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吾尔家庭的故事
2025年5月23日｜拉法伊尔（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艾孜麦提（Azmet）是来自伊犁的一名维吾尔年轻人。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选择留在家乡上大学，而是毅然决定出国留学。这一选择源于他对海外生活的向往。
早在初中时，Azmet的哥哥便已出国闯荡，每年回家探亲时，总会向他分享在国外的新奇见闻，以及那些与家乡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Azmet，也因此便萌生了出国的念头。因此，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毫不犹豫地前往马来西亚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活。
对于当时的许多维吾尔学生而言，马来西亚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它不仅保留了伊斯兰传统文化，饮食上无需过多顾虑，而且采用全英文教学，为未来前往更发达的英语国家提供了便利。此外，签证手续相对宽松，使得不少维吾尔年轻人选择在那里求学和生活。
初到马来西亚，Azmet立刻被这里的社会文化所吸引。宽松的宗教政策让他深受触动，尤其是当他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再次听到熟悉的礼拜声时，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在家乡伊犁，经历了1997年的“2·5维吾尔屠杀”之后，中国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打压愈发严厉。
Azmet小时候还能听到清真寺传出的礼拜声，但后来，这些声音被彻底禁止，维吾尔人在公共场合甚至不敢谈论任何与宗教有关的话题。
然而，在马来西亚的街头，清真寺的宣礼声随处可闻，穆斯林可以自由地祷告、穿戴传统服饰，宗教文化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打压的禁忌。
不只是伊斯兰，几乎所有宗教都可以公开表达信仰。在城市的街道上，清真寺、佛寺、教堂并排而立，彼此并不冲突，反而共同构成了一种多元包容的景观。无论是在商场、机场还是校园里，都能看到设置完善的祈祷室，穆斯林信徒可以安心礼拜，佛教徒也能自在地焚香诵经。斋月期间，政府和民间还会一起筹办开斋活动；而在华人新年时，不同宗教背景的邻里也会互相祝福。这种自然融合、相互尊重的宗教氛围，让Azmet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信仰自由”的含义。
这种自由的氛围让Azmet感到既新奇又感慨，他意识到，信仰本应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而在自己的家乡，这种权利却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随着时间的推移，Azmet渐渐适应了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活。这里的社会氛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不管是宗教文化还是学术研究，都能自由地交流和探讨，并不像中国政府宣传的那样会互相冲突。课堂上，教授们鼓励学生思考、辩论，甚至能公开批评政府政策，而不会因此遭到打压。越是接触到这样的环境，Azmet就越无法忍受家乡的高压政策，越发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世界是如何被人为控制、扭曲的。这也让azmet下定决心，今后要在国外生活。
在马来西亚留学的第二年，Azmet在同学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来自库尔勒的维吾尔女孩，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坠入爱河。一年后，Azmet鼓起勇气求婚，女友欣然答应，随后他回到家乡，与她举行了婚礼。婚后，妻子也跟随他一同回到马来西亚，继续留学生活，不久之后也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由于两人都在求学，经济来源十分有限，再加上有孩子要照顾，经济压力有些难以承受。幸运的是，岳父非常支持他们的学业，承担了他们在留学期间的大部分生活费用。Azmet对此心怀感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逐渐感到不好意思，总想着能够自己赚些钱来减轻岳父的负担。
恰好当时，家乡掀起了一股前往土耳其的热潮，许多维吾尔人希望去土耳其寻找新的机会。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境内的土耳其大使馆大多拒绝向维吾尔人发放签证。因此，许多维吾尔人选择绕道签证政策较宽松的马来西亚，在当地的土耳其大使馆申请签证。
Azmet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找到了一份专门接待和安置这些维吾尔人的工作，帮助他们顺利在马来西亚停留并申请签证。这份工作让他得以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为自己和妻子孩子的生活提供了一些保障。
随着接触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Azmet经常听他们谈起土耳其的种种优势——相似的文化氛围、地理位置紧邻欧洲、经济相对发达等。听得多了，他对土耳其的生活也渐渐产生了向往之情。
此时，Azmet已经顺利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正在攻读研究生。然而，在学习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学术研究并没有太大的热情，缺乏继续深耕的动力。与此同时，尽管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文化上也较为包容，但湿热的气候始终让他难以完全适应。再加上周围不少维吾尔朋友都前往土耳其发展，这让Azmet萌生了去土耳其生活的想法。
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时，妻子也十分支持他的决定。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尽快行动。由于考虑到未来初到土耳其的生活可能会比较不稳定，他们先将年幼的孩子送回家乡，由亲人暂时照顾，然后收拾行囊，从马来西亚直接启程前往土耳其，开启新的生活。
2014年9月，夫妻二人抵达伊斯坦布尔，在朋友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初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四处游览，感受这座城市的风貌。伊斯坦布尔不仅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而且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清真寺，熟悉的宣礼声回荡在街头巷尾，让他们倍感亲切。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每当与土耳其人接触，被问及来自何处时，他们回答自己是维吾尔人，土耳其人都会热情地回应：“啊！欢迎欢迎，你们是我们的兄弟！”这种认同感让Azmet和妻子心中充满温暖，也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短短几天后，他们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里扎根，争取获得土耳其国籍，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新家。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Azmet和妻子进入语言班学习土耳其语。由于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掌握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够进行日常交流，并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
语言课程结束后不久，孩子们也来到了伊斯坦布尔，紧接着夫妻二人便开始认真规划未来的生活。他们深知，尽快稳定下来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而要想真正定居，首先需要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于是，他们决定先就业积累资金，争取早日买房安家。
刚开始，他们尝试了翻译和导游的工作，但由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较多，市场竞争激烈，能够接到的工作并不稳定，收入也不理想。眼看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夫妻二人开始考虑新的生计方式。
经过多方打听，Azmet的妻子得知不少维吾尔商人在土耳其做外贸生意，将土耳其的服饰、化妆品等商品出口到家乡销售，利润可观。她和家人商量后，决定试水这一行业。Azmet虽然对外贸不太熟悉，但为了生活，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妻子的决定，帮助她处理各种琐碎事务。
之后他们先是从小规模做起，联系家乡的亲戚朋友，询问需求，再通过当地市场进货，慢慢积累经验和人脉。起初，由于缺乏经验，运输和清关问题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有岳父的一些经济支持让他们得以继续坚持下去。夫妻二人也没有因此气馁，而是不断学习、摸索，尝试与更多可靠的货运渠道和客户建立联系。
慢慢的，生意逐渐步入正轨，订单越来越多，收入也比之前稳定了许多。他们终于能够攒下一些积蓄，开始认真考虑购房的事情。然而，就在他们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时，家乡的局势却开始暗流涌动，风雨欲来，他们并不知道，这场危机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到了 2015 年夏初，Azmet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乡了，思念亲人的心情越来越浓。于是，他决定带着孩子回去探望家人。然而，妻子考虑到外贸生意刚刚起步，不能轻易停下，便选择留在土耳其继续工作，让 Azmet 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家乡。
几天后，Azmet 带着孩子搭乘飞机回国。然而，一下飞机，他就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情况——一群身穿警卫制服的人拦住了所有从土耳其入境的乘客，要求除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乘客都集中到一个区域等待安全检查。Azmet 之前从马来西亚回国时，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规定，虽然心里有些不快，但还是照做了，耐心排队等候。
等待了整整三个小时后，终于轮到他。工作人员示意他进入一个房间，让孩子们在外等候。刚走进去，Azmet 便看到房间里摆着一台电脑，屏幕上正运行着 QQ 聊天程序。另一名工作人员指示他坐在电脑前，并先确认了他的户籍所在地伊犁。接着，工作人员在 QQ 上联系了一个联系人，视频接通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对方开口便开始询问 Azmet 各种问题。
最初的问题还算正常，比如他是如何前往土耳其的，为什么选择去土耳其，Azmet 都如实作答。对方随后又让他详细讲述在土耳其这一年的经历。Azmet 便简单地讲述了夫妻二人如何做外贸生意、如何适应当地生活。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生意，没有涉及其他事情，所以讲述的内容也主要围绕工作和生活。
然而，警察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些回答，拿出几张照片让 Azmet 识别，询问他是否认识这些人。Azmet 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完全不认识，便如实回答从未见过这些人。接着，对方又问他是否去过伊斯坦布尔的几个特定地点，Azmet 依旧实话实说，表示自己可能经过附近，但并未深入接触。
对方似乎没有从他这里得到任何可疑的信息，随后又问了一些琐碎而无关紧要的问题。最终，在确认 Azmet 没有可疑之处后，警察才让他离开。Azmet 这才松了一口气，带着孩子离开机场，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他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虽然这次只是一次盘查，但他隐约感觉到，家乡的氛围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了。
出了机场，Azmet带着孩子在乌鲁木齐住了一晚，准备第二天一早搭乘火车前往妻子的家乡——位于库尔勒地区的轮台县，去看望岳父岳母。清晨的火车缓缓驶出乌鲁木齐站，孩子们玩耍了一会儿便在座位上睡着了。Azmet靠着窗户，望着熟悉又陌生的戈壁风景，心里百感交集。正当他出神地看着远处连绵的山脉时，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是 Azmet 吗？”
他转过头，只见一名陌生的汉族男子站在过道中，神情严肃。还没来得及回应，对方便掏出证件亮了出来，冷冷地说：“我是警察，有些事情要问你，请跟我来一下。”Azmet一愣，不明白对方是如何知道自己的名字的，也完全没料到会在火车上被盘问。他正要询问，对方已经用命令的语气催促了一句：“快点，别耽误时间。”
Azmet只好把孩子们叫醒，一边安抚他们一边带着他们跟着警察走到了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那名警察没有过多解释，便开始对Azmet进行一连串的盘问，从姓名、户籍、护照信息到此行目的。Azmet如实作答，说自己只是回家探亲，带着孩子来库尔勒看望妻子的父母。警察听完后，神情虽然没有放松，但还是点了点头，简单地记录了一下，便挥手示意他们可以回座位了。
Azmet带着孩子们回到座位，坐下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自己才刚回国不到一天，昨天在机场就被盘问了几个小时，如今坐火车又被警察盯上，这一切实在太不正常。他从前在家乡生活多年，从没经历过这种严密的监控和随意的盘查。现在，一次普通的探亲旅程却仿佛成了什么“敏感行动”。
望着窗外的荒凉大地，Azmet感到胸口发闷。他意识到，这次回来也许并不像他出发前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他默默地在心里祈祷：只希望接下来的行程能顺利结束，能平安见到亲人，然后尽快带着孩子返回土耳其，离开这个令他越来越陌生和压抑的故土。
到了轮台县，Azmet带着孩子来到了岳父岳母家，一家人多年未见，重逢时满是喜悦。岳父岳母见到久违的外孙，更是激动得连连亲吻，孩子们也开心地扑进了外公外婆的怀里，屋里顿时充满了欢笑与热闹。中午，岳母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温馨而融洽。
饭后，岳母带着孩子们去屋外晒太阳、玩耍，Azmet则与岳父坐在客厅聊起了在土耳其的生活情况。他分享了自己和妻子如何白手起家，从翻译、导游到做外贸生意的点滴，岳父听得认真，不时点头，还结合自己做生意的经验，给了Azmet不少实用的建议。
聊着聊着，Azmet说起了这次回国路上遇到的几件怪事：机场里被单独“安全检查”、火车上又被警察盘问。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困惑和不安，想从岳父那里得到一点解释或安慰。
岳父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脸上的神情变得复杂。他轻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些事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总是隔几年就严格管控维吾尔人，再过几年又放松对维吾尔人的控制。你们现在从国外回来，他们可能更敏感些。只要别做出什么他们不高兴的事，日子还是能过的。”
Azmet点了点头，虽然内心依旧充满疑问和警觉，但见岳父并不想继续深入这个话题，也就没有再多问。他知道，在这个家乡的土地上，有些事，即便人人心知肚明，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说得太明白。
第二天，家中准备招待客人，Azmet觉得自己头发有些长了，便决定出门理个发，整洁一下形象。他来到小镇上的一家理发店，和理发师打了个招呼后坐下。理发过程很简单，理发师动作娴熟，很快便修剪完毕。
正当Azmet准备起身时，理发师却忽然开口说道：“兄弟，要不要顺便把胡子刮了？现在把胡子刮干净比较好。”Azmet一愣，随口回道：“没事，我习惯留点胡子了。”他以为对方只是想顺带多赚几块钱。
没想到理发师语气突然变得严肃：“我不收你刮胡子的钱，你还是刮了吧，听我的。”Azmet这下意识到不对劲，皱眉问道：“我这胡子也不长，也不乱，有什么问题吗？”
理发师压低声音，看了看四周才说：“现在气氛不一样了，留胡子的人经常被警察盘问，有时候也有可能被带走，说你有‘宗教极端倾向’。我们这儿已经有几个人因为这事出事了。你是从国外回来的，更敏感，别让人盯上你。”
听到这里，Azmet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荒谬和愤怒。仅仅因为一撮简单的胡子，就可能被视为危险分子？他想起自己在国外时，街上无数自由留胡子的人，没有人因此被怀疑或追问。但在自己的家乡，胡子却成了身份的“罪证”。
理发师见他仍犹豫，又劝了一句：“刮了吧兄弟，安全第一。”Azmet沉默了片刻，终究还是点了点头。随着刮刀一下一下划过下巴，他看着镜中那张干净但瞬间变陌生的脸，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连自己的外表都不能自由选择，这片土地到底还允许维吾尔人做些什么？带着这样的感叹，azmet回到岳父岳母家准备接待客人。
客人都是岳父岳母的亲戚和多年老友，大多年纪偏大，说话间气氛融洽。然而，有一位中年妇女引起了Azmet的注意。她大约四十出头，衣着却格外不合常理——穿着一条过于短小的裙子，神情紧张，坐立不安，不时东张西望。Azmet虽感奇怪，但也没多想，只是陪同岳父岳母招待客人。
饭桌上，岳父岳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众人边吃边聊些家长里短。到了下午，客人们陆续告辞离开。然而，Azmet却注意到那位中年妇女并没有动身离去。更奇怪的是，岳父岳母也像是早有默许般，让她自然地留下来了。
等人都散去，那位中年妇女忽然小声地对Azmet说：“听说你是大学生，能不能帮我写一份检讨书？我的汉语不好，但现在急需这份东西。”
Azmet一听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检讨书？写这个做什么？”
这时，岳母看出了Azmet的困惑，轻叹一口气，帮忙解释：“她的丈夫原来是本地清真寺的阿訇，但前几年被政府抓了——说他私下给孩子讲经，算是‘非法宗教活动’，直接就被判刑了。她也因为是家属，被要求去参加政府组织的‘学习班’。”
听到这里，Azmet整个人都怔住了。他明明听得懂每一个字，却像是听到了某种匪夷所思的小说情节。阿訇是穆斯林社区里再普通不过的宗教身份，给孩子讲解《古兰经》更是很多穆斯林家庭常有的事情，怎么就成了犯罪？而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又是什么东西？
满脑疑问的 Azmet 追问道：“‘学习班’到底是什么？你在那里都要学些什么？”
那位妇女的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像是想开口却又迟疑。沉默了片刻，她低声说道：“自从我丈夫被抓以后，我就被通知必须去参加这个‘学习班’，时间是六个月。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课程内容包括汉语学习、民族团结教育、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一些所谓的‘思想纠正’课。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练习跳舞、学唱爱国歌曲。”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继续说道：“他们还会严格检查我们的穿着。男人不能留胡子，女人不能穿长裙，不能遮住太多身体，戴头巾也是不允许的。只要哪天穿得不合规，就会被点名、被训斥，严重的还要写检讨。”
Azmet越听越震惊，忍不住问道：“那六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吗？”
女人摇了摇头，语气中透出一丝恐惧：“不一定。如果他们觉得你没有‘悔改’，或者态度不够‘积极’，就会被送到封闭式的‘再教育中心’，在那里接受更严格的管理，要一直待到他们认为你‘合格’为止。”
Azmet听得浑身发冷，心中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岳父岳母由于对世界历史了解有限，对这位女士讲述的遭遇反应平淡，仿佛只是又一次政府的“整顿期”。但Azmet不同，他在海外留学期间系统接触过极权政治的历史，尤其对纳粹集中营的记录记忆犹新。此刻，那些冰冷的文字与现实发生了惊人的重合——以“学习”为名，实则是系统性的思想控制与文化压制。看似温和的“再教育”，背后却是对信仰、身份和尊严的全面剥夺。
他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岳父所说的“政府偶尔严打几年”的旧模式，而像是某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清洗。Azmet强压住心头混乱的思绪，继续问那位女士：“你要写的检讨书，到底需要写些什么？”
女士低声回答，语气中带着几分羞愧与恐惧：“大致是说……因为受我丈夫错误的宗教思想影响，我每天坚持礼拜、戴头巾，还默许他给孩子讲《古兰经》。但经过在学习班的教育，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现在理解了党的政策、理解了国家的法律，我愿意放弃过去的做法，从此不再信仰宗教，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法公民……”
听到这里，Azmet只觉得一股无法言喻的恶心涌上心头。那种被迫背叛信仰、否认自我的文字，与他读过的极权统治下的“自我批斗”如出一辙。可眼前这不是书本，不是历史，而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情。
尽管内心排斥，Azmet还是强忍着情绪，依照女士描述的要点，帮她拟好了一份“检讨书”。他知道，这份文字并不会真的代表她的心声，它只是她换取自由、避免更严酷惩罚的无奈通行证。
女士接过“检讨书”后，感激地连声道谢，又匆匆告辞。据她说，晚上的课程同样不能缺席，必须按时返回“学习班”。
望着她急匆匆离开的背影，Azmet久久不能平静。她的脚步如此仓促，仿佛晚一步就会招来惩罚；她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孤独又沉重，像是在奔向一个看不见尽头的深渊。此刻，Azmet心中翻腾着复杂的情绪，既有愤怒，也有悲凉。他终于明白，这片他曾无比熟悉的土地，已经彻底变了样。
晚饭后，Azmet找了个机会，和岳父岳母认真谈起了那位女士的遭遇。他满腹忧虑，试图让他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政治运动，而是系统性的压制和思想改造。Azmet语气越来越急切，举出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历史例子，甚至把这种“学习班”类比为现代版的思想集中营。
然而，岳父岳母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或不安，他们也根本不能理解集中营背后的含义。岳父叹了口气，语气平静地说道：“你不用太担心，这些事情以前也有。政府一段时间紧一些，过几年就松了，我们那个年代也见过。你还年轻，经历得少，别想太多。”
Azmet一时间哑口无言。他看得出来，岳父母也并不是完全的麻木，而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循环式的压迫，学会了在沉默中自保。他试着再解释几句，但岳父只是摆摆手，不愿深谈。
看着他们平静却疲惫的表情，Azmet心中五味杂陈。他明白，自己再怎么说也难以撼动他们根植多年的认知，只能无奈作罢。此刻，他脑中只剩一个念头：尽快结束这次行程，带着孩子们回到土耳其——回到那片至少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祷告的土地。
一段时间后，Azmet又带着孩子们前往自己的故乡——伊犁，探望父母。孩子们的到来让老两口喜笑颜开，家中一时热闹非凡。然而，Azmet却始终难以真正放松。他脑中始终萦绕着之前在轮台县所见所闻，那些压抑、荒谬甚至有些令人窒息的现实，让他怎么也无法安心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到了晚上，Azmet终于鼓起勇气，将回国以来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他本以为父母会为此感到震惊，甚至担忧，但现实却再次令他失望。父母听完后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语气中带着些许无奈与宿命感：“这些事我们早就习惯了，别太放在心上。这里一直都是这样，运动吗，一段时间后会过去。”
Azmet听着父母的回应，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落寞。他原本满怀希望想与亲人们产生共鸣，却一次次被现实泼了冷水。这种近乎习以为常的沉默与顺从，让他感到格格不入，也令他对家乡的未来愈发悲观。
接下来的几天里，Azmet不再与亲人们提起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只是尽力陪伴孩子们与家人共度时光。他知道，有些事现在已经无法改变。没过多久，他便带着孩子们踏上了返回土耳其的旅途，心中默默告别了这片曾经熟悉却如今愈发陌生的故土。
回到土耳其后，Azmet第一时间将这次回国的所见所闻全都讲给了妻子听。妻子听后震惊不已，脸色凝重。她一边安抚情绪激动的Azmet，一边轻声说道：“父母那一辈人，真的很难理解这些。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在国外体会过真正的自由。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那样一个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思想早已经被规训得习以为常。”
Azmet沉默了一会儿，心中虽然难过，却也理解了妻子的话。他们所经历的世界，与父母所熟悉的，早已是两个不同的现实。
接下来的日子里，夫妻俩认真地讨论了父母未来的生活问题。两人达成共识：无论多困难，也要想办法把父母接来土耳其生活，让他们能在一个更加自由、安稳的环境中安度晚年。为此，他们决定更加努力工作，扩大生意，早点为未来的计划打下经济基础。
此后，Azmet与妻子全身心投入到外贸生意中。他们起早贪黑，不断拓展客户和渠道，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说来也有些奇怪——虽然Azmet回国时亲眼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压迫，心中原本认定家乡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维吾尔人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但现实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2015年，家乡突然放宽了维吾尔人申请护照的限制，大批维吾尔人顺利拿到了护照，开始频繁出国旅行、留学、经商。一时间，出国潮在维吾尔人中悄然兴起，也间接带动了Azmet他们的生意。不仅如此，越来越多来自家乡的客户开始与他们合作，外贸业务越做越大，收入也节节攀升。
眼前的一切令Azmet产生了一种错觉：也许自己曾在回国时经历的那些压抑与恐惧只是个别现象；或许岳父岳母所说的“严打过后自然会缓和”才是事实。渐渐地，那些令他夜不能寐的回忆也被日复一日的忙碌冲淡了。他开始有意识地不去回想、不去提起，内心只想着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好，把生活过得更稳。现实的温情与短暂的自由，像一层薄雾，暂时遮住了更深处的风暴。
到了2016年初，维吾尔社区里悄然流传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据说，家乡南部的几个城市，比如喀什噶尔、和田等地，部分曾有出入境记录的维吾尔人陆续被要求参加所谓的“学习班”。消息传播得并不广泛，但那些只言片语却如同阴云一样笼罩在Azmet心头。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去年回国时的种种经历，那些压抑与不安仿佛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
Azmet开始警觉起来，隐约觉得或许家乡的局势正在悄然转变，正在酝酿着某种更难于预料的风暴。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也在挣扎。或许这只是小范围的事件？或许是个别极端案例？甚至可能只是误传的流言？Azmet不愿轻易接受一个更加黑暗的现实，也不愿让恐惧干扰他和家人的生活。
由于无法获得更准确的信息，Azmet只能试着压下心中的不安。他拨通了父母以及岳父岳母家的电话，简单地询问了他们最近的情况。电话那头一切如常，家人语气平静，未提及任何异常。Azmet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试图安慰自己：“也许只是谣言，也许家乡还没有真正出事。”可心底深处那股隐隐的不安，却并未真正消散。
等到三四月，Azmet和妻子的外贸生意也突然开始遭遇重重困难。过去从土耳其寄往家乡的货物，只需要简单申报便可顺利通关，而现在新的政策要求每一件物品都必须详细登记清单，并附上具体用途、收件人信息等。更严重的是，不少商品被突然列入“禁止邮寄”名单，包括一些常见的化妆品、甚至是儿童用品。Azmet和妻子一下陷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突如其来的限制，两人整日奔波于货运公司、清关行之间，忙于寻找替代方案，无暇顾及其他事务。
到了五月初，Azmet和妻子原本计划回一趟家乡，看看许久未见的父母。可在与父母通电话时，却意外得到了极其一致的劝阻。无论是Azmet的父母还是岳父岳母，都语气坚决地表示：“你们在那边的生意才是最重要的，回来的事，等以后再说吧。”那话里虽未明说，但Azmet和妻子心中一震，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家乡的局势恐怕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如果贸然回去，极有可能陷入无法脱身的境地。
进入七月，变故更加明显。原本每周往返乌鲁木齐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直飞航班突然被取消，不少早些时候返回新疆探亲的维吾尔人也陆续“失联”，再无音讯。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群体里越来越多的消息指向一个共同的词：“学习班”。那些有过国外出入境记录的维吾尔人似乎都被列入重点对象，被要求接受“再教育”，而一旦进入“学习班”，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Azmet心中一沉——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曾幻想过所谓“严打”会像岳父母说的那样只是阶段性政策，但现在看来，一场有系统、有计划的全面打压正在开始。他开始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而与此同时，周围的维吾尔人社区也陷入了集体焦虑，还留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都陷入了混乱当中，不知所措。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Azmet和妻子在土耳其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由于与家乡的外贸生意几乎全面中断，他们只能依靠过去积攒下来的积蓄维持生活。曾经热络的货运通道如今几近荒废，昔日合作的客户也一个个音讯全无。
更让人揪心的是，父母那边传来消息，让他们“从今往后尽量少联系”。这句话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他们与家乡彻底隔离开来。妻子听后情绪一度崩溃，整日陷在懊悔与自责中，反复地说：“早知道这样，我就该跟你一起回去看看爸妈，哪怕只有一面……”Azmet看着痛苦的妻子，只能努力安慰：“也许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等一切过去了，我们还是有机会回家的。”可他自己心里却清楚得很，这种“等一切过去”的安慰，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希望罢了。
之后的日子，对所有留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而言，仿佛进入了漫长的黑夜。起初还有零星的消息传来，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从家乡传来的联系都戛然而止。电话打不通，微信头像变灰，社交媒体上也再无更新，整个群体像被突然从世界上抹去了一样。
Azmet和妻子每天都在焦虑与不安中度过，他们尝试着拨打父母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他们甚至尝试通过曾经的汉人客户打听消息，但换来的不是沉默就是含糊其辞的回应。那些曾热情洋溢的熟人，如今也仿佛变成了陌生人。
“我们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否平安。”妻子常常低声自语，眼神空洞地盯着手机屏幕。Azmet也无法再鼓起勇气去说一些宽慰的话语，因为连他自己也开始逐渐丧失希望。
在这片遥远的异国他乡，Azmet和妻子依旧默默地坚守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早已不再轻易提起家乡的事情，那些回忆仿佛变成了一块敏感的伤疤，只能小心避开。他们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与孩子的成长中，努力撑起这个看似平静却时常令人心碎的家庭。
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懂事了，却也开始有了更多疑问。有时候，他们会天真地问：“爸爸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还能去见爷爷奶奶吗？”Azmet和妻子听后总是沉默片刻，然后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轻声回答：“等一等吧，等将来时机合适了，我们一定会回去看他们。”可他们心里都清楚，这样的“等一等”，没有人知道还要等多久。
到了2019年，Azmet和妻子终于再次通过微信与家人取得了联系。虽然只能偶尔发几条信息、不能语音或视频通话，但比起之前完全断绝联系的日子，已是极大的安慰。那天晚上，妻子在与母亲的文字交流中，发现父亲没有出现，便顺势问起。母亲回复说父亲身体抱恙，正在休养，不便与人通话。妻子当时没多想，只以为是普通疾病，还沉浸在能够重新联系到家人的喜悦中。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2020年，岳父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无论Azmet还是妻子主动提起，岳母总是以“他还在养病”为由搪塞。妻子的心中开始隐隐感到不安。最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通过一位在海外的朋友的帮助，他们得知了一个令两人心如刀割的真相：原来岳父早在2017年就已被当地政府逮捕判刑，罪名是“向境外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这个说法让Azmet感到又震惊又愤怒——岳父不过是在他们旅居马来西亚期间，通过合法渠道汇过一些生活费用，怎么就变成了资助恐怖组织？更让人愤怒的是，朋友还告诉他们，岳父一家的所有资产，包括房产和商铺，也早已被轮台县地方政府没收。
Azmet这才恍然大悟：这根本就是轮台县的汉人官员利用中国政府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政策，将岳父的产业占为己有。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妻子又陷入了悲伤当中，azmet即愤怒又无奈，这几年海外的维吾尔人几乎都有亲人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或者强制关进名为“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当中，海外的维吾尔人几乎无计可施。
但绝境中总会有勇者出现。在几名维吾尔年轻人的牵头下，很多身在海外的维吾尔人逐渐走出沉默。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讲述家人的遭遇，发起请愿，联络国际人权组织，希望通过外部的关注，给被困在铁墙背后的亲人们争取一丝希望。
Azmet起初只是默默地浏览这些行动，他害怕——怕自己和妻子的声音会给家乡的其他亲人带来更大的危险。然而，这种沉默并没有换来什么改变，岳父依然身在牢狱之中，亲人们依然担惊受怕不敢联络自己和妻子。
在与妻子反复商量之后，Azmet终于也加入了这场抗争。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岳父的遭遇，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与其他发声的人一起商量后续的计划，互相鼓励支持，一边为家乡遭受不公的亲人呼吁公义，一边也为自己带来一些微弱的希望。
Azmet明白，自己和妻子为此所付出的每一个努力可能都不足以改变现状，但他深知，沉默与放弃只会让这一切持续下去，而只要还有一线声音，就还有可能激起某种微小的波澜，就还会有一丝希望。
直到今天，Azmet和妻子依然在为岳父的遭遇奔走呐喊，哪怕知道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哪怕知道他们无法单枪匹马地改变任何东西。但他们从未放弃，也不打算放弃。他们知道，这场抗争不仅是为岳父，也是为每一位被沉默压迫的维吾尔人，是为了让所有的故事都能有一天被听见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