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新疆的「瑞典宣教团」(下):促进维吾尔认同的福音使徒

1892年瑞典行道會決定正式派遣宣教士,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建立宣教站——這也是新疆史上第一座基督新教據點。圖為1925年葉爾羌(莎車)宣教站慶祝瑞典傳統節日「露西亞節」。 圖/瑞典行道會 

2020-04-24

在十九世纪后期,属于瑞典新教主流教派信义宗,经「自由教会运动」(Frikyrkorörelse)鼓舞而脱离瑞典国家教会的瑞典行道会(Svenska Missionskyrkan,当时旧称为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积极差派宣教士至中非、高加索地区、印度及中国河北等地,设置长期的宣教据点,甫建省的新疆,则是位于各大宣教区间的地理空缺。

经数次探勘考察,1892年瑞典行道会决定正式派遣宣教士,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建立宣教站——这也是新疆史上第一座基督新教据点。日后在农业绿洲英吉沙和叶尔羌(莎车),行道会也扩张设立了工作站。

瑞典行道會在喀什建立的宣教站。那是個內亞「大博奕」的時代,長期在新疆南部耕耘、正...

瑞典行道会在喀什建立的宣教站。那是个内亚「大博奕」的时代,长期在新疆南部耕耘、正式设置组织机构的欧洲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俄国和瑞典。 图/瑞典行道会

那是个内亚「大博奕」的时代,长期在新疆南部耕耘、正式设置组织机构的欧洲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俄国和瑞典。英国于1892年起在喀什建立起商务办事处,俄国自1882年起在喀什设有领事馆;前者企图将印度的殖民版图北拓,后者的目的是将俄国突厥斯坦的领地继续向东南扩张。在英俄的外交角力、明争暗斗之间,瑞典宣教团像是个特殊的缓冲,受到两大殖民帝国代表的看重。

例如1909年建立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即是领事马继业(Sir George Macartney)委托瑞典宣教士Lars Erik Högberg设计、监工建成的。起名为「秦尼巴赫」(Chini Bagh),一个由英语与维吾尔语混合而成的名称,意为「中国花园」(Bagh,باغ,维吾尔语的花园、公园之意)。这里是曾是中亚旅行者的重要集散地,例如日后莫高窟经书研究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时任俄国军官,日后成为芬兰开国元帅、带领芬兰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948年英國外交人員撤離,建物多次挪作他用,後改稱為其尼瓦克賓館。目前這棟百年...

1948年英国外交人员撤离,建物多次挪作他用,后改称为其尼瓦克宾馆。目前这栋百年建筑的部分建物依旧座落在喀什老城区的北部,秦尼巴赫被喀什最为高耸醒目的「皇家大酒店」承包、改建为汉餐厅,目前正停业中。 图/作者摄影提供

1948年英国外交人员撤离,建物多次挪作他用,后改称为其尼瓦克宾馆。目前这栋百年建筑的部分建物依旧座落在喀什老城区的北部,周遭的环境和历史文献中的记述吻合:位于城北的一块高地上,可以俯瞰绿洲的北部景观。目前,秦尼巴赫被喀什最为高耸醒目的「皇家大酒店」承包、改建为汉餐厅,目前正停业中。藏身于挂有红色「三股势力是最大的黑恶势力,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宣传布条的酒店之后,秦尼巴赫看上去相形低矮。

当地政府设立历史文物告示牌后,似乎没有花太多心思维护,秦尼巴赫室内堆满杂物、建物后半严重坍塌。唯一可辨识的,是瑞典宣教士设计的楼面和窗户。笔者造访时,建筑后的土坡下,有位维吾尔老人在捡拾酒店垃圾车里的杂物,一旁还有堆篝火,正烧著垃圾。事过境迁。

在那个秦尼巴赫最为光彩,各国访客来来往往、欧洲势力极盛的时代,新疆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吗?其实是有的。

新疆沒有其他的基督徒嗎?其實是有的。圖為瑞典行道會收藏的維吾爾基督徒檔案照片。 ...

新疆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吗?其实是有的。图为瑞典行道会收藏的维吾尔基督徒档案照片。 图/瑞典行道会

在一趟前往位于喀什与英吉莎之间沙漠的伊斯兰圣裔墓地的旅程,Törnquist遇见两位自称是基督徒、来自其他省份的汉人。其中一位基督徒被当地穆斯林暗称为「王」 (padishah,پادىشاھ),因他靠开当铺和放高利贷赚了巨额财富。当时南疆的当铺多半是由汉人或印度人所经营(二十世纪初期的南疆,有相当比例的英属印度移民定居,他们专营跨境贸易和开当铺,特别是在英吉莎与和田两地,也因此这批印度裔商人常和当地的维吾尔人发生冲突,令英国驻喀什的外交官为调解纠纷而疲于奔命)。

因当地人谨守伊斯兰戒命不从事放贷来赚取利息,但贫穷与收成不定,导致人们极其需要现金周转,所以还是得向非穆斯林借贷。据记载,这两位基督徒所放的贷,每周利率大约3%。无怪乎「放贷、开当铺的中国人」是维吾尔俗谚与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负面角色。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欧洲教会组织在新疆运作,例如来自英国的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杭特(George Hunter,汉名胡进洁),自1906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据点,工作团队还包括几位来自苏格兰、受过高等教育与医学训练的宣教士,目前仍可在乌鲁木齐市近郊的公墓找到几位英籍宣教士的长眠之所。此外,新疆北部也有天主教和俄国东正教的教士,但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依旧是在当时人口聚集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带工作的瑞典团队。

在一趟前往位於喀什與英吉莎之間沙漠的伊斯蘭聖裔墓地的旅程,Törnquist遇見...

在一趟前往位于喀什与英吉莎之间沙漠的伊斯兰圣裔墓地的旅程,Törnquist遇见两位自称是基督徒、来自其他省份的汉人。图为瑞典宣教士John Törnquist拍摄纪录的喀什系列照。 图/Europeana Collections 

▌瑞典宣教站

在新疆的四十余年时间,喀什宣教站以处境艰难而著称。一方面是来自地方社会惯行的文化与伊斯兰实践,对外来、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欧洲人始终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敌意。另方面则是政治局势不甚稳定。

根据瑞典John Hulvall所出版的历史研究书籍《宣教与革命在中亚:东突厥斯坦的瑞典行道会宣教团 1892-1938》,位于城墙西南侧的喀什宣教站建造时,街坊谣传著瑞典人「要来盖堡垒」,诱导维吾尔人改信别的神,且「降雨和雪都因而减少了」。但在英、俄两国使馆的支持,清国政府无力反对的情况下,瑞典团队逐步站稳了根基。

草创初期,整个团队的成果寥寥,信者渺渺,宣教士Lovisa Engvall的信件纪录也证实了此事:1900年至1912年间,一共只有五个穆斯林改宗并受洗,第一次为当地人举行洗礼甚至引起喀什城里的骚乱,而这五位之中,一位被家族谋杀、一位失踪、一位前往麦加朝圣后失踪,剩余的两位则因为死亡威胁而住在宣教站里。

來自地方社會慣行的文化與伊斯蘭實踐,對外來、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歐洲人始終抱持著一定...

来自地方社会惯行的文化与伊斯兰实践,对外来、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欧洲人始终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敌意。图为瑞典宣教士John Törnquist拍摄纪录的喀什系列照。 图/Europeana Collections

遭到维吾尔社群的孤立,绝大多数的工作投入看不到进展,再加上联外所需的邮务和电报系统不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教团与瑞典的联系几乎中断),团队气氛长期低迷。斯文.赫定即曾在探访后如此写道: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抱歉,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的工作没有成果,他们的生活空虚。一切都是无用。」

除此之外,还需面对来自后方的压力:瑞典总会曾为了节省经费,计划将原先七年一任的派遣期延至十年。该提案遭到驻地人员的强烈反弹,援引同样常驻喀什的俄国外交人员轮替政策,指出常驻十年的决定近乎是「只会用于罪犯身上的惩罚」。然而囿于政治动荡,多数宣教士的驻地时间依旧超过常规,达十年以上。

「我對他們感到非常抱歉,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他們的工作沒有成果,他們的生活空虛。...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抱歉,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的工作没有成果,他们的生活空虚。一切都是无用。」图为访问龟兹(库车)的斯文.赫定。 图/瑞典行道会

在地耕耘十余年后,宣教事业的成长依旧缓慢(1918至1933年的15年间,在另一笔记录里,共计163位当地人改宗受洗),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他们逐渐被地方的维吾尔社群所接纳。每周日礼拜时间,在宣教站聚集的人数可达到两百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看热闹的——当地人对瑞典人行事的兴趣远大于基督教。也因为如此,宣教站的工作内容以医疗、教育、印刷出版等为主,目的是希望从生活各层面接触更多维吾尔人。

事实上,医疗援助并不是宣教团最初的计划,但前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非专业出身的宣教士只得靠著有限的物资和医疗书籍,按图索骥给予救护。此外,基础医疗器具也得由他们依照教科书的指示、请工匠配合锻造,就连消毒用的药用酒精,都得自行蒸馏制造。初代宣教士Högberg即在回忆录里记述:「⋯⋯并不是宣教士们想要学习专业的医学知识,而是迫于现实,实在是没有专业训练过的医生愿意加入宣教站医院的工作。」

「⋯⋯並不是宣教士們想要學習專業的醫學知識,而是迫於現實,實在是沒有專業訓練過的...

「⋯⋯并不是宣教士们想要学习专业的医学知识,而是迫于现实,实在是没有专业训练过的医生愿意加入宣教站医院的工作。」图为1936年在中国的瑞典宣教会行医医生。 图/瑞典行道会 

在庞大的需求下,他们盖了一栋专用于接待、医治病患的建筑,为其起名为「毕士大医院」(Betesda,取义自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同时也派遣了几位同僚,趁返回瑞典休假时,于隆德大学接受正规医疗训练后,重返新疆行医,组成南疆第一组的西式医疗团队。以1904年为例,全年寻求治疗的病患超过2,400人次,最为常见的病例是外伤、各类发烧和消化器官疾病。数年后,求医的病患增加到每年12,000人次以上。

尔后,宣教站也因医疗服务而在各绿洲间极富盛名,人们不远千里前来求医,有的病患甚至来自帕米尔高原另一头的喀什米尔与阿富汗北部。无论贫富种族,医院来者不拒,稍有身份地位仅要求自由奉献,贫困者则不收取一分一毫。

教育方面,瑞典团队在各工作站皆成立了学校。以南部大城叶尔羌为例,学校收了40位学童,主要教授的课程包括维吾尔语的读写、算数、地理和自然科学,宣教士甚至定期邀请清真寺的毛拉到学校,教导学童祈祷与关于伊斯兰的基础实践,以确保所学不会与日常社会脱节。

對於語言的興趣,也延伸、促使工作站開設了自己的印刷站,圖為當時瑞典宣教站的印刷設...

对于语言的兴趣,也延伸、促使工作站开设了自己的印刷站,图为当时瑞典宣教站的印刷设备。 图/瑞典行道会

尽管生活艰辛且忙碌,宣教士们仍旧对当地语言有著浓厚兴趣,甚至曾为了争论谁的维吾尔语圣经译本较为正确,而结党内斗、甚至严重到宣教士因此离开新疆。这样对于语言的兴趣,也延伸、促使工作站开设了自己的印刷站,翻译维吾尔出版品、传授印刷排版技术。这是瑞典人对维吾尔族的另一大影响。

1912年,一整套印刷机具的部件螺丝从瑞典装箱、出发,乘著俄国的火车运至塔什干,再由马队驼著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作为南疆唯一的一间印刷站,它不只发印基督教相关的文宣(福音手册,以及Lew Wallace的《宾汉》前六章的维吾尔译本),也曾协助印刷政府政策文宣(第一次东突厥斯坦成立,政府发行的钞票也是他们印的),以及瑞典文直译成维吾尔文的基础教科书、医学书籍、科学读物,还有全世界第一份维吾尔现代月历。往后印刷站更发行了维吾尔语报刊且延续多年(1933-1937),促成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论辩。

不只發印基督教相關的文宣,也曾協助印刷政府政策文宣,以及瑞典文直譯成維吾爾文的基...

不只发印基督教相关的文宣,也曾协助印刷政府政策文宣,以及瑞典文直译成维吾尔文的基础教科书、医学书籍、科学读物,还有全世界第一份维吾尔现代月历。图为当时的各类印刷物。 图/瑞典行道会

例如留学返乡的知识份子们在报刊上论著「我们是谁」的问题: 当时的知识份子普遍认为「我们是穆斯林」是正确但不充足的答案——相较当时民族主义浪潮下,世界其他被广泛认可的国族认同,当时的知识份子认为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住民,需要一个能够代表集体、并延溯至祖辈历史的称呼。

此外,伊斯兰改革派青年,则是在报刊上辩论著当时惯行的墓地朝圣与苦行乞讨,是否符合经典和圣训的教导,进而讨论遍布南疆的苏非派圣人墓地在伊斯兰信仰中的定位(关于维吾尔文化中的灵魂观,可参考前文〈入土不必为安?维吾尔文化的「墓地生死观」〉)。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维吾尔报刊搜藏,主要包含了1930年代发行的三份刊物,现典藏于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

如此种种过程,促进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住民得以自原先共有的认同更进一步,彼此讨论、想像一个理想维吾尔社会的各式可能性,也巩固、参与建构了当时尚未普及的——以「维吾尔」作为集体身份的认同模式。

如此種種過程,促進塔里木盆地各綠洲住民得以自原先共有的認同更進一步,彼此討論、想...

如此种种过程,促进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住民得以自原先共有的认同更进一步,彼此讨论、想像一个理想维吾尔社会的各式可能性,也巩固、参与建构了当时尚未普及的——以「维吾尔」作为集体身份的认同模式。 图/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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