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应是沟通世界的桥梁

2026年6月1日

Rafael Kokbore, 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洞见专栏

语言本应是沟通世界、记录历史、理解不同文化的工具，但在我看来中国政府长期的 政治宣传体系中，语言却常常被当成一种包装现实、重塑认知，甚至误导外界的手段。

近年来，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名称被刻意“重新翻译”。例如，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中文里突然从更接近原发音的“卢比奥”变成了“鲁比奥”。很多人把这当成一种避 免政治尴尬下的文字游戏，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改名，而是中国政府 长期以来如何利用语言去塑造政治叙事，以便洗脑、欺骗中国民众。

而这种做法，早就在维吾尔问题上被运用了很多年。

维吾尔人的族名，在维吾尔语中始终是“ئۇيغۇر（Uyghur）”，其发音与主体认同一直延 续至今，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可是在中文历史叙述里，同一个民族却被不断音译成“敕 勒”“铁勒”“高车”“回纥”“回鹘”“畏兀儿”“维吾尔”等各种不同名称。

这些差异，本来只是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音译能力有限所产生的问题，但中国政府及 其专为官方背书的历史学家，却有意利用这种文字变化，把一个拥有连续历史与文化传统 的民族，拆解成一个个彼此割裂、互不关联的历史碎片，再借此重新编排维吾尔人的历史 来源。

针对维吾尔人，中国政府玩的另一个极具目的性的文字游戏，则是对“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Sherqiy Turkistan）”——也就是“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的刻意篡改。

在不同时间、不同媒体和不同文章里，中国官方有意识地将“东突厥斯坦”翻译成“东土 耳其斯坦（Sherqiy Türkiyestan）”。这种翻译并不准确，但它却成功制造出一种误导：让 很多中国人误以为维吾尔人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是要与土耳其合并，或者建立一个受土 耳其控制的国家。

于是，中国政府长期编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所谓“泛突厥主义威胁”，似乎也因此显 得“有据可循”。

在民族与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也长期通过文字与翻译游戏塑造官方叙事。例如，将“ 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强行替换为“西域”或“新疆”。

可“西域”本身，就是一个边界模糊、范围不清的地理概念。为了服务政治叙事，中国 史学界后来又人为创造出所谓“广义西域”与“狭义西域”的概念，试图混淆长城之外原本清 晰存在的地理与文明边界，从而淡 “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民族 与地缘政治含义。

而“新疆”这个词本身所带有的殖民色彩则更加明显。“新”与“疆”意味着“新得到的边疆”，这种含义本来十分直接，但后来中国官方又刻意将其包装解释为“故土新归”等各种说法，试图淡化其中赤裸裸的征服与占领意味。

类似的文字游戏甚至深入到民族分类本身。

历史上，在漠北回鹘帝国被黠戛斯击溃后，一部分回鹘人西迁进入今天甘肃一带，并 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生活在甘肃河西地区，信仰藏传佛教。从历史渊 源与中文史料来看，他们本属于维吾尔人的一支，但中国政府却有意识地将其单独命名为 “裕固族”。这种刻意拆分，本质上同样是一种政治性的命名工程。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突厥民族身上。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 Kyrgyz 被翻译成“克尔 克孜”，但在苏联及后来的 Kyrgyzstan，却又统一改称“吉尔吉斯”；而“Tatar”在中国被称为“ 塔塔尔”，到了俄罗斯语境中却又常被译成带有历史贬义色彩的“鞑靼”。这些看似只是译名 差异，但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同政治体系对于民族身份的重新定义。

更荒唐的是，中国政府甚至连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也通过语言进行包装。“集中营”被改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强迫劳动”被包装成“扶贫就业”，“文化灭绝”则 被宣传为“民族团结”。

通过改变词语，中国政府试图改变人们对于现实本身的理解。谁掌握了定义词语的权 力，谁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解释现实的权力。当一个政府不断修改名称、重新定义概 念时，它真正试图改变的，往往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公众对于历史、身份与现实的认知。

我也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很多时候，一个民族的消失，并不一定总是从枪炮开始。它也可能先从词语开始。先是地名被替换，历史被重新解释，语言被改变，最后连人们对 于自己的记忆与身份，也在不断重复的宣传里逐渐变得模糊。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那些被重新定义后的词汇时，一个民族原本的历史与存在方 式，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写。可无论这些名称被怎样包装、翻译或篡改，有些东西始 终无法真正被消除。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会永远停留在宣传机器允许人们看到的版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