到指控。每個縣、區和社區都有定額的抓捕任務需要完成。中共把所有的抵抗行為都說成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並以此為藉口發展監控體系,包括採集DNA,到處安裝攝像頭,使用面部識別軟件,給車輛安裝GPS跟蹤裝置,把整個新疆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

美國有很多人對維吾爾人表示同情。由參議員馬可·魯比奧(Senator Marco Rubio)擔任主席,眾議員克里斯托弗·史密斯(Representative Christopher H. Smit)擔任聯席主席的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正在將中國的局勢公之於眾,經常舉辦受迫害的新疆穆斯林的聽證會。你對此有何期待?

在我看來,美國以及美國政界人士對維吾爾人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從人權角度出發。每當談到維吾爾人所面臨的問題,美國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對的一邊。因此,我真的非常希望看到人們能採取強有力的重大舉措,比如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應對駭人暴行和反人類罪負責的中國官員。我還希望大家能夠支持《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這項法案是由魯比奧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成員羅伯特·梅南德茲參議員(Robert Menendez)和史密斯眾議員於2018年11月中旬聯合提出的。我還希望能派遣調查團前往新疆地區,或者延長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頻道的節目播出時間,這對於揭開新疆大規模拘禁等問題的真相並將其廣而告之至關重要。中共通過封鎖消息和媒體審查來操控社會輿論,關於新疆地區真實情況的報道受到攔阻。

很多人認為穆斯林人民和美國天生是對頭,但是維吾爾人的情況正好相反……

美國政府和立法機構一直非常支持維吾爾人的民主活動,從前面提到的1998年為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頻道提供資金,到後來釋放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灣的22個維吾爾人,還他們清白,能發展到今天令人欣慰的關係,這些都是轉折點。我相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最終會看清中共政府的險惡用心。中國民族主義不僅僅是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而且還想用極權主義理念及其制度取代世界民主和自由。目前在新疆所暴露的危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全世界不制止中共這種可怕的暴行,那麼世界將被黑暗籠罩,遍地充斥大規模的監控、鎮壓和邪惡的行徑,我們今天所知的自由世界將被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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