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中华殖民者的叙事

2026年4月28日

拉法伊尔（Rafael Kokbore）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洞见专栏

我曾经对“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很长时间也不在乎中国人对我们的称呼。但当我到国外生活之后，我慢慢感觉到这个称呼很不舒服。

最近看到法国维吾尔女学者，“欧洲维吾尔研究院”主席Dilnur Rayhan女士写了一篇专门探讨有关“少数民族”这一称呼的文章，看完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Rayhan女士的文章认为 “少数民族”这一称呼并非一中性词，而是带有明显的殖民者居高临下视角的歧视性词汇，并隐藏着帝国霸权主义叙事的政治含义。

然而，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对中国政府有意使用的 “少数民族”称呼不加疑问的广泛接受，在今天，事实上，不仅使中国政府成功地掩盖了对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南蒙古等地的殖民占领这一事实，并使中国政府巧妙地利用这一叙事剥夺了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和南蒙古人获得独立的天然政治权利。

读完Rayhan女士的文章之后，我也想写一下我对“少数民族”这一称呼的想法。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是中国政府拿中国的汉人人口数据与非汉民族相比较而言的；然而，就维吾尔人的例子而言，我们并不承认东突厥斯坦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和中国的人口数字相比较？

至今，即便按中国政府充满水分的人口统计数字，在纸面上，我们在自己的家园东突厥斯坦，还是多数！我明白现今的东突厥斯坦人口数据，是为了掩盖其大规模政治移民改变东突厥斯坦人口结构的阴谋；但中国政府还是不得不承认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政治移民动员下，在东突厥斯坦境内，作为原住民族的维吾尔人口还是比汉人人口多。

如果只是和汉人的人口做比较，从而比汉人人口少的民族都被称为“少数民族”的话，不仅是维吾尔、图伯特、蒙古等被迫处于中国殖民统治的各民族应被称为“少数民族”，全世界中国统治区外的非汉民族，也都应该被称为“少数民族”，这也包括了人口数仅次于中国汉人人口的印度人，印度人也是“少数民族”，这有多荒唐。

在美国也有“少数民族”，比如印第安人，但美国人不称他们为“少数民族”，而是称他们为“原住民”（Native American）；承认他们是这块儿土地的原住民族，从不刻意强调什么“自古以来”。  

澳洲也有“少数民族”，澳洲的土著人口（Indigenous原住民的意思），但澳洲人也不称他们为“少数民族”；承认他们是澳洲的原有民族，并且承认澳洲不是澳洲白人“自古以来”的家园。

据我所知马来西亚也有原住民、或土著(Orang Esli)，马来语称为Bumiputera；Bumi是土地、家园的意思，Putera是王子、太子、男性贵族的意思；马来执政者也没有将土著称为“少数民族”，而是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称其为“土地（家园）的太子（主人）（Bumiputera）”，没有刻意强调马来人的“自古以来”。

偏偏中国执政者，将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和南蒙古等非汉各民族称之为“少数民族”。之前的民国及国民党政府，尽管也偶尔强调“自古以来”的帝国叙事，但其大多数政府公文和历史记录等都是广泛使用“满、蒙、回、藏五族”、“边疆各族”等词，鲜少使用“少数民族”称呼。

为什么只有中国政府将其殖民占领下的各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呢？

Rayhan女士在其文章里就指出，“少数民族”这一称呼，并非简单的中性分类，而是在长期使用中，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它将东突厥斯坦、图伯特等地区纳入中国国家叙事之中，在概念上预设了这些地区“属于中国”的前提，从而为“自古以来”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语言上的支撑。

在这种框架下，这些地区曾经存在过的独立政权与历史传统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抹除，而“少数民族”这一身份，则被用来替代原本可能指向民族主体性的历史叙述。

更进一步，这一叙事不仅作用于国内，也影响了外部世界。当西方学界与舆论在不加区分地接受“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时，往往也在无意间接受了其背后的前提——将这些民族视为中国国家内部的组成部分，而非拥有独立历史与自决权利的群体。由此，关于民族自决的讨论被转化甚至被消解。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借助这一叙事，将对这些地区的压迫统治界定为“内部事务”，以主权为由拒绝外界干预，并将一切批评归入对其“内政”的干涉之中。这种话语策略，使得针对相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批评，长期难以突破其设定的框架。

尤其是在中国，这套叙事通过教育体系与媒体传播不断被强化。“少数民族”的概念，连同“大一统”的历史观，逐渐成为许多中国人理解国家与历史的基本方式。久而久之，它不再只是一个分类标签，而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甚至难以被察觉的叙述结构。  

因而，一说到“少数民族”，中文圈，无论是简体，还是繁体（正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无论是海外异议人士，还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人；他们大部分人的脑子里马上出现的相应词汇是贬义的“落后”、“懒惰”、“野蛮”等等，由此延伸而出现的词汇便是褒义的“启迪、开化”、“团结、进步”、“开发、脱贫”等等。

可以说，在中文世界里，在大多数使用中文的人们的思维中，在绝大多数的中文口语及文字意境中，“少数民族”一词，已经是略带贬义的一个词。

“少数民族”等同于“落后” 、“懒惰”、“野蛮”，因而需要中国政府的“管教”，需要中国政府的强制劳动来“脱贫”。

而且，更严重的是“少数民族”不仅意味着“落后”、“懒惰”、“野蛮”，“少数民族”还意味着更微妙的“少数”；不仅是数量上的少数，而且还是信仰、文明、传统、教育、权益上的少数（甚至是负数）；其信仰、文化都是‘迷信’、是落后与野蛮。因而，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也成了理所当然，这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普遍心理。

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在数量上忽略不计；甚至，他们的存在都是没有必要的；因而，应该且必须服从大多数，最终融入大多数也就是汉人当中。

按中国统治者的逻辑，多数是强者，是强者也必然是真理的掌握者；因而，作为不掌握真理弱者的“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少数”的权利也必须服从并让步于多数的意志。

因而，在中国官方思想叙事中，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其他的“少数”，其权力和利益，都可以完全忽略不计！“少数民族”，作为“少数”，应为大中华之利益牺牲其一切。

因为此深入人心的逻辑，大多数的中文民众和异议人士，包括一些港澳台、东南亚中文圈的人士，对于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和南蒙古地区的种族灭绝惨剧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百般抵赖。

我以为，在中文知识圈，要启蒙民主、自由、平等，必须先从改变对中文“少数”这一词的歧视性理解开始；“少数”并不一定是弱者，“少数”并不总是“落后”、“懒惰”、“野蛮”的代名词。

历史上，真理被少数掌握，并因掌握真理而发展起来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和中国相比较，西方，全部加起来，还是“少数”，但西方的先进与文明，一直让中国人仰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少数”也不必为多数而牺牲；更不能、也不必为多数放弃其独特性和生存权利；绝大多数的文明人都明白，没有了众多“少数”之五彩斑斓的点缀，人类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单调、灰色的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