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派1000万人次「三下乡」 「文明化」背后的阴谋

2019-05-05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认为优秀的文明能够引领世界。1000万人次「殖民地开拓先锋」正在待命,以完成中共将落后的少数民族「文明化」的任务。

作者:马可·莱斯宾蒂(Marco Respinti)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国际版的报道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刻意​​和自豪:「中国计划2020年前动员1000多万青年志愿者帮助推动农村地区的文化、科技和医疗发展。地方官员说,一些农村地区有才干的年轻劳力严重外流,此举将起到扶持振兴这些地区的作用。」这是中国共青团最近公布的一份文件的内容。

一个无所不用其极、动用各种高科技设备控制全国人民的极权国家,国家怎么说百姓就只能怎么做,国家让做什么百姓就只能做什么,想必分析一下其口中的「志愿者」这个概念一定很有意思,但我在此重点想说的是,中共为了「革新」其认为落后的一些疆土及那里的人们,不惜派遣大批人马前去进行殖民式思想教育。

中共官方宣布的特别工作组成员将成为「兼职基层干部」,培训被中共政府派去农村地区的技术青年,以扭转技术人才从「次发达地区涌向资源更丰富、收入更高的发达地区」的趋势,正如湖南省某副乡长张林斌(Zhang Linbin音译)所说,这些共青团「志愿者」们将使用科学技术培训那些在「乡村治理」方面有才干的技术青年,帮助乡村「革新」其传统的发展模式。《环球时报》指出,这项新政策「誓言建设一批农村青年创业就业培训基地,争取到2020年培养出20多万名青年带头人」。

如果对中共报纸使用的语言进行解读,这意味著中共政府正开展一场大规模运动,欲对国内大部分地区进行再教育,以便让当地人「脱胎换骨」,达到预期水平,从而达到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标准。新时代社会主义是习近平自2012年跻身中共高层,2013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制定并实施的政治纲领。

这股政治之风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即破除中共执政前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中共想通过摧毁所有被其定为与红色思想不符的文化元素,以达到让整个中国社会「共产化」的目的。

英国的日报《卫报》也刊登了类似的报道,文中提到了对中共「再次使用50年前」的「残忍」「手段」的担忧与恐惧。事实上,这些即将被共青团以「现代化」为目标去改造的贫困农村地区其实往往就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正如《卫报》所报道,「西藏人、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与人口占90%以上的汉族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令人担忧。」《寒冬》经常报道藏人、维吾尔人以及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遭受的苦难。中共可能又要对这些「落后」的少数民族来个致命一击,将「中国化」推向高潮,以期完全实现。
「文明」的第一步

有一个词已成了中共当局在公共场合的口头禅,那就是:文明。韩国首尔独立智库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最近刊登了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海事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研究中国的研究分析员艾利森·考夫曼博士(Alison Kaufman)的一篇学术论文,详细阐述了什么是「文明」,当下中国如何使用这一概念,及其对世界带来了什么重大影响。

考夫曼博士写道,习近平与前任们一样,在公开演讲和著作中至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用了「文明」这个词。对于习近平个人乃至整个中国而言,这个词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她解释道,第一层概念或多或少是指「社会」「人民」。第二层概念与「文化」这个词非常相似。第三层概念「并不是指人们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分类,而是指整个人类发展进程」,19世纪,中国英才们已经开始「借助西方国家专门论述『文明』的著作,从一个全新的视野」去理解「这个不断发展的进程。通过这个人类发展进程,有些社会取得了进步,而其他社会则落后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进步的、有担当的、不断发展的模式,与那些以停滞和被动为特征的『非文明』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按这种理解,「文明社会优越于非文明社会」,而且文明是「有等级区别的,许多支持这种思想的言论都认为文明社会自然要统治非文明社会」。

因此,「要想完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登上国际舞台,首先要『文明』。在外界看来,中国从1840年至今的整个现代化计划其实就是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追求达到『文明』的计划,也就是说,中国用这种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内在特征,以保证其国力、自决权及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1900年,中国学者、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年)写过一篇名为《少年中国说》的文章,详尽阐述了这一点,文章抨击道,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未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文明进程相对立,中国若想进步,就必须彻底摒弃这些传统价值观。」

考夫曼指出,中共的开国领导人「所持观点与中国以往的观点相似。对于中共来说,古老的、封建的、皇族的传统阻碍了终将传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文明』和『革命文化』的建设。当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共就宣布要『破四旧』,命令中国人民清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因为在『剥削阶级』的手中,『四旧』『毒害了人们的思想几千年』。若想用『全新的无产阶级风俗和习惯』来取代四旧,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支撑中华『传统』文明的物质习惯、哲学习惯和社会习惯全部清除」。考夫曼总结道,「虽然在希望带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方面」,梁启超和毛泽东「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方面,他们所见略同:只有摒弃过去,中国才能变得『文明』」 。

「文明」的第二步

「文明」一直以来都是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秉持的首要态度,但今天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

正如考夫曼所说,近几十年来,中共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发扬中国的过去,将「中华古代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奉为「国力的源泉,是中国取得现在的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中共这个态度似乎可以追溯到199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文件其实肯定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新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关键源泉」。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以往毛派对传统文化的敌意消失了。中国领导人胡锦涛(2002年至2012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至2013年任中国国家主席)明确使用古代儒家的话重新包装了中共在公开场合的言论,而习近平本人已「基本上将『传统』文化提升至与社会主义文明相当或同等的位置。」

这怎么可能?「中国的国际地位变了,习近平得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明,这不仅与西方文明有关,而且与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愿望也有关。」考夫曼解释道,「习近平否认中共意识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他把这个矛盾基本化解了。」所以,即使「有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习近平有选择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并严加控制,而且往往与外界的历史观不一致,但其实这些领导人仍然把中国的过去当作民族自豪感的资本,以此申明中国『文明』的未来不必走西方文明同样的道路」。

对这个加工过的过去抱著不放,那么中共对未来到底有怎样的设想?中国当局如今「声称中国所占优势独特,欲创造一个别样的未来,这个未来不仅对于中国是新的,对于全人类也是新的」。换言之,「中国是否应该引领世界走向未来,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中国人民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却是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总而言之,胡锦涛和习近平认为「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不必走与西方国家同样的路」,同时宣布,「中国独特的文化与其他文明具有同等优点,为创建具有独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开辟了一个新途径」。而且他们还宣称,「中国不仅能够构建自己的未来之路,还可以更好地构建全人类的未来之路。」正如考夫曼直接引用的习近平在2017年中国国家安全态势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所言,「中国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引领者」,能「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人人「汉化」

我一直关注考夫曼博士至今。中共领导人对传统文明所持的态度是两面的,属于毛泽东主义和后毛主义,她对此解释得很透彻,具有高度的指导性和启示性。

然而,对于学者们显而易见的东西,或许应该向不是学者的人强调一下。「有选择地」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没有道理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精神元素和宗教元素不在复兴范畴内,以至于一直存在中国从来没有「宗教」这种说法,这个假理论并不新鲜,已被现代学者所揭穿。据学者们了解,这个理论名为「中国例外论」,认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宗教的文明,这多半是个文字游戏,其依据是,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之前,中国没有宗教术语,没有诸如「忏悔」「宗派」「宗教」 这些词,甚至没有「上帝」这个词。但正如香港学者大卫·帕尔默(David Palmer)所说,「中国宗教的基石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中国的民间宗教历来极其丰富,政府一直与道教、佛教等团体进行对话。中国没有宗教,这只是20世纪世俗的中国知识分子编造的一个谣言,他们认为只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些与「亚伯拉罕」有关的宗教,才有可能称得上是宗教。帕尔默总结道,「『例外』的不是中国宗教,而是知识分子所说的蒙蔽事实的话,事实上,中国文化与所有人类社会的文化一样,一直存在宗教的普遍基石」(选自《中国宗教认知:「宗教人」与龙》(Religious Cognition in China: 「Homo Religiosus」 and the Dragon)一书的「中国(没有)宗教是个例外吗?」(Is Chinese (Lack of) Religion Exceptional?),第17至34页,编辑:莱恩·霍恩贝克(Ryan G. Hornbeck),贾斯廷·L·巴雷特(Justin L. Barrett)和马德莱娜·康(Madeleine Kang),瑞士卡姆: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若从中国文化中排除宗教,剩下的便是中国文化就是虚假的。

鉴于此,现在我冒昧向前迈进一步,借用考夫曼的学术研究说一说中共政府最近决定派遣1000万青年「志愿者」到文化「落后」的贫困地区的真正用意。中共急需「开化」农村地区,就是我在此要说的。

为了能够通过(也许要强行推行)其优秀的文明来引领世界,中共必须先让全国人民拥有这种文明优越感。这就意味著,中共要倾一国之力将传统文化中所有与「新时代」社会主义不相融的「非优越」元素全部抹掉。他们称之为「中国化」。

背后的动机微妙且暴力:中共领导人为了构建一个能引领世界的新生超级大国,而利用的这个五千年伟大古文明,除了「革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当然,中华文明指的是汉族文化。事实上,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待世界统治,那些不属于汉族的,也就是不属于中华的文化与习俗等「假」元素,便再无容身之地。「非汉族文化」就是习近平时代的新「四旧」,注定要从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彻底消失。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889—1907年)是威尔士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在专门从事研究「culture(文化)」渊源工作的学者中,他解释得最透彻,「culture」一词源自拉丁文「cultus」一词,意思是「敬拜」,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某个人群的宗教社会化和共同实践,通过信仰回应缔造文明的生命提出的重大问题。宗教、文化和文明不仅是息息相关的,更是相互依存的。也正因为此,像共产主义这样的反文化意识形态,肯定要将少数民族和宗教全部同化成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群体,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毛泽东试图摧毁中华文明的所有传统文化元素,铲除一切在他看来危及或可能妨碍无神论共产革命的中国宗教。在毛泽东之后,历经革命战火净化并历经无数受害者血的洗礼的传统充当了「民间(文明)宗教」的工具,以「安抚」(即同化)全国百姓,使全国人民相信自己拥有优越感,告诉他们中国将统治世界,并命令他们向中共表忠。宗教也被一视同仁:要么被同化效忠中共,要么在痛苦中消亡。

文明是中国(世界)新秩序的代名词,这意味著文明就是「中国化」,而「中国化」即意味著「汉化」。1000万汉族「殖民地开拓先锋」已经做好准备,要教导全国各地的非汉族人民接受此文明。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詹姆斯通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成立于1984年,是一个从事研究分析工作的研究所,也是支持脱苏(苏联)者的平台,负责通报目前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事实和活动。日前,其刊物《中国简报》(China Brief)的编辑约翰·多森(John Dotson)发布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对此次共青团「殖民化」的决定进行分析。多森先生总结道,「共青团宣布派遣青年『下乡』这个新计划」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悲惨历史的翻版,相反,这份2019年3月的共青团公告表明,这个计划与以往的所有计划截然不同,目的是使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各方面更有组织性,也可以说,更加专业化。如果这份共青团的文件是某种暗示,那么中共如今肯定认为,受过教育的城市新时代下乡青年不仅在技术上比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青年更娴熟,而且在政治上更忠诚。看来,为了组建中国新型的毛泽东思想先锋队,共青团寄予希望的是前一种青年,而不是后一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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