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与尊严之间：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选择

2026年8月19日

伊利夏提‧哈桑‧闊克博爾, 撰寫的維吾爾人權計畫觀點洞見專欄

对于一个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愿望。

想念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头发花白之前再抱她一次；想在父亲走不动之前陪他坐一会儿；想看看故乡的街道，听一听熟悉的乡音。这些愿望本来不应该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它们只是一个儿女对父母最朴素的牵挂，是一个人对故乡最自然的眷恋。

然而，对于许多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而言，“回家”却早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家庭事务。

它有时意味着接受条件，接受审查，接受监控，接受沉默，甚至接受对自己过去所说、所做的一切进行否认。

于是，一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选择，被强加到了维吾尔人的面前：

是为了见父母、见亲人，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侮辱尊严、奴役灵魂的苛刻条件；还是为了保留一个自由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拒绝这种强加的政治控制与迫害，继续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

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这是被迫接受的选择。

一、当“回家”不再只是回家

在一个文明的正常社会里，一个人回自己的故乡探望父母，不应该需要向政府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

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公民可以批评政府，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也可以爱自己的父母。

这几件事情之间本来没有任何矛盾。

但是，当政治权力把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与他能否见到父母联系起来时，“回家”便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它不再只是一次旅行。

它可能变成一次考验。

你是否愿意闭嘴？

你是否愿意删除过去发表的言论？

你是否愿意停止公开批评？

你是否愿意接受监控？

你是否愿意向有关方面报告自己的海外活动以及与谁接触？

甚至，你是否愿意用自己的沉默，换取一次与父母相见的机会？

当这些条件出现在“回家”的门槛上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这还是回家吗？

一个人如果必须用放弃部分自由、放弃政治表达的权利、放弃人格尊严来换取与父母见面的资格，那么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回家，而是暴政以亲人作为人质而对人性与亲情的挟持。

二、最残酷的不是分离，而是让亲情成为筹码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来说，真正令人痛苦的并不仅仅是无法回到故乡。

更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就在故乡。

父母可能还活着。

他们可能正在一天天老去。

他们可能已经满头白发，身体越来越虚弱，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而身在海外的儿女，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究竟是什么时候。

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

这就是跨国迫害最令人心碎的一面：

它不仅试图控制一个人，还试图通过这个人最爱的人来控制他。

政治权力如果直接威胁一个人，他可以选择反抗。

但如果威胁的是他的母亲、父亲、妻子、孩子和兄弟姐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人可以忍受自己的痛苦，却很难无视亲人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亲情便可能成为最有效的控制工具。

一个海外维吾尔人可能会在深夜问自己：

“如果我答应他们的要求，是不是就可以回去看看妈妈？”

“如果我保持沉默，是不是父亲就可以少受一点压力？”

“如果我不再公开讲话，是不是家里的人就会安全一些？”

而另一个声音又会问：

“如果我为了见妈妈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我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如果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我下一次是不是还要接受更多条件？”

“如果今天他们要求我沉默，明天他们要求我做什么？”

这就是维吾尔人所面对的真正困境。

三、拒绝回去，不等于不爱父母

有一种极其不公平的误解，需要被明确地纠正：

一个维吾尔人拒绝接受中共的政治条件，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自己的父母。

恰恰相反。

有时候，正因为爱父母，他才更加痛苦。

一个人不愿意让自己的父母成为控制自己的工具，不愿意让母亲的牵挂变成别人威胁自己的筹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自由去换取一次被允许的探亲。

真正的问题不是：

“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父母？”

而应该是：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尊严的同时，正常地回去探望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探亲需要政治条件？

为什么见父母需要证明忠诚？

为什么一个海外维吾尔人的言论和政治观点，可以成为决定他能否见到亲人的标准？

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回答，那么被审视的就不应该是那个拒绝接受条件的维吾尔人，而应该是制造这种困境的权力结构。

四、最难承受的是“后悔”

亲情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父母会老。

人的生命会结束。

我们永远不知道今天的一次告别，是不是最后一次。

因此，对于海外维吾尔人而言，这种选择尤其残酷。

有的人可能已经多年没有见过母亲。

有的人最后一次与父亲说话，已经是很多年前。

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亲人现在身在何处。

当他们面对“接受条件就可以回家”的诱惑时，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

他们面对的是自己一生中最柔软的部分。

一边是母亲的白发。

一边是自己的尊严。

一边是故乡的土地。

一边是不能接受的政治条件。

一边是多年积累的思念。

一边是对失去自由、被监控甚至遭受进一步迫害的恐惧。

这就是为什么旁观者很容易说：

“既然只是回去看父母，为什么不能妥协一次？”

因为旁观者不知道，一个“妥协一次”可能意味着什么。

更因为旁观者没有站在那条边界线上。

五、真正的奴役，是让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

奴役并不总是铁链。

有时候，最有效的控制不是把人关起来，而是让一个人在恐惧和牵挂中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

当一个人开始相信：

“只要我闭嘴，就能见到父母。”

“只要我不再批评政府，家人就会安全。”

“只要我接受监控，就可以回家。”

那么权力便不需要一直使用暴力。

它已经把控制植入了人的内心。

这正是跨国压迫最危险的地方。

它的边界不在国境线之内。

它可以跨越海洋，进入一个人的家庭关系、私人生活和心理世界。

它甚至可以让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依然因为远在故乡的亲人而感到恐惧。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压力。

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侵蚀。

六、我们不能接受“亲情必须服从政治”

父母不是政治筹码。

母亲的拥抱不是政治奖励。

父亲最后一次见孩子的机会，不应该成为任何政府控制人的工具。

亲情是人的基本情感，也是最基本的人性。

一个真正有尊严的社会，不应该要求一个人通过放弃自己的良知和自由，才能获得与父母相见的资格。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

维吾尔人有爱父母的权利，也有坚持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有思念故乡的权利，也有拒绝政治胁迫的权利。

这两种权利并不冲突。

真正冲突的是：

亲情与一个试图利用亲情进行控制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

而不应该被迫在亲情与尊严之间作出选择的人，是维吾尔人。

七、我们真正希望的“回家”

我相信，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维吾尔人心中，都有一个简单的“家”。

那里没有审讯。

没有监控。

没有政治条件。

没有要求你证明自己是否忠诚。

没有人因为你在海外说了什么，就威胁你的父母。

你可以走进家门，看到母亲。

她也许已经老了。

她可能认不出你脸上的变化。

你坐在她身边，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多年没有回来。

你只是握着她的手。

父亲坐在一旁，也许已经说不出太多话。

你们沉默一会儿。

这才应该是“回家”。

回家，不应该是一种恩赐。

见父母，不应该是一种政治奖励。

亲情，不应该成为任何政府控制人的武器。

而一个人的尊严，也不应该成为与父母相见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对于今天许多维吾尔人来说，最深的悲哀也许不是不能回家，而是他们被迫面对这样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如果想见妈妈，我必须先放弃怎样的自己？”

如果一个社会让一个儿女必须在“拥抱母亲”和“保持尊严”之间作出选择，那么真正需要反思的，从来不是这个儿女。

而是那个制造这种选择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母亲应该成为政治权力的筹码，也没有任何一个儿女应该为了拥抱自己的母亲，而被迫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