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认定的四年后：反思维吾尔特别法庭

2025年12月8日

由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研究主任亨利．萨兹耶夫斯基博士（Dr. Henryk Szadziewski）与中文外展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洞见专栏

2021年6月，维吾尔特别法庭在伦敦举行首次听证会，标志着公民社会至此已为应对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罪证据的日益增多而做出前所未见的付出和努力。该法庭是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的请求下设立的，此前国际体系多年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法庭被构思为一个独立的“人民法庭”，旨在透过透明的公开论坛，审查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动是否符合《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规定的种族灭绝法律标准。

维吾尔特别法庭由著名大律师杰佛瑞．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担任主席，他此前曾担任斯洛波丹．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案的首席检察官。本法庭汇集了一批杰出的陪审员，其中包括人权专家、学者和法律专家，例如尼克．维奇（Nick Vetch）、提姆． 克拉克（Tim Clarke）、雷明德．柯尔 教授（Professor Raminder Kaur）、帕尔汶．库马尔 女爵（Dame Parveen Kumar）、大卫．林奇 教授（Professor David Linch）、安布琳娜．曼基 教授（Professor Ambreena Manji）、奥黛莉．欧斯勒 教授（Professor Audrey Osler）、凯瑟琳．罗（Catherine Roe），并由国际人权律师 哈米德．萨比（Hamid Sabi）担任法律顾问。

经过数月的听证，特别法庭审阅了大量文件，并听取了数十名证人的现场证词。幸存者描述了酷刑、强奸和轮奸、强制绝育和堕胎、强迫服用阻断月经的药物、大规模拘留、全面监视、强制家庭分离以及来自国家官员的普遍恐吓。研究人员和专家详细阐述了一场旨在瓦解维吾尔身份、文化和家庭生活的系统性运动。

2021年12月9日，法庭作出判决：中国政府透过针对性的预防生育政策，对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同时还犯有反人类罪、酷刑罪和性暴力罪。

在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四年后，我们邀请了参与法庭的七位人士（包括四位集中营幸存者）反思该裁决的短期影响、后果以及它对当今国际社会造成的责任。

维吾尔特别法庭的判决已经出来四年了，您认为其意义或影响最突出的是什么?

杰佛瑞．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维吾尔特别法庭主席，大律师，杰佛瑞．尼斯基金会（The Geoffrey Nice Foundation）董事会主席：特别法庭及其成员并非活动者们。我们的判决是为他人所用。为了发挥作用，它必须可靠、值得信赖，完全基于公开证据和公开披露的论证，并适用既定法律，不试图对其进行任何扩展。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法庭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其判决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或反驳（中国政府的挑战则从未详细阐述），并且对活动者、政治家以及其他预期受益者而言，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卡丽比努尔．斯迪克（Qelbinur Sidik），维吾尔特别法庭证人及集中营幸存者：尽管四年已逝，但维吾尔特别法庭的影响力依然强大。我因这个法庭而重获新生。荷兰绿党的一位领导人在观看我的证词后找到了我，并带我去了电视台和议会。另一位曾为认定维吾尔种族灭绝做出贡献的荷兰政府官员也以同样的方式找到了我。三位受我证词启发的荷兰年轻人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我的书。一位纪录片导演在观看我的证词后找到了我，我们也一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该片还在阿姆斯特丹获奖。当时，人们观看了这部片并感到好奇、提出了许多问题；那位导演说，她被法庭的证词深深打动，并在法庭审判后决定拍摄这部纪录片。

我至今仍为自己出面作证而感到自豪。这具有历史意义。此后，无论我在哪里作证，我们都会提及法庭的判决，且我相信这在维吾尔倡议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丽巴赫．海蒂瓦吉（Gulbahar Haitiwaji），维吾尔特别法庭证人和集中营幸存者：特别法庭的成立让我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像杰佛瑞．尼斯爵士这样的有影响力人士的参与，媒体的广泛宣传，以及网路上的广泛传播，都让我激动不已，深受鼓舞。我当时相信中国政府会受到惩罚，集中营会被关闭，镇压将会结束，维吾尔人将会获得自由。判决公布的那天，我们无比激动和高兴。然而，四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进展。我觉得维吾尔人的处境反而倒退了。许多国家承认了种族灭绝，并颁布了相关法律，但这些都只是空洞的言论。许多国家将与中国的贸易利益置于人权、人道主义和道德良知之上。

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维吾尔特别法庭证人和集中营幸存者：我认为法庭判决后人们采取的行动并不够好。由于该法庭在将波士尼亚种族灭绝的主要罪犯绳之以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曾寄予厚望，希望习近平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中共也能因此受到究责。但我的期望落空了。令我深感悲哀的是，经济强国对中国的依赖阻碍了特别法庭的判决​​受到国际认可。

古丽巴哈．耶利洛娃（Gulbahar Jelilova），维吾尔特别法庭证人和集中营幸存者: 中国确实惧怕这个特别法庭。就在我出庭作证的前一天，中国政府强迫两名被拘留的女孩——她们曾和我一起被关在集中营，并遭受强奸——出面对我做出指控。尽管她们被迫出面指控我，但我很高兴看到她们还活着。至少她们还活着。

哈米德．萨比（Hamid Sabi），维吾尔特别法庭法律顾问，国际人权律师：法庭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留下的记录。超过50名证人出庭作证，亲身讲述了维吾尔人在集中营内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待遇、中国政府对他们所有行动的持续控制和监视，以及任何不被中国政府认可的行为都会遭到迅速而残酷的惩罚。这些记录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决心剥夺维吾尔人信奉宗教、使用自身语言以及维护自身文化和传统的权利。此外，特别法庭留下的另一项遗产，则是中国政府对法庭主席及其相关人员进行的制裁，还有对出面作证的学者进行的持续骚扰。

彼得．埃尔文（Peter Irwin），维吾尔特别法庭证人，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与倡议副主任：被影响最多的是人们。特别法庭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直接聆听受中国政策影响的人们的心声。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仍在努力揭露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寻找创新的方法来追究中国政府和其他同谋共犯者的责任。人民特别法庭的机制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尤其是在强大的国家行为者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情况下。长年与维吾尔倡议运动并肩工作，我亲眼目睹过当传统途径受阻时，这类机制在维护真相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您是否看到无论大小的任何进展，让您感受到为维吾尔人申张正义的路程上取得进展或持续的关注?

杰佛瑞．尼斯爵士：这个问题更应该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其他机构来处理。我的感觉是——其实包括我在内的法庭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必要理由去追踪了解所有发展细节——这项判决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议会和其他重要组织提及，也经常成为学生们研究的对象。

卡丽比努尔．斯迪克：我听到很多人讨论关于维吾尔特别法庭的事。那些设法经由土耳其或其他途径离开东突厥斯坦，来到荷兰、挪威、瑞典或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维吾尔人说，他们首先听到的就是：「维吾尔人在这里很被了解。」只要我们说：「我们正在寻求庇护，我们是维吾尔人」，官员们就会说：「是的，我们知道」，因为官员们见过法庭。尽管该法庭成立至今已四年，但无论规模大小，其在发展和推动维吾尔问题方面的影响、作用和贡献仍然十分显著。

古丽巴赫．海蒂瓦吉：泰国将维吾尔人遣返、自由亚洲电台的资金被切断，以及现在维吾尔人连在土耳其的都无法感到安全、和平生活，这些都令我们深感失望。每次听到有维吾尔人将被遣返回中国，我都感到无比痛心。我可以想像他们将要经历怎样的苦难。因为我曾经亲身经历过集中营，所以我深知中国当局的残忍和不人道，也明白那些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将会遭遇什么。

奥马尔白克．阿利：当然，我们看到事态有过正面发展。我相信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明确指出维吾尔族正在遭受种族灭绝、中国正在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并指出各种政治威胁的存在。这也暴露了国际法的不足；令人遗憾的是，各国法院在人权问题上扮演的角色表明，利益至上，权利次之。但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法院如何促使国家政府对中国采取更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反制措施。

古丽巴哈．耶利洛娃：在维吾尔特别法庭审判之后，许多国家承认了维吾尔种族灭绝。两年前，法国也承认了维吾尔种族灭绝。但在这两年里，法国在维吾尔议题上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尽管我住在法国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人仍然对我进行攻击；这种攻击甚至延伸到了我在法国的家。

哈米德．萨比 ：我理解到，许多集中营现已被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采取措施声称期现已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权力侵犯——这大多是众所周知的宣传伎俩。许多民主国家的议会已关注到维吾尔特别法庭的判决。这些议会通过了立法，禁止进口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自该法庭组成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方民主国家公民中的声誉急剧下降。

彼得．埃尔文：如今，我们对镇压机制的了解远胜于目击者发声之前，也远胜于记者和研究人员深入调查当地情况和努力进行究责之前。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运动，它将在未来几年继续为了究责而奋斗。

值此周年之际，您认为政府、机构或公众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善用法庭的调查结果?

杰佛瑞．尼斯爵士：各国政府现在应该如实说明它们如何评估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各机构和公众应该集中精力促使各国政府说出真相，因在过去各国政府往往选择回避这些问题。显而易见，即使不对选民公开，各国政府也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害群体）问题上的犯罪行为进行评估。面对严重罪行的确实铁证，主要国家除了先自行评估之外，还有什么行动是能够优先采取的呢？

在卢安达种族灭绝事件发生时，英国外交部禁止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以免政府承担《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规定的责任。最近，大卫．拉米（David Lammy）声称，英国政府尚未找到构成以色列执行种族灭绝所需的精神要素，这表明政府在没有法官事先评估的情况下就自行先做出判断。让选民了解这些判断，可以让他们更加敦促政府采取行动。如果政府秉持诚实，民主制度就能更好地运作──人民特别法庭的需求也或许会减少。

卡丽比努尔．斯迪克：身为集中营幸存者，每当我出面作证时——无论是在政府机构、与记者交谈、在议会还是在外交事务组织——人们常常以这样的问题开头：「你曾在维吾尔特别法庭作证……」或「我们听取了你在维吾尔特别法庭的证词。」这些话我至今仍然能听到。

值此裁决迈入四周年之际，各国政府、机构、公众以及所有其他实体都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落实这项判决结果的面对；利用该判决制定针对中国的法律，并确实执行这些法律，将维吾尔议题重新带入各项议程中。该裁决在解决维吾尔难民问题上也应扮演关键角色。公众应继续传播有关该裁决的信息。

古丽巴赫．海蒂瓦吉：近年来，为了掩盖其罪行，中国不遗余力。它开放边境，加大虚假的官方宣传力度，一些海外维吾尔人轻信了这些假讯息。这造成了分裂，有些人不再参与各种活动、抗议或社群活动；这令人感到非常失望。由此，我有时觉得维吾尔特别法庭毫无意义。

当我们问到需要做些什么时——说实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认为应该设立另一个规模更大、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特别法庭，而该法庭的裁决应该要能够被确实执行。我希望法庭的裁决不仅是停留在书面上，而是能够被真正落实。我希望中国能够受到惩罚。既然中国用假资讯欺骗世界，世界就应该采取行动来证明这些资讯的虚假性。我们也必须对外国民众进行教育。我们必须继续揭露维吾尔种族灭绝仍在持续、镇压依然存在，且集中营也尚未被关闭。

奥马尔白克．阿利：所有国家和政府都不应忘记这个议题。他们应该继续传播法院裁决、种族灭绝认定，以及中共是人类公敌、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全球经济的真相。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必须持续进行，才能让青年和公众重视这个议题。

这个问题应该被提上世界议程。这不仅是一起单纯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事件；这是一个关乎全世界的重要议题，需要我们团结起来，制止那些企图毁灭人类的非人道、不公正、残暴的政权。

古丽巴哈．耶利洛娃：媒体应对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加大报道力度，并对中国施加强烈的压力。无论是在机构、媒体、其他组织或实体，都应继续向各界人士致函、发表声明，并让大众更了解当前正发生中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事件。

哈米德．萨比：《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规定的各国政府义务清晰明确。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制止种族灭绝。

彼得．埃尔文：所有这些行动者都需要了解维吾尔议题与全球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而这些全球体系往往助长或受益于更广泛的人权侵犯行为。无论是该地区在气候危机中的角色，还是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维吾尔议题都绝非孤立事件。如果不正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推动气候正义、终结强迫劳动或建构负责任的供应链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请阅读卡丽比努尔．斯迪克，古丽巴赫．海蒂瓦吉，奥马尔白克．阿利，古丽巴哈．耶利洛娃，与彼得．埃尔文提交给维吾尔法庭的证据材料。

注：卡丽比努尔．斯迪克、古丽巴赫．海蒂瓦吉、奥马尔白克．阿利，以及古丽巴哈．耶利洛娃的篇幅由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从维吾尔原文翻译成英文。为控制篇幅，部分回覆已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