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民国之死》:我们的「东突厥斯坦」,你们的「新疆」

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前排穿黑衣者)與和闐烏理瑪|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2019-06-03

文:余杰

【穆罕默德・伊敏:你们的新疆,我们的东突厥斯坦】

(前略)

东突何以成为「东突」?

维吾尔人以及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并不认同中国官方使用的「新疆」这个名称(当然也不认同充满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色彩的省城的名字「迪化」,即为启迪、教化野蛮的土著居民),他们所使用的自我称谓是「东突厥斯坦」。「东突」这个词早在八世纪就已经出现在阿拉伯的地理学著作之中,而中国隋唐史也记载「东突厥」作为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一线以东的中亚地区诸政权的统称。

在这一广阔的区域之内,现存最早的原住民族是维吾尔族,人种和语言上属于突厥语族的一支。根据历史民族学的研究,突厥语族约六世纪兴起于阿尔泰山,可能带有匈奴血统,突厥语族现在是中亚与西亚各国的主体民族之一,如土耳其、亚塞拜然、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国,俄罗斯与伊朗也各有大量突厥语族的人口。东突地区原为佛教信仰,十到十五世纪期间东突与其他中亚地区逐渐完成伊斯兰教化,伊斯兰教成为统合该地区之纽带,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群与伊斯兰宗教文化样貌就此成形。《《1927:民国之死》:我们的「东突厥斯坦」,你们的「新疆」》

近代东突主义以及维吾尔民族意识的成形,得益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来自于俄国喀山的鞑靼人居住区域和土耳其。从语言来看,维族人使用的维语近似于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泛突厥民族的语言,维族知识分子更容易从这个语言系统中汲取文化思想资源。反之,精通汉文的维族知识分子是少数,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统一,对维族人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从留学生引入新文化新思想的层面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选择去欧美和日本留学,归国后带回留学目的国的思想和理念;新疆的维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则倾向于去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留学。这种不同的选择,也与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有关。

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是生活在俄国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加斯普林斯基。一八七八年,加斯普林斯基被推举为巴赫奇萨拉市长,从此在社会大舞台上施展身手:以文教启民为己任,创办报刊、革新教育、参与政治,成为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先驱。加斯普林斯基先后创办了《达夫里塔》、《铁尔米曼》(翻译家)、《民列特》(民族)、《妇女世界》等报刊。《铁尔米曼》从一八八三至一九一八年间连续出版发行,从未中断,是加斯普林斯基和俄国泛突厥主义的喉舌,在俄国海内外的穆斯林中产生巨大影响。这些报刊也流传到新疆,被维族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和传播。

加斯普林斯基掀起泛突厥主义是要对抗沙俄当局「强制同化」的政策,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突厥民族创立结合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共同语言」, 「这是从巴尔干半岛到中国长城、从波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到喀什噶尔的骆驼客都能理解的语言」。他强调,既要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又要把全体民众从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在他和一帮同仁的推动下,喀山成为俄国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着不亚于伊斯坦堡、开罗、贝鲁特的角色」。维族社会加深了与鞑靼社会之间的交流,是因为在作为被统治民族而寻求民族未来出路的问题上,这两个社会具有相似的地方。

然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用牛刀杀鸡,在严厉镇压突厥民族主义分子后,将突厥语穆斯林划分为多个民族,数十年的突厥一体化成效毁于一旦,从而使泛突厥主义在其发祥地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大难不死的残兵败将移师土耳其,图谋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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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维族从古典走入近代的转型期。工业的萌芽先从伊犁开始,一九〇一年,第一家电厂正式发电运作。与之相配套的是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位于喀什城市北面的阿图什县的工商业资本家穆萨巴约夫兄弟,是新式学校的先行者。他们投资开办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所新式学校。这些「对自己的民族抱有深刻的危机感」的开明派知识分子发现,传统的伊斯兰经学院的教育陈腐不堪,年轻人在其中学习五至七年,只能死记硬背部分《可兰经》经文,却连基本的阅读和书写都未能掌握,更不用说独立思考了。于是,他们推动普及新式教育——除了伊斯兰教育之外,同时教授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等近代科学知识。在一九一〇年代,伊犁、吐鲁番、奇台、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地先后建立起规模不等的新式学校。

这些新式学校从土耳其聘请一批学者担任教师。比如,应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土耳其学者艾哈迈提・卡玛尔来到喀什噶尔地区,于一九一四年,在依克沙克建立了维吾尔社会第一所师范学校。卡玛尔在学校中教学生演唱土耳其进行曲,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他希望通过教育唤醒维吾尔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识,让他们支持作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奥斯曼帝国。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思潮影响,一批维族知识分子将「东突厥斯坦」这个称谓由「他称」转变为「自称」。

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本身已经在西方的压力下岌岌可危,经过一战更是土崩瓦解,剩下的部分领土蜕变成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即便如此,土耳其居然还能向中亚输出伊斯兰及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跟随同清帝国一同衰落的中国儒家文化形成颇有意味的对照——原来在儒家文化圈中对中原文明顶礼膜拜的日本、韩国、越南等,目睹中国被西方列强击败和羞辱,纷纷抛弃儒家文化,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学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经历了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全盘否定儒家思想,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自身也转型成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外来的文艺复兴或精神启蒙是诱因,泛突厥主义之所以能吸引不同阶层的维族民众,更关键的原因是中华民国的宪制框架没有赋予包括维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应有的地位。维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宛如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黑人以及马丁・路德・金恩领导的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黑人的命运。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号称「五族共和」,却无力在边疆地区施行良政。新疆由自私自利、深具种族成见的军阀统治,从杨增新到金树仁再到盛世才,越发腐败和残暴。

据一九二八年中华民国内政部的国情调查,新疆的总人口为两百五十多万人,维族占百分之七十,汉族不到百分之十。但是,统治阶层几乎被汉族垄断。省政府机关的四厅一署(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和外交署)的首长全都是汉族人,地方行政体系的八个行政区和五十九个县中只有一个县长是维族人。杨增新常常以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名义给北京中央政府发电报,而各少数民族一无所知。一九二一年从新疆选出来的二十名国会议员中,只有三名是维族人,而且都是杨增新挑选的傀儡。

在经济上,各级汉族官僚及驻军更是对维族民众巧取豪夺,竭泽而渔:与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时相比,一九一五年新疆的农业税收中,对小麦的税收增加了两到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到五倍,饲料用草更是增加了十九倍。在文化教育上,新疆省政府一直实行强制维族进入汉语学校(学堂)接受教育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严重存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自然引起维族对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以及独立建国意识的高涨。

「民族之夜」的荣耀与伊敏后半生的颠沛流离

一九〇一年,穆罕穆德・伊敏・柏格拉出生于和阗市一个中等收入的宗教教师家庭,从小接受伊斯兰古典教育。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伊敏在和阗一所伊斯兰经学院任教。教学之余,他奔走新疆各地,积极联络有识之士,为民族解放运动做准备。一名普通的宗教学校的教师用观念改变世界,其力量可能超过国王或将军。这样的例子,在基督教世界里有反对罗马天主教、掀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马丁・路德,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有推翻伊朗国王巴勒维统治的基本教义派教士何梅尼。

一九三〇年,伊敏在伊犁与另一位东突厥斯坦建国之父沙比提・大毛拉会晤。一九二〇年代,沙比提毕业于新疆督军杨增新创办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之后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苏联等国游学,掌握了英语、土耳其语等语言,接受泛突厥主义思想。两人畅谈一夜,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一九三二年,伊敏与哥哥满素尔组建「民族革命委员会」,以东突独立建国为宗旨。次年一月,哈密暴动,南疆失控。库车、阿克苏相继被义军占领,驻喀什噶尔的省军师长金树智(金树仁弟)自杀,喀什行政长、南疆剿匪司令马绍武仅能保住喀什噶尔。伊敏与沙比提等召集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讨论并通过在和阗发动起义的决议,以及起义负责人的名单。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穆罕默德・伊敏组建的军队在和阗以北的墨玉县截获省政府由印度运来的军火,情势万分危急。二十四日,起义在和阗墨玉爆发,伊敏率军攻占墨玉县政府。马绍武无兵可调,伊敏进而攻下和阗旧城。二月二十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在和阗集会,宣布成立「和阗临时政府」(后改称和阗伊斯兰政府),伊敏自称帕夏(执政官)。随后伊敏派兵攻下且末、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县。

四月,义军进军喀什噶尔,此后半年间,这座古老的王城几度易手,战斗极为残酷。在维族占据的地方,发生了对汉族移民和回族居民的屠杀;汉族或回族的军队打过来之后,又对维族居民实施无情报复。这是一场没有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也是一场军人和平民界限模糊的战争。

一九二七年,受聘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新疆工作的瑞典学者尼尔斯・安博特,正好经历了这场惨烈的战争。他凭借胆略和运气逃过死劫,经印度回国。后来,他写下回忆录《驼队》,栩栩如生地记载了当时亲眼目睹的情形。他写道:「最近,那场战争狂潮给和阗造成的创伤历历在目。贯穿城市的一个宽阔地带里,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废墟。在战斗中,他们从城墙上向房顶喷煤油,并点起了火。」他还描述了伊斯兰军队执行严酷的伊斯兰法的场景:

四月二十日是巴札日,人挺多。我上街买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札四处转悠的士兵,讨厌的情景令我作呕。走在头里的大兵持一支长矛,矛尖上绑着一个人的手。犯人是个贼,跟在大兵的后面,光着脊背,右臂高悬,流着血,缠着绷带。士兵们走在身后,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怜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我偷了两只碗,罪大恶极。」

在游行期间,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弹射进被捣毁的汉人住宅。庭院里不断有战争发生。丈夫打妻子,母亲打儿子,兄长打妹妹,监工不时走上前来让所有的伙伴尝尝他毫不客气的鞭打的滋味。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各路义军攻克喀什噶尔城。十一月十二日,伊敏、沙比提等人在喀什噶尔坤启社区前的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当时有七千名士兵和一万三千名平民参加集会。在会上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举滞留在阿克苏的霍加・尼亚孜・阿吉为总统,萨比特任总理。泛突厥主义者称这次会议为「民族之夜」。

该政府的军政实权掌握住伊敏主导的「民族革命委员会」手中。伊敏的两个兄弟分别控制着莎车和英吉沙,伊敏则直接管理和阗。那个夜晚,既是伊敏一生最辉煌的巅峰,更是维族人独立建国的先声。在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风沙与烈火、鲜血与眼泪交融的时刻。

然而,失败来得同样迅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既没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义军多半是平民构成,使用的武器甚至有中世纪的大刀、长矛。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青海军阀马仲英的部下攻克疏附,伊敏从喀什噶尔逃回和阗。沙比提逃往莎车。五月,倒向省政府的霍加・尼亚孜・阿吉抓捕沙比提,将其押解往省会迪化。沙比提在迪化第二监狱被关押了整整七年,在狱中完成《可兰经》的维文翻译和注释。一九四一年,沙比提被盛世才杀害。

一九三四年四月,伊敏推举其兄满素尔为帕夏,建立和阗伊斯兰国。六月十二日,马仲英的先头部队攻克和阗,满素尔被杀,伊敏逃往喀喇古塔格(黑山),和阗伊斯兰国灭亡。七月二十六日,伊敏携数千人逃往英属印度拉达克的首府列城,后来又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据苏联官方提供的数据称,这个新政权最初约有民兵六万人左右,但装备低劣,除几千人逃往英属印度外,其余全部丧生,另有至少有三万至五万名平民在随后的政治清洗中遭到杀害。

武装斗争告一段落,伊敏回到书斋著书立说。一九四〇年,伊敏的维吾尔文著作《东突厥斯坦近代史》在克什米尔出版。这是第一部由维吾尔人书写的、完整反映东突厥斯坦近代历史的巨著。这本书详细记载了东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国的建立和覆灭的历史,以及满清和汉族地方军阀对维族的残暴统治,成为塑造现代维吾尔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经典。

一九四〇年代初,伊敏看到独立建国的希望日渐渺茫,决定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国民政府派艾沙・阿布甫泰肯访问阿富汗,邀请伊敏前往重庆。次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并正式与中国结盟。在新的国际格局之下,统治阿富汗的英属印度政府不愿继续庇护伊敏,以间谍罪将其逮捕。经国民政府交涉,伊敏回到中国,加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伊敏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专员。

在此期间,伊敏又开始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民族独立之战的序幕:与中国各类文人就有关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历史等问题展开笔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场论战以《中央日报》为阵地,而伊敏的论敌是能言善辩的中国历史学家黎东方。

经历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后,新疆成立联合政府。伊敏前往迪化,出任联合政府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同时,他还担任维吾尔文《自由报》主编、维吾尔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新疆学院名誉教授等职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联合政府因苏俄作梗而破裂,麦斯武德・沙比尔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他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位担任东突厥斯坦最高行政长官的维吾尔人,伊敏则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此时,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接连败北,连内地都守不住,更不用说保卫新疆了,这个任命的有效期屈指可数。

一九四九年秋,主政新疆的国民党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向中共投降,共军开进新疆。伊敏对共产党不抱任何期待,他从南疆出境,流亡印度。随着大量维族流亡者抵达印度,土耳其在印度的外交机构组织他们前往土耳其。一九五一年,伊敏抵达土耳其,此后定居伊斯坦堡。

在一九五〇年代流亡土耳其期间,伊敏致力于领导维吾尔移民中的泛突厥主义政治活动,他周游中亚和中东列国,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东突厥斯坦各民族的求救呼声。他还相继担任《突厥斯坦:学术、社会、经济和文化》(伊斯坦堡)和《突厥斯坦之音》(安卡拉)两份月刊的主编。同时,伊敏通过指示和阗的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墨玉、英吉沙、洛浦、和阗等地策动多起起义,但都未成功。一九五九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被捕,伊敏的残余势力被消灭。一九六五年,伊敏在土耳其去世。伊敏的侄子买买提・勒札贝金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军衔至将军,退役后亦从事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东突厥斯坦的漫漫建国路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尽管昙花一现,却留下宝贵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大会上,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公布了《建国纲领》,正式照会外界:「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求南京政府或国际联盟予以便利,协助人民,共同努力,以达最终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独立。」大会发布的《独立宣言》向外界宣示,终结中国在新疆(东突厥斯坦)的独裁统治。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拥有现代共和国的国家运作机构:在总理府之外,有军事部(国防部)、外交部、司法部、卫生部、教育部、宗教事务部等内阁各部门;还建立了中央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对出国人员颁发护照。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时,即有成文的国家宪法。宪法规定了国名、国徽、国旗、国歌。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为人天赋不可剥夺之权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有消灭来自于汉族独裁者的民族压迫、脱离中国的主张之外,也有推动维吾尔族社会实现近代化的部分。这反映了独立运动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利用瑞典驻喀什噶尔传教团驻地的印刷机,发行共和国《独立》双月刊。双月刊类似于政府公报,主要发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领导成员简历及其职务、职责,以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法令法规等。

当时,霍加・尼亚孜・阿吉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身份,「代表被压迫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向英国国王和英国政府发出求援信。求援信指出:「在(被中国统治的)最残酷的五十一年压迫中,蛮横的中国人以其日趋残酷的野蛮统治使我们的人民落到了如今的悲惨境地。中国(统治者)剥夺了我们的公民权,他们不让我们接触科学、工业、商业。中国统治者甚至无理到封闭了我们唯一的,即由国外带进来的用来印刷我们宗教书本的印刷机。」

他们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特别是换取武器:「我们寻求并希望得到不列颠政府的帮助,把我们从共产主义的恐怖瘟疫中拯救出来。更准确地说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国家的土特产品,如:丝、毛、皮,从您的政府换取武器装备。不列颠政府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我们可以要求您的政府将教育传播到(东突厥斯坦)人民中来。」

然而,英国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防范苏俄通过东突厥斯坦对英属印度渗透,不仅拒绝帮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反倒支持新疆的汉族统治者镇压「叛军」。英属印度政府给了金树仁四千多条枪,却拒绝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购买枪支的要求。

在大国的夹缝中,维族未能摆脱被利用、被出卖的命运。一九四四年,重庆政府调走盛世才,维族等少数民族再度举事,建立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这一次的国名中没有了「伊斯兰」的定语,说明这是一个像土耳其的世俗共和国。就此而言,这是第二共和国比第一共和国进步的地方。然而,第二共和国的建国者们将实现独立的愿望寄托于苏联,却无视苏联对其境内突厥民族的残酷统治。苏联一开始支持东突厥共和国的建国运动,国际形势变化后,为换取中国承认外蒙独立,收回了对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迫使其取消独立,与中央政府签署和谈协议。

中共政权于一九五五年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从苏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复制而来。「民族自治区」的地位似乎比一般的省要高,拥有更多自治权,其实中央政府实行更严苛的民族隔离和控制方式,这是现代版的「藩部」制度。这种制度在苏联并未成功,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一制度在中国同样无法成功。一九六〇年代,伊敏去世时,东突独立运动尚未成为一个爆炸性的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对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日渐严酷,激发了东突独立运动勃然兴起。相对于西藏、内蒙等地,汉维冲突的暴力程度日渐加剧。

近年来,各界对于缓和与解决新疆冲突的期望日益悲观,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代表温和派的声音呼吁说:「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他却被中共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中国政府的做法,等于将所有对于新疆统治有意见的温和人士,推向伊斯兰极端主义阵营。

近代以来,维族一直将土耳其当作突厥世界的榜様,土耳其由伊斯兰化的奥斯曼帝国转型为世俗民族国家的道路,或许是维族独立建国的最佳模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土耳其国民大会宣布废除长达六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和苏丹制度。次年,凯末尔当选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改革。在凯末尔执政的十五年,建立了坚强的土耳其共和国和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已成事实,对外关系有了良好基础,西方化迈出大步,世俗化也有同样的进步。

然而,自从主张政教合一的厄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理及总统以来,土耳其又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洲转向亚洲,从世俗主义转向伊斯兰,从民主转向独裁。厄多安宣布全面禁止社交媒体「推特」的使用,土耳其政府关押的作家、记者和律师的数量也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二〇〇九年七月中共镇压新疆维族的暴动,厄多安发表声明,声称土耳其人与维族同胞站在一起,并公开呼吁「中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这一野蛮行径」,由此他赢得了中国统治下的维族人以及流亡海外的维族人的尊重。但是,他在土耳其国内实施残酷镇压,变得跟统治中国和俄罗斯的独裁者越来越相似。

二〇一六年,土耳其发生了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厄多安借机大肆清洗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搁浅,其未来也变得混沌不明——土耳其的变局,让维族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的路线图,再度陷入困惑与迷惘之中。

相关书摘► 《1927:民国之死》:蒋介石(而非毛泽东)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的「颠覆者」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1927:民国之死(新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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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真正的「中华民国」早已被蒋介石埋葬!

民国十六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与清党,伐掉的不只是军阀,还有国旗、国歌与国会。
清掉的不只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的理念与良知。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完成了被国民党史观学者歌颂不已的「北伐」与「清党」。然而,透过不同的史料分析,后世发现真相是「北伐」推翻了当时合法且广受世界各国承认的北京政府,而「清党」不仅以血腥屠杀殃及大量无辜,种下国共两党的血海深仇,随后国民党更效法了苏联的模式,建立党、政、军一把抓的权威体制。

若以1927年为分界线,这一年的前后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民国」。1927年之后的南京政府,抛弃了北京中华民国政府之法统,国旗、国歌均被变更。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当中,国会和最高法院都有名无实。此后二十二年,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坐视农村经济凋敝,又与城市新兴资产阶级为敌,虽然对日抗战有功,最终仍丢掉中国大陆。

本书特色

  • 第一,破除党国教育迷思,澄清历史真相

1927年(民国16年)前后发生的几件大事,诸如蒋介石发动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是否真的是为国为民?北洋政府施政如何,是否真的离心离德?国民党铲除共产党导致宁汉分裂真相是什么?关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过去国民党主导的教育提供的只是片面的观点,大多台湾读者是不了解复杂的原貌。中国著名海外异议人士余杰效法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利用最新的多元史料对民国16年前后的历史进行横向的剖面解析。他主张,真正能继承中国民国的法统与理念的政权,早在民国16年就被消灭了。唯有认清这点,我们才能进一步对现今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公平的评价。

  • 第二,民国人物精彩点评,还原多元历史面貌

本书采取传记体裁,以25位当时人物的生平为稜鏡,透视时代无情的脉动。其中既包含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梁启超、胡适、张作霖、蒋介石、汪精卫等重要文人、政治家,也试图从多元角度来看待当时的民国,因此涵盖了一般刘大鹏(农民)、陈光甫(商人)、达赖喇嘛十三世图登嘉措、川岛芳子(少数民族领袖),与鲍罗廷、史迪威(外国使节)等等。余杰考察大量文献,对每个人物的生平、性格、人生中的关键转折,与在大时代中面临的无奈都有深刻的描写。《1927:民国之死》不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悲欢荣辱、成王败寇之深刻点评。

  • 第三,创造性破坏,从被忽视的角落寻找未来希望

余杰一方面主张「中华民国」以颠覆今日两岸华人对民国的迷思,但另一方面也在国民党、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看到了光明的一面。在体制隳坏、独裁集权之前的中国,一度有着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因此余杰也相信,采行联邦制、赋予地方更多自主、自治的权力是未来中国改革必须的方向。

《《1927:民国之死》:我们的「东突厥斯坦」,你们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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