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同陌路的朋友
2025年10月17日｜拉法伊尔（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兄弟，回来吧。现在政策放宽了，只要你写个保证书，就能恢复你在这儿的身份，回石河子继续生活。你还能见到你妈妈。”
手机屏幕上的这几句话，让我愣了很久。指尖悬在屏幕上，心口却像被什么压住一般沉重。发来消息的人，是吾木提——我儿时最亲近的伙伴。可在那一刻，他成了邪恶制度的代言人，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少年。
我盯着那些字句，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最终，我还是点下了“删除”和“拉黑”。屏幕安静下来，可记忆却不肯停歇。那些在石河子骑着自行车闲逛、一起去游泳、一起过开斋节的画面，不断浮现，与这条消息交织在一起，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石河子本就是一个维吾尔人寥寥无几的城市，因此我身边为数不多的维吾尔伙伴显得格外珍贵。而在他们之中，吾木提是与我最亲近的一位。他比我年长几岁，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长幼之分，更像是并肩的伙伴。
儿时的记忆里，我们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石河子的街头巷尾。夏天最盼望的就是去石河子大学的游泳馆，一待就是一整个下午。吾木提先教我蛙泳，再带我学自由泳，最后我们总要比一比谁能潜得更久、游得更快。秋天到了，我们就换上篮球鞋，在球场上拼到满头大汗才舍得收场。
逢年过节更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刻。古尔邦节和开斋节那天，我们会穿上最干净的衣服，天一亮就跟着大人去清真寺做礼拜。礼拜结束后，照例要去互相拜访亲友。大人们在客厅里闲谈，我们则一边大口吃着香喷喷的羊肉，一边盘算着如何花掉父母给的节日零花钱。常常是吃得肚子滚圆，再提着钱直奔游戏厅。
在那个维吾尔孩子稀少的城市里，吾木提几乎就是我童年的另一半。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让原本孤单的童年充满了笑声与热闹的温度。
如果只是那些单纯的儿时回忆，吾木提不过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然而，当我父亲因为遭受中国政府的迫害而被迫逃离中国之后，一切都变了。石河子本来维吾尔人就不多，而大部分人很快选择与我们一家保持距离，仿佛唯恐受到牵连。过节时其他维吾尔人不再来串门，曾经会打招呼的人也开始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环境下，吾木提依然坚持来找我。他明知道父母并不赞成，甚至再三劝他不要和我走得太近，可他还是偷偷骑车到我家楼下喊我出去。他会带着零食，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和我去打球、去游泳。有时我沉默，他会开玩笑的一拍我我肩膀说：“想什么呢，有我罩着你别怕。”这些话看起来像是玩笑话，但在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刻，却成了我心里唯一的依靠。我因此更加珍惜这段友谊，把他当作是我身边仅存的亲密同伴。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也渐渐察觉到他的变化。我的母亲因为恐惧与压力，几乎一夜之间停止了和我用维吾尔语交流，家里的语言被强行换成了汉语。我的维吾尔语很快开始退化，而在外面，吾木提也越来越少地使用母语。起初我不解，追问他为什么不再和我讲维吾尔语。他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告诉我，是父母要求他多用汉语，说这样才能“更像汉人”，将来才有出息。尤其是在得知我父亲的遭遇之后，他的父母更加坚信：与中国政府对抗没有任何出路，只有彻底顺从，维吾尔人才可能有未来。于是，他们替他规划好了一切——以后要考公务员，最好能做一名警察。
那之后，我因为父亲的缘故，被迫一点点割舍掉与维吾尔文化的联系。那不是出于选择，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母亲不敢再让我在公共场合使用维吾尔语，家里的生活习惯也逐渐“汉化”，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麻烦。而吾木提则不同，他是主动地在抛弃维吾尔身份。在当时的我看来，我无法真正理解他家庭的这种选择，但心里却暗暗窃喜：至少在外人眼里，我们两个越来越相似了，语言、行为甚至未来的轨迹都在趋同。某种意义上，我把这当成他在支持我、陪我一起承受那段被孤立的岁月。
后来我进入了内高班，留在石河子的时间少了许多，但我和吾木提仍旧保持着联系。我们会在假期见面，或者隔三差五通个电话，聊彼此的近况。到了我上高一那年，他已经高中毕业。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打算报考什么大学，他几乎没加思索就说，家人让他去报考警察专业，不管在哪个学校，只要能当上警察就好。那一刻，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顺从与笃定，仿佛除这条路外没有任何别的可能。事实上，这并不只是他父母的意愿。我后来才发觉整个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压抑，体制外的维吾尔人生活处处受限，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稍有差池就可能被警察盯上。对他父母来说，唯有进入体制才算是一条安全的出路。于是他们不断灌输他这个念头，让他相信只有成为警察，才能保全自己乃至全家。以前的吾木提还会对考警校有些迟疑，但到了那时，他似乎已经彻底接受了这条唯一的道路。我相信以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于是便由衷地祝福了他，还半开玩笑地叮嘱他：“那你以后可要当个好警察，保护大家啊。”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带着善意与期待的玩笑，日后听起来是多么的讽刺与荒诞。
那几年，吾木提终于如愿考上了警校，之后也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喀什噶尔当狱警。而那时的我也高中毕业，远赴哈尔滨读大学。在那几年，我们的联系便明显减少，不再像从前那样无话不谈。一方面，他在警校的生活几乎被完全规训——严格的作息、军事化的训练、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让他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我也清楚，那些所谓的“教育”绝不仅仅是训练身体，而是潜移默化地改变思想，把他从一个普通的维吾尔青年塑造成体制所需要的“工具”。
慢慢地，我心里滋生出一种说不清的隔阂。就在他一步步被体制吸纳的同时，我也愈发切身地感受到家乡的恐怖氛围：母亲被反复监视、盘问，亲戚们也常常受到警察的骚扰，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被叫去谈话。那些冷冰冰的制服和严苛的眼神，让我对“警察”二字逐渐生出深刻的恐惧与厌恶。而当我想到吾木提正身处其中，或许已经在接受命令、执行某些指令时，我内心总会涌起复杂的矛盾感：我想相信他依旧是我的朋友，却无法忽视他已成为那个让我心生恐惧的体制的一部分。
从那时起，我不再敢像以前一样无条件地向他倾诉。每一次和他交谈，我都会下意识地谨慎用词，害怕某一句话被误解、记录，最终传到某个我无法掌控的地方。
而他也在渐渐远离我。他几乎不再谈论任何与维吾尔文化相关的话题，古尔邦节和开斋节也不再有哪怕一句问候。相反，每到汉族的节日，他总是一个不落地发来祝福，还常常劝我努力考公务员，最好能像他一样成为警察。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他不仅是在适应，而是在逐渐接受、甚至认同那个体制所赋予的身份。
我从未指望他能重新拾起维吾尔身份，只盼他至少能守住底线，不要亲手参与到加诸我们同胞的苦难之中。但这种希望在现实的洪流里，显得异常渺小而无力。
当我终于逃出中国，辗转来到土耳其时，才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自由的呼吸与轻松的生活。这里有清真寺传来的熟悉祈祷声，有维吾尔同胞热情的问候与拥抱。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开始重新学习维吾尔语，把那些早已生疏的词句一点点拾回来，就像是在为自己找回一段被尘封的灵魂。我重新戴上了doppa，在节日里和大家一起吃饭、跳舞、互相问候。那一刻，我仿佛才真正与童年记忆里的自己重新相遇。
然而在我刚刚开始享受这份自由的时候，2016年，家乡的局势急转直下。大批维吾尔人被投入集中营，无数海外维吾尔人与亲人彻底失去了联系。我也从那时起再没有收到母亲或家人的任何消息。微信上，几乎所有维吾尔人都噤若寒蝉，纷纷与我切断往来，唯独吾木提没有删除我。也许是因为他身为警察，不必担心像普通人那样被牵连；也许是出于别的原因。每逢中国人的节假日，他似乎是为了表决心，依旧会发来简短的问候，我也只是敷衍地回几句。但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再可能是真诚的对话。我无法再信任一个体制中的人，而他大概也不可能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氛围下，他不仅继续待在体制里，还成为了一名特警。那不仅仅是一份职业的转变，更意味着他自愿走上了迫害自己同胞的道路。所有人都知道，特警是中国警察里最核心的力量，而维吾尔特警常常被中国政府推到最前线，用来执行最残酷的命令。中国政府最喜欢用维吾尔警察来对付维吾尔人，因为这样既能展现所谓的“少数民族参与”，又能通过残酷的任务考验他们的忠诚度。只有那些彻底顺从的人才能留下，而稍有迟疑的人便会被清理出局。
我无法确切知道吾木提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被迫参与了怎样的行动。但我清楚地明白，成为特警，意味着他已不再只是体制的一部分，他已经亲身卷入到针对我们民族的灾难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稀薄。偶尔的节日祝福，只剩下一种空洞的形式。我能感受到，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我在流亡中艰难地寻回文化与身份，而他却在那个中国政府绞肉机器的深处，越陷越深。
直到那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兄弟，回来吧。现在政策放宽了，只要你写个保证书，就能恢复身份，回石河子继续生活。你还能见到你妈妈。”
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受。那不是单纯的愤怒，也不是怨恨，更像是一种淡淡的悲凉。删除他以后，我还是想了很久。
吾木提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吾木提。他的转变，也许并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被东突厥斯坦长期压抑的环境、无形的政府压力和不断的暗示，一点点塑造出来的。这样的变化或许不可避免，也无从抵抗。错并不完全在他身上，而在那个庞大的系统——中国政府。它让维吾尔人之间逐渐失去信任，让亲近的人彼此疏远，让维吾尔社群在恐惧与沉默中慢慢土崩瓦解。
我很想念那个儿时的吾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