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我的兄弟
2024年1月15日 | 曹雅学, 特邀作者
1.
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以为我跟伊力哈木·土赫提认识。 我不认识伊力哈木。当伊力哈木于2014年1月15日被逮捕时，我还是个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新人，只隐约听过他的名字。
我开始阅读有关他的资料。我读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的自传文《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他写道。他的父亲，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在他两岁时在文革斗争去世。
这是伊力哈木生命中的第一个事件，也是我描画伊力哈木生平轮廓的起点。
监狱十年过去了。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2016年秋季。从那时到现在，他杳无音讯。他在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215号新疆第一监狱服无期徒刑。高墙无法穿透，且变得越来越抽象。
我们这样想一下吧：这十年，是伊力哈木45岁到55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光，生活本应该过得充实而多产。生命的浪费令人心碎。
2.
尽管伊力哈木的生命以这样一个悲剧开始，但他成人后却碰上了共产党统治下“最好的时代”。
请注意这一个个的年份。1985年，16岁的他被选到中央民族学院（现在是民族大学）读大学预科。当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爆发时，他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师范大学就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隐晦提及天安门运动。没有更多细节，我们只能脑补那一年的事件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他于1991年大学毕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民族大学的一个系担任共青团书记。1994年，他进入该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攻读发展经济学。那时，他开始对新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是一位多产作者，并曾经提出在喀什建立一个经济特区的设想。
他游历了整个中亚、俄罗斯和南亚，目睹了大量的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以及失败的社会转型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他与警察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94年。那时他刚在读研究生并开始发表文章。他的论文对很多政府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来自新疆的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到北京来找他。一个不祥的端倪。伊力哈木的妈妈吓坏了。
3.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制造业在沿海省份和全国各地的乡镇火热兴起，中国在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崭新的高速公路和高铁给幅员辽阔的国家提速带风。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年轻人涌入大学讲堂和独立书店，聆听关于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思想的讲座。党报派生出来的市场化媒体思想趋于自由，揭露腐败和社会弊病。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博客和网络论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天吸引着千百万访客，滋生着无以计数的热烈讨论。维权运动兴起, 人们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义。尽管2008年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年份，但它确实让许多中国人怀揣希望。303名中国知识分子、律师和异见者签署了《零八宪章》，一份要求政治变革的蓝图。
伊力哈木也活力四射。他是一位备受欢迎的年轻副教授，他的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不仅来自他任教的民族大学，还来自其它校园。他与当时以自由思想闻名的汉人知识分子交往，还曾邀请一位维权律师来分享他的讲台。他创办了“维吾尔在线”中文网站，与一群喜欢他的学生共同打理。他与艺术家艾未未、藏族作家唯色以及其他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道，常常是欧美国家驻华大使馆的座上宾。他还受法国文化部的邀请访问了法国。
他既是那个充满能量的时期的产物，也是直接的参与者。不过如今看来，那个时期越来越像一个海市蜃楼。
4.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对黄章晋说。黄章晋在新疆长大，在北京从事出版，也是一位著名的博主。他们通过维吾尔在线结识，并成为好朋友。
伊力哈木对新疆的研究愈发深入，每年暑假都回到家乡进行田野调查。他看到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正在限制维吾尔人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使他们陷入越来越弱势的地位。他反对以“反恐”的名义对维吾尔人滥用武力和强制手段。在北京，他认真地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维吾尔在线网站向内地与新疆的汉族读者提供更多关于维吾尔人的信息以及国际消息。这些信息在官方媒体中是看不到的。他主持维吾尔人与汉人的论坛，倡导理性对话。他探索维吾尔历史，并就与维吾尔人相关的时事发表评论。他认为在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有一道“长城”，他想打破这道长城的阻隔。
他一直怀疑中国的统治者视维吾尔人为异己，非我族类。他并没有错。
5.
如果说伊力哈木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的话，那么这段时光在2009年7月5日戛然而止。当乌鲁木齐发生了“维汉骚乱”的时候，维吾尔在线立即被政府指控“在骚乱中起了煽动作用”。这样的指责显然是不负责任和荒谬的，它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对政府本身也毫无助益。
对维吾尔在线网站以及伊力哈木的敌意是共产党仇视信息流通和言论自由的本能反应。伊力哈木在2009年7月5日示威（“骚乱”）后被拘留了一段时间。他早已被禁止发表文章；降薪使他全家的生活陷于困顿；他的教室被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警察骚扰成为家常便饭；在所谓的敏感日期，他被警察强行控制、带离北京等等。
简言之，他得到了一个国家敌人的全套待遇。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他在2011年写道。“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剩下的故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伊力哈木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不是吗？中南海里的人可能认为将伊力哈木投入监狱是个好办法，但他们唯一的成就，是向世界展示，他们中国故事有多败坏。
这里，我必须要补充一点：伊力哈木被捕后，为他提供无罪辩护的两名律师来自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在2015年臭名昭著的709镇压人权律师事件中，这个律师事务所成为主要打击目标，被彻底摧毁。
“现在的政治迫害的对象，恰恰是这个国家未来最需要的人，”一位外媒记者朋友这样感慨。
确实，中国毁人不倦，犹如砍伐。
6.
2015年春季，我做了一个决定：游说欧洲议会，把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颁发给伊力哈木。我的计算很简单：欧洲议会1996年将萨哈罗夫奖颁给了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2008年颁给了另一位异议人士以及环境保护倡导者胡佳，现在是不是该再颁发给一位来自中国的人士呢？
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收集了有几十位杰出人士和组织的签名信，包括达赖喇嘛，支持伊力哈木提名。
夏天，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高地的波拿巴面包店与史伯岭教授(Elliot Sperling)以及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Jewher Ilham)第一次见面。他们从印第安纳州来与国务院官员会面。菊尔在印第安纳大学读本科，史伯岭是一位著名的藏学学者。他在一次访问北京时与伊力哈木共饮啤酒，结为好友。
我告诉史伯岭我打算在九月份前往斯特拉斯堡。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当下读懂了他的心思：“这个中年中国女人要在欧洲议会做什么？我怎么知道她不会把事情搞砸呢？”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他说：“我也去。”
我感到无比宽慰。他不知道我独自前往心里有多害怕。
九月份，史伯岭和我开始了我们的首次斯特拉斯堡之行，他从纽约经法兰克福前去，我从华盛顿经巴黎前去。
在巴黎，我拜访了玛丽·霍尔兹曼(Marie Holzman)。她是一位汉学家，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已有几十年。坐在她家的餐桌边喝茶，我告诉了她我的计划。
“我和你一起去，”她微笑着，轻声说。“你知道吗？伊力哈木来过我这里。他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
如此这般，在抵达斯特拉斯堡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三人团队。我大受鼓舞。
7.
利用在巴黎的一点空闲，我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在大教堂里游逛的时候，我进到后面的一间小祷告室里坐下。我从来没祷告过，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开始祷告。为伊力哈木。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涌出来，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不得不用袖子擦拭，因为我身上、包里竟然找不出一张纸巾来。
我现在犹豫着要不要讲述这一幕。出于几个可理解的原因，我有点尴尬：除了在公共场所泪流不止很难看外，伊力哈木是一名穆斯林，而我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徒。
不过，再想想，这有关系吗？
8.
在斯特拉斯堡，我的朋友苏雨桐介绍我们认识了欧洲议会经验丰富的政治顾问Zsuzsa Ferenczy。她告诉我们，你们今年来得太晚了；我带去的有几十个签名的信毫无用处（”我们这里没人会读它”）。Zsuzsa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建议，指导我们下一年如何做。获得提名并不容易，要么是议会七个政治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提名，要么是至少40名跨党派欧洲议会成员提名。除了Zsuzsa，我们在那座迷宫般的议会建筑物中交谈过的人，似乎都没有听说过伊力哈木·土赫提这个名字。
在返回巴黎的火车上，我意识到这场提名会有多复杂和困难。我仍然记得那天火车穿越法国乡村时车窗外的朦胧日落。
9.
当我们在2016年初春重返欧洲议会开始活动时，我们的团队扩大到了五人：在布鲁塞尔无国家和无民族组织(UNPO)工作的意大利姑娘露琪亚(Lucia)，以及来自慕尼黑的维吾尔裔德国人、自由欧洲电台退休记者安瓦江(Anver Can)加入了我们。
那年春天我们一起以及分头进行了多轮游说，办了许多活动。但结果是，没有一个政治团体同意提名伊力哈木·土赫提。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只能是得到至少40名跨政治团体的议会成员的支持。我们列出了一份可能支持者的名单，有一百多名议员。露琪亚马不停蹄、不知疲倦地到议员办公室敲门、约见。玛丽和安瓦江动用了他们在欧洲一切的人脉资源。
到10月提名截止的当天，我们得到了43名欧洲议会成员签名，把提名表交到了议会秘书处。伊力哈木成为第5位被提名者。
议会外交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听取对被提名人的介绍会那天，我坐在会议厅的后排。上百名议员观看了我制作的伊力哈木五分钟视频介绍。我对团队的成果深感满意：欧洲议会知道了伊力哈木是谁。当他们到了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再次把萨哈罗夫奖颁给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时，他们知道应该给谁。
伊力哈木是2019年萨哈罗夫奖获得者。那时，全世界已经知道，中国把数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对他们施行酷刑、洗脑、强迫劳动，或判处长期监禁。这比伊力哈木2014年入狱前想象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10.
晚餐史伯岭喜欢点三文鱼，我则最爱当地名菜烤猪肘配酸菜。在我们的用餐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说：“那些遭受了如此残酷对待的民族必须自主决定他们的未来。”他指的是藏人和维吾尔人。
我是他这个民族自决主张的忠实信徒。
“学者往往对从事游说活动感到不适。我甚至觉得他们鄙视像我这样的活动人士，”我曾对史伯岭说，主要是为了指出他的不同。他悠悠地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人。”
他过度工作。不管是在布鲁塞尔还是斯特拉斯堡，他白天跟团队一起奔波，晚上补他的教职工作，包括指导一个博士研究生。他一直在担当着菊尔的看护人。菊尔于2013年初独自一人来到美国，而与她同行的父亲在北京国际机场被拦截。
有一天，史伯岭说：“得奖固然好，但我们其实只想让伊力哈木回来，重获自由。”
我同意。我并不在意这奖那奖。我只想看到伊力哈木回来，回到两个儿子身边，他们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在彷徨和挣扎中跌跌撞撞地长大；回到他温良忍耐的妻子身边；回到维吾尔人中，回到他这几个五花八门的兄弟姐妹中：一个美国犹太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六十年代翻越阿尔泰山逃离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有一个偶然的中国人。
纪念史伯岭教授，1951 – 2017
曹雅学是China Change (改变中国) 的创立人和编辑， 是伊力哈木•土赫提文集与访谈录We Uyghurs Have No Say – An Imprisoned Writer Speaks的编者以及译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