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下的‘野蛮’

2021-05-03 04:00:00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1997年伊犁2.5血腥镇压之后，全维吾尔自治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的‘反分裂’教育运动，要求每个单位几乎每天都要组织学习中央文件、自治区文件；当然，主要目标还是针对维吾尔人，因而，是维吾尔人就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

为了强化、扩大这种灌输式学习的范围，当年夏季，由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牵头，安排了一个所谓的全区范围的“区情”知识竞赛；说是“区情”知识竞赛，实际上是歌功颂德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咒骂‘分裂主义’等。

石河子，由师市宣传部负责，也组织了两个四人的小队参赛，一个是汉人队，一个是维吾尔人队。大概是因我过去参加过知识竞赛、获过奖的原因吧，师市宣传部借调我去负责训练维吾尔人队伍。

这样，开始了我和农八师、石河子市宣传部官员的打交道，也使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兵团一众大小官僚的蛮横霸道、腐败无知，及兵团官僚对维吾尔人的偏见和歧视。

为了让参赛队员在几个月内背熟知识竞赛的全部内容，我们教练和队员被要求离家，住在师市远在红山嘴、玛纳斯河源头的一个专为官员休养的宾馆，吃喝全有宣传部负责；伙食费按干部待遇，每人每天在25元人民币左右。

宣传部派了一位姓何的科长全面负责，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般，我和何科长每天早上一起制定每天方案、抽查背诵情况；作为教练，在队员背书时，我基本上空闲；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何科长就相互熟了，没事儿了，我们就天南海北聊天；再后来，他发现我的汉语很好，因而，也开始叫我帮他、帮宣传部打杂。

在中国官场，众所周知，借调，对很多人是一个高升、或改变命运的机会。

很多人在借调一段时间之后，一般都能调进所帮忙部门；因而，被借调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唯恐得罪部门人员，更遑论得罪部门一把手了。

然而，我却不停的提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妥协；首先以汉餐厅同时做猪肉饮食，因而无法保证清真饮食，而选择了一家简单、也是当地唯一的一家回民餐厅吃饭；这，破坏了宣传部要求大家在一起吃汉餐的安排。

实际上，我们是在为他们节省开支；吃汉餐的小队，因要求每顿饭要有海鲜等，伙食费不够花，而我们因清真饮食简单，伙食费花不完！后来，我发现，我们节省的饭钱，最后还是进了宣传部官员的个人口袋，这是后话。

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在一次师市主管宣传的民族副师长、也是石河子市副市长，师市宣传部王飞部长，前来看望我们时，我婉拒和副（师）市长一起吃汉餐，坚持先在清真餐厅吃完饭之后，再加入他们、‘聆听’训话；这，着实让他们无法理解；因而，都对我这个不识时务的、‘落后’维吾尔人，有点好奇，或准确点说，觉得我有点不可理喻、或‘野蛮’。

特别是在我加入汉餐厅副（师）市长、王部长的宴席之后，对宣传部王部长，所谓不吃猪肉是落后观念之‘谆谆教导’，我当众以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也不吃猪肉为例的驳斥，使宣传部内将王部长视为全权主宰的一众官员，对我耿耿于怀，包括何科长，都觉得我有眼不识泰山，很不识时务。

尽管他们不太喜欢我，但一时也找不到其他人顶替我；因而，宣传部把我当成另类、不开化、稍显‘野蛮’的维吾尔人，在观察、研究和利用。

快到竞赛时间了，一天，何科长要我和他一起去乌鲁木齐，看能否打听到知识竞赛更多情况，如果可能，最好打听、打听是谁负责主持竞赛并提问，家住哪里？

我们俩一块儿坐火车去乌鲁木齐，路上大约两个多小时。

火车上寂寞了，聊着、聊着，何科长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伊利夏提，问你个敏感问题；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如果发生什么大的政治变动，我是说发生冲突，维汉冲突，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维吾尔人一边？”

显然，在何科长的理解中，政府就是汉人，而我们维吾尔人则是潜在的对立面。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但是，想想自己早已在共产党的黑名单里，知道宣传部也不会将我的借调变成高升的机会；对我而言，多说一句、或少说一句，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我有义务告诉他们我真实的想法。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是维吾尔人，如果发生冲突，我当然要站在弱势的维吾尔人——我的同胞一边！”

何科长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似乎一点都不犹豫，一点都不含糊。”我回答：“为什么要犹豫呢？为什么要含糊？我犹豫了、含糊了，你们会信任吗？肯定不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你们的圭臬吗；你不是以汉人等同于政府，将我们维吾尔人排除在政府之外了吗？我何必要自作多情呢！”

沉默，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在兵团官场上混迹了几年的何科长，肯定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截了当，而且不留一点后路。

这当中，列车员走过来了，是一位维吾尔女列车员，而且是我认识的；她一见到我，就很热情的大哥长、大哥短的，聊了一会儿。

因我家，除我之外都在铁路上工作，而我又经常往来于石河子-哈密、石河子-奎屯探望父母弟妹，再加铁路上维吾尔人本来就很少；因而，铁路上的维吾尔人，基本相互认识。

沉默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何科长似乎缓过来了；他突然问我：“你认识石河子的每一个维吾尔人吗？我听说维吾尔人互相都认识。”我笑了笑说到：“何科长，尽管石河子维吾尔人不是很多，但也近万人口，我怎么可能全认识呢？城里的，我可能大多数都认识，但石河子乡、老街区的维吾尔人，我可能也就认识一少部分吧。”

他狡黠的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你看，火车上的这位维吾尔女列车员你认识，刚才另一位维吾尔人走过，也和你打招呼了；我们碰到的维吾尔人，你都认识！我听说你们都很团结、抱团。”

我说：“何科长，我们维吾尔人、或者说是穆斯林，相互见面，认识不认识，都会致以问候，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礼貌。”

“是吗？那我们看 看，看看到乌鲁木齐，你是否还能碰到你认识的维吾尔人。”何科长皮笑肉不笑的看着我说。

火车很快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我们下车，非常巧的是，出站口一位女服务员，是维吾尔人，而且还是我母亲好朋友的女儿，我们很熟；她一见到我就非常热情的和我致意，然后就是相互问候父母亲人等，何科长在旁边看着；他脸部的表情告诉我，这一幕，似乎再一次验证了他的推论，维吾尔人都互相认识，都很团结。

走下火车站，何科长意味深长的对我说：“怎么样，伊利夏提，我说过你们维吾尔人相互都认识，这不又是一个例子吗？”我解释说：“何科长，我父母弟妹都在铁路上工作，铁路和石河子一样，维吾尔人不多，所以大多相互认识，这并不奇怪；这和抱团无关！”

说着话，我们俩就到了公共汽车站，正在等车时，突然，一位身着警服的维吾尔人向我们走过来，我一下就认出了他，是我大连工学院比我低一届特别要好同学的弟弟，我在找工作时还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和我极其熟悉；他在火车站派出所当警察。他快步走过来，热情的和我握手拥抱、问候。

同学的弟弟，以维吾尔人的热情好客，极力邀请我到他家去，或者，和他去餐厅一块儿吃个饭；我极力礼貌回绝，告诉他我是出差过来的，身边这位是同事。他和何科长点了点头，问了个好，我最后以保证离开乌鲁木齐前，一定去拜访他家告别。

等朋友的弟弟走了，何科长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好像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我说了吗，维吾尔人都互相认识，我说你们都团结、抱团，你还说不是；你看这一路，不到三个小时的路程，总共也就碰到四五个维吾尔人，你都认识；你们见面那股热情劲儿，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呀！”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觉得再和他解释，他也不会明白；他根本不知道，维吾尔人传统习惯，也是伊斯兰信仰义务，要求每一个旅途中人，认识不认识，碰到了就一定要相互致意问候；他更体会不到，在中央垄断企业里，如兵团、铁路、能源、民航等，维吾尔人更是屈指可数，少之又少，即便大家相互不认识，也都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