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与书同命运

资料图片:《古兰经》。(AFP)

2019-04-30

我出生在伊犁一个美丽的山村——曲鲁海乡,离伊宁市大约30公里左右。

我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末期,“文化大革命”的星星之火正准备燎原之时;等我稍微懂事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其轰轰烈烈、到处煽风点火的高潮期;因而,可以说“非常不幸运的”,文化大革命也给我留下了一点难忘的印象。

那印象里,最深刻的是“烧书”或曰“焚书”。

记得那是一个夏季的晚上,由阿克木别克·霍加(Hekimbek Hoja)的夏季官邸改造的公社大院里,像一座山一样,堆满了从乡里维吾尔、哈萨克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家里收缴来的中亚老突厥文的各类书籍,有《古兰经》、《古兰经注释》、《圣训》以及其他宗教书籍和印刷于苏联中亚的历史文化、小说等类书;大多数都是大部头的、厚厚的书;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

书要烧,读书的人也要批判;凡是家里搜出了书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都被拉来,沿着书山围成了半圆,他们胸前都挂着大牌子,被要求低头站在书堆边;爷爷和他的朋友、花白胡须的伊斯拉弗拉·大毛拉(Israpul  Damollam)站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全乡唯一的汉人、公社李书记喊叫了一阵后,民兵在书山上撒上汽油之后,将点燃的火柴一扔,“轰“的一声书山就点燃了;熊熊燃烧大火中,有人开始喊口号并打骂胸前挂着牌子的那些维吾尔、哈萨克精英,也包括我爷爷;我含着泪水望着颤颤巍巍站着的爷爷,心里极为难受。

突然,一个正揪着伊斯拉弗拉·大毛拉的胡子、打骂他的民兵,不知用什么点燃了大毛拉花白的胡须,“嘶”的一声,立即,空气弥漫着一股糊味儿。

人群出现了骚动,大喇叭里开始要求大家回家,说是批判大会结束了;我和只比我大几岁的叔叔一起一步一回头的看着熊熊火光中摇摇晃晃站着的爷爷,一万个不情愿的回到了家;我们想等爷爷回家,但睡眠征服了我们,也不知道爷爷是几点回到家的。

那个晚上,爷爷大概是因为不留长胡子而幸免于难;而伊斯拉弗拉大毛拉,据爷爷说,当晚被民兵押解到县里去了,再后来听说他被判刑了;后来,我也只是在八十年代见过他一面,人已非常老,弓着腰、拄着拐杖勉强能走一两步。

那次烧书之后,本来就没有书店的曲鲁海乡,家家除了红宝书之外,就只剩满篇毛主席像的教科书了,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书籍;似乎,人们忘记了书。读书的人,也因抓的抓、杀的杀,也没剩几个。

爷爷大概是属于乡里有先见之明的几个精英之一,他很早就把他大部分的书都给藏起来了;那些大部头的书,爷爷用布裹严实之后,埋到了果园墙角;其他一些书,爷爷藏到放农具、家什干果的储藏室里;因而爷爷的藏书,大都数幸免于难;但他还是非常小心,那时,我一直也没有搞清除爷爷的书到底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春、夏、秋三季,爷爷一般是坐在果园角落一棵大梨树下的木床上读书;爷爷的书都是一些书皮、书页都发黄了的、大部头的书;每次有人来访,一进院子,奶奶就会要我通知爷爷有人进来,爷爷一看到我,就会把书收起来,藏到床底,或枕头下面。冬天,爷爷一般是等夜深人静之后,再把窗户用棉被捂严实,等我们都入睡后,再在煤油灯下读书。

我有时半夜醒来,会发现爷爷在读书,在读那些大部头的、发黄了的书。

有时,爷爷会给我和叔叔讲一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现在想一想,大都是有关中亚那些新式教学(Jediddizm)倡导民族复兴先驱的故事;记忆中有伊斯马伊利·嘎斯普阿里(Ismayil Gharsipali)、加茹拉耶夫(Jarula)、穆萨巴耶夫(Musabay)、阿布都卡地尔·大毛拉(Abduqadir Damollam)、艾力汗·图热(Ilhan Torem)、阿合买提江·卡斯木(Ehmet Ependim)、麦斯武德·瑟比尔(Mesud Ependi)等中亚突厥各民族精英;偶尔,爷爷也会教我们背诵《古兰经》经文和古典维吾尔诗词。

每次我问爷爷他那些传奇故事、历史轶事都是从哪里来的时候,爷爷都会郑重的告诉我:“书,孩子,都是从书里来的;好好学习,多读书,走更远,开阔你的眼界;你的父母上学读书,走出曲鲁海乡到了哈密,你要超过他们,比他们走得更远;你的世界肯定会比我们的更宽广,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喜欢读书、嗜书如命的习惯养成,说是因了爷爷的影响,既不是夸张,也不是虚构。我第一次听说列宁、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也都是自爷爷听来的;教科书里学到的只有一个毛泽东和林彪。林彪出事后,教科书还被老师们拿去将有林彪那一页用浆糊给粘起来了,这样,就只剩一个毛泽东了。

爷爷讲述的那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激发了我对读书、学习的欲望。

我上乡小学之后,在要尽快读懂爷爷书本之渴望激发下,经过努力,我很快就学会了维吾尔新文字的读、写;但却很失望的发现,我还是读不懂爷爷的书;因为爷爷的书,是当时中亚通用突厥文的,而且大多是在现俄罗斯鞑靼斯坦的喀山印刷的,或是1944年“三区革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在伊宁市印刷的;对爷爷的书而言,我仍然是个文盲。

后来我来到哈密,进入哈密铁路第一小学学习;经过半年极为艰苦的努力,由完全不懂汉语,到能跟上班里的同学,再跃居为班里前几名。汉语,为我开启了另一扇读书的大门,我开始如饥似渴的读汉语书。

汉语书,是从读浩然的《金光大道》开始的,然后在哈密市发现了一个租书店,开始了一天两分钱租书读的少年时代。为了省下钱读更多的书,我白天读、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还几次被父亲发现训斥。我开始接触当时被禁的小说《播火记》、《红岩》、《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

记得第一次看到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当时也不知道巴金是谁,只是想要租来读,向柜台后的女士递过去书名条子,那位女士看看书名,然后看着我说道:“哎呀,你一个小孩子看这书,不合适呀。”当时我羞红了脸,书也没有借就走了。

上初中时,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开放”,铁路上也开始给“文化大革命”时期学习新维吾尔文字的维吾尔职工开扫盲班;那正好是假期,老师又是父亲的一位好朋友,所以我就找他问我能不能参加扫盲班一块儿学习刚恢复的维吾尔老文字;老师高兴的说:“只要你愿意来,我任何时候都欢迎你、孩子!”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又学会了维吾尔老文字的读、写;立即,我开始了对维吾尔语书籍的如饥似渴的阅读。这,不仅为我开启了读书了解世界的另一扇大门,同时也使得我得一机会重新认识我的民族及其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为我人生至今的为维吾尔人鼓与呼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维吾尔人文基础。

当时,维吾尔人,正在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阿布都热依木·武铁库尔、图尔贡·阿力马斯、阿布都拉·塔里布、佐尔东·沙比尔、阿伊贤姆·柯伊姆等带领下,正在由昏昏沉睡到苏醒,由苏醒走向民族复兴。

维吾尔语新书大量出版,尤其是有关维吾尔近代史的历史小说一本接一本;《抹不去的足迹》、《苏醒了的大地》、《足迹》、《激流漩涡》、《探索》等等;中亚突厥文古籍也被整理以现代维吾尔语出版,阿布都热依木·尼扎热的《艾里甫与赛乃木》、《热比娅与赛义德》,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玉素甫哈斯哈吉普的《福乐智慧》;包括波斯诗人萨迪·舍拉兹的《玫瑰园》、《蔷薇园》,费尔达维斯的《列王纪》等古典名著;我开始夜以继日的大量阅读这些书籍,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源泉。

记得为了买到一本作家卡哈尔的《滚滚的伊犁河》历史小说,我还曾专程坐一晚上的火车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通过叔叔的关系买到了一本《滚滚的伊犁河》之后,激动异常;未等到家,我在回家的火车上一晚未睡读完了那本书。

《滚滚的伊犁河》,因为是当时第一本写“三区革命”的书,且版量有限,不仅在维吾尔人中轰动一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现象;而且可能也使政府审查者的神经紧张;很快,这本书就没有了,也没有再版。

再后来,上大学了,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开始读更多的书,尤其是伴随当时的相对宽松,在大学里开始大量阅读一些有英文翻译、其他地方难于找到的有关突厥-伊斯兰历史文化的书;同时也大量阅读罗素、费尔巴哈、斯宾诺莎、弗罗伊德、韦伯等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的书籍;也开始阅读一些对苏俄及共产主义颇有微词西方学者的书,对马列共产主义的质疑也开始越来越强烈。

大学毕业,回到石河子当老师了,要读的书更多了。这期间,石河子、乌鲁木齐都开始出现了一些维吾尔人、回族人、汉人开的私人书店。经常买书和老板熟悉了以后,每次到书店,老板自己就开始悄悄告诉我,他有一些禁书;这样我读到了图尔贡·阿力马斯的《匈奴简史》、《维吾尔古典文学》等维吾尔被禁书本;买到了很多宁夏、甘肃各地出版的中文伊斯兰书籍,如陈克礼的《塔志(圣训)》、马坚的《回教真相》、马注的《清真指南》等;也幸运的读到了《山坳上的中国》、《雪白血红》、《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中文禁书;这些禁书尽管很贵,但使我眼界更开阔。

图尔贡·阿力马斯的《维吾尔人》一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政府的禁令,等于是为《维吾尔人》一书做了最大的广告;一时,乌鲁木齐又出现了洛阳纸贵现象,爱书的维吾尔人到处打听哪里能找到《维吾尔人》。

在没有维吾尔语书店石河子的我,更是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搞到《维吾尔人》;在我几乎要放弃时,一天,一位在石河子医学院教英语的美国朋友托马斯来找我,他说他向国外邮寄《维吾尔人》一书被邮局拒绝了;我一听心里暗自高兴,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没有办法了。我说:“托马斯,既然你寄不出去了,能否把书卖给我?”托马斯看看我,拿出《维吾尔人》对我说:“好吧,伊利夏提,我们是朋友,我当礼物送给你。”我高兴的抱着书跳起来了。

我不仅自己读书,而且也教育儿子读书;慢慢的,在我影响下,儿子也开始嗜书如命。当时因为工资不高,买书钱有限,对一般书籍阅读,我不得不依赖石河子唯一的、藏书有限的市图书馆;在借阅当中我发现市图书馆还有儿童阅览部分,这样我就给儿子也办了一个市图书馆的借阅证;儿子到学校给同学和老师讲了他在市图书馆办借书证的事。

记得学期末,我去参加儿子家长会。那天,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学生及家长的面说:“我们班唯一一个维族学生,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办了市图书馆的借书证,你们知道吗?他可是一个维族学生啊,你们呢,哪位办借书证了?没有吧?还不如一个维族!”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生气;班主任看似在赞美,但仔细琢磨,话里有话。

后来,因为民族压迫、政治迫害,我不得不仓促离家出走,沦落异国他乡,但无论走到哪里,我还是继续买书、读书。但临走之前,又经历了一次禁书;佐尔东·沙比尔描写三区革命前后背景的历史小说《家园》三部曲,出版发行不久,就被查禁;又是洛阳纸贵。好在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书一出版,就通过书店的朋友把书买回了家。

在马来西亚时,吉隆玻双子塔四层有一家书店,也有中文书籍。那家书店是我在国外接触的第一家书店;里面各类书籍的丰富多彩,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如获至宝,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家书店的书极其昂贵;所以,我基本上在书店里读,不买;好在国外书店就是不买书,也不赶人;我有时一坐一天。

记得当一本有关切·格瓦拉生平的英文书到该书店时,我因对格瓦拉的兴趣,特别想买那本书,但又因为当时的经济困境,不得不每天下班到书店读。

一位认识不久的美国黑人朋友在书店里遇到了我,看到坐在地上拿着电子词典正在读书的我,他好奇的问我是哪一本书使我如此着迷,当我告诉他是有关格瓦拉的,我特别喜欢,但书太贵,所以就每天来书店读,他笑着说:“佩服你,伊利夏提!”

书店要关门了,我恋恋不舍把书放下走到门口,惊讶的看到那位美国黑人朋友就站在书店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本《切·格瓦拉生平》。他走过来,对我说:“伊利夏提,我很高兴认识你,作为朋友,这是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请你接受。”我含着眼泪接受了这珍贵的礼物,嘴里喃喃细语“谢谢、谢谢。”

来到美国后,发现这里不仅书便宜,而且什么书都能找得到;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没有禁书;我找到了一直想读一读的,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赛义德·库土布的《路标》等在中国想都不敢想的书。

我又开始从新建立并扩充我的家庭小图书馆;一边不停地自亚马逊、二手书店购买各类感兴趣的书籍,收集任何有关维吾尔人的历史文化地理书籍;还通过朋友将留在了石河子的一些维吾尔文、中文书籍带出来了;当然,那些被中共禁了的书一本都未能带出来。在马来西亚搜集的中英文书籍,本来就随身带过来了的。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如维吾尔人十二属相的轮回;烧书、禁书,在我进入我爷爷当年目睹他的藏书被焚烧年龄的今天,我又手揣维吾尔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共禁书名单,又在目睹维吾尔人书籍再一次被禁、被焚烧;目睹维吾尔知识精英再一次被强制失踪、抓捕;再一次见证维吾尔文化、历史、传统、信仰被摧残。

似乎,对维吾尔人而言,近代的历史在不停地原地打转;黑暗,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但是,我读过的那些维吾尔、中西方思想先贤的书明确告诉我:焚书、烧书、禁书,都无法阻挡真理和思想的自由传播,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真相;黑暗不可能永远,黑暗之后必然是光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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