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 ‘文化大革命’（一）

2016-05-27 04:00:00
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一晃，今年是中共魔头毛贼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尽管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东突厥斯坦、图博特，人们对‘文革’灾难的讨论被习近平政权限制在划定范围内；但是，海外大多数中文自由媒体，在一些信念坚定的中国民运人士引领下，纷纷发表文章，以回忆、评论的形式，揭露、谴责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人，及中共统治下东突厥斯坦、图博特、南蒙古各民族人民带来的极端灾难。

但是读遍中文揭露、谴责‘文化革命’的文章，几乎见不到有关东突厥斯坦、牵涉维吾尔人的 ‘文革’文章；仅有的几篇谈东突厥斯坦‘文革’的文章，也只涉及东突厥斯坦汉人移民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似乎，维吾尔人和‘文革’无关！？

真的是‘文革’和维吾尔人无关吗？维吾尔人难道没有遭遇‘文革’的灾难吗？答案当然是斩钉截铁的：非也！中共统治下哪有“世外桃源”？

如果说维吾尔人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我以为，绝不是夸张之谈！

以下，我就我个人，以幼小年龄经历的一点‘文革’印象，谈一谈‘文革’给维吾尔人带来的灾难。

作为1962年出生的我，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才四岁；初始发生的大多数事，似乎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多印象。但有几起悲剧性事件，却一直挥之不去，大概是因为极不正常的缘故，才在一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岁月难以抹灭的阴影；那些惨剧发生的准确时间，我不记得，大约是在‘文革’的中晚期。

（一）第一次看到死人，第一次知道自杀

那是个大早晨，我和朋友们一块儿去公社果园玩儿。对我们来说，公社果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始森林。公社果园离我家不远，果园环绕一个两层的、半个距形俄式建筑物。一条小河横穿整个果园；我们有时翻墙进入果园，有时顺河沟穿围墙进入果园。

据大人们说，那大庄园，本来是伊犁维吾尔人伊克木∙别克∙霍加（Hekim Beg Ghoja）的避暑庄园；共产党来了之后将其没收，做了曲路海（Chuluqay）乡政府驻地；后来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了公社革委会的驻地。

那一天，我们一群小孩在一个叫阿吉（Haji）的、稍大点的孩儿头带领下，小心翼翼地翻墙进入了公社果园。大家刚刚往前走了一点；突然，带头的阿吉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喊叫，我们都吓了一跳，自然地都驻足看他；只见他目瞪口呆的站在一棵果树前，手颤抖着、指向挂在树上的一个脸色惨白的人，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

几乎是瞬间，其他的孩子也开始有人哭叫了，大家转身不顾死活、大呼小叫着往回跑；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跑回家的，也不记得是翻墙、还是顺着河沟跑出果园的；反正是不顾一切地跑回家、冲进院子，扑向正在打扫院子的爷爷怀抱中；身体颤抖着、哭着，向爷爷结结巴巴地讲述刚刚看到的树上挂着人的惊恐场面。

爷爷似乎听明白了我惊恐的描述，他赶紧安慰了我一下，然后将我交给奶奶，快步走出了院子，走向了公社方向。

下午，我们由大人们的谈论知道了，那位挂在树上的人是一位公社的哈萨克领导，他是一位前民族军军官，因为连续被批斗，实在受不了，而选择上吊自杀。

因为伊斯兰教禁止自杀，所以这位哈萨克前民族军军官的死亡，在当时的整个伊宁县维吾尔、哈萨克人中也都轰动一时！大家都在为他的死亡离世惋惜的同时，似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道不尽的苦难。

再后来，又听说伊宁县的另一位维吾尔民族军前军官也自杀了，再往后是另一位……；似乎，伊斯兰教的自杀禁忌也挡不住苦难中的维吾尔、哈萨克人，在共产党肆无忌惮的人格侮辱面前，宁肯违背教规也要为了维护尊严而选择自杀的痛苦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上吊自杀的人！那张惨白惨白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

现在想一想，多大的心灵痛苦，多残酷的折磨，竟能使这些在殖民者的枪林弹雨中都能活着回来的维吾尔、哈萨克英雄儿女，却在自己家乡、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选择了既违背自己信仰，又给亲人留下无尽痛苦的自杀方式去结束自己的人生。

（二）批判自己的父亲

大概是我在上维吾尔语小学二年的时候，应该是1968-69年的什么时间。

那时候，对我们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学习似乎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我们成天的学习任务，几乎都是背诵维吾尔语的‘毛主席语录’和一些我们不知道意思的口号。

当时，学校里有几位从城里来的年轻维吾尔老师，他们似乎特别喜欢让我们在外面排队占着，然后大声喊叫、背诵，他们教给我们的一些我们并不懂意思的口号；现在我猜想，那些口号应该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汉语口号、或‘毛主席语录’。

我们只是觉得热闹、好玩；只要不进教室，在外面喊叫，大家都喜欢；反正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喊叫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我怀疑，包括那些热衷于教我们喊口号的那些年轻维吾尔老师，是否知道自己在教一些什么、在喊什么！？

一天，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只见在临时搭起来的主席台上坐了几个人，中间坐着的是一个汉人，有人说他是李书记，大概是公社书记吧！他也是我们这些维吾尔小孩子自懂事以来，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汉人。

先是那位汉人书记讲话，我们不知道他讲了一些什么，没有听明白；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来，他是使用汉语讲得话、还是用半截子维吾尔语讲的话；反正台下坐着的维吾尔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讲了什么！大概那些和我们坐在一起的维吾尔老师也应该是一样的。

接着是其他几位维吾尔人领导讲话，我们也一样不知道他们讲了一些什么；应该可以肯定，当时的维吾尔官员都是百分之百讲维吾尔语的，但我们还是没有听明白他们讲的任何东西，反正他们就是啰里啰唆很长时间。

大概是在接近会议结束时，突然，会场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寂静；我们正在打闹、说笑的低年级学生也开始在惊讶中东张西望，试图找到让会场突然转入可怕寂静得原因。

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主席台上站着我们曲路海乡人人都极其尊重的阿斯穆∙阿凡迪（Asim Ependim）；一位，据我当时的理解力，全乡最有知识的维吾尔人！而且，阿斯穆∙阿凡迪还是全乡唯一一位被全乡人尊称为阿凡迪（维吾尔语先生的意思）的维吾尔人！

阿斯穆∙阿凡迪，是曲路海乡唯一大人、小孩都极为尊重的人；我们小孩子还有点怕他，见到阿斯穆∙阿凡迪远远走过来，就是曲路海的酒鬼也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更别说我们这些经常调皮捣蛋、干‘坏事’的小孩子了。

大概是因为爷爷是上曲路海清真寺伊麻木，也读过很多书的缘故吧，阿斯穆∙阿凡迪和我爷爷特别要好，他经常来我家和我爷爷交谈，他们一谈就是一天；甚至，有时阿斯穆∙阿凡迪会留在我家吃晚饭，然后很晚再回家。所以，对阿斯穆∙阿凡迪，我也非常熟悉；我还特别喜欢他带着他的小儿子祖农哥哥来我家。

多数时候，阿斯穆∙阿凡迪会带着祖农哥哥来；阿斯穆∙阿凡迪和爷爷聊天，祖农哥哥给我讲由他父亲阿斯穆∙阿凡迪听来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战斗故事；有时，一看到阿斯穆∙阿凡迪和祖农哥哥往我家走，我那一群小朋友们也会很快就聚集到我家院子里来；大家围着祖农哥哥，要求他给我们讲民族军打仗的故事。

祖农哥哥可会讲故事了，他读的书也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从祖农哥哥讲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了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知道了艾合买提江∙卡斯穆、艾尼∙巴图尔（Gheni Batur）、热孜万古丽（Rizwangul）等民族军英雄儿女。

今天，这位全曲路海乡维吾尔人敬重的阿斯穆∙阿凡迪，脖子上被挂了个大大的牌子，站在主席台上；他高大的身躯、大概是在牌子的重压下、略为弯曲，头稍稍低着；他的身边，一边站着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维吾尔民兵；这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民兵，站在阿斯穆∙阿凡迪身边，恶狠狠地看着他，似乎，如果阿斯穆∙阿凡迪稍不小心，他们就会把他一口吃掉。

大家呆呆地，以惊讶、惊恐的眼神看着主席台，等待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如何发展。似乎，台下的学生、老师对此没有一点准备！

台上，身材高大的阿斯穆∙阿凡迪，还是一如既往，仍然以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威严地直视着台下的学生、老师。大家似乎都在有意躲避他那双眼睛，害怕和他目光接触。

突然，从主席台的一边，祖农哥哥走进了大家的视线；他低着头，手里拿着一张纸，颤颤抖抖、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父亲身边；可以看出来，因为祖农哥哥双手的剧烈颤抖，他手上的纸似乎要被扯烂、掉地下。

在台上一位领导的连扯带拽引导下，祖农哥哥走到他父亲身边站住了，但他仍然是低着头，不敢看他父亲。可怕的寂静，被台上一位领导打破，只见台上一位领导，高举起其右手，声嘶力竭的用维吾尔语喊着什么，大家也跟着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地喊着。

台上俩个民兵似乎因为喊叫而突然有了精神，立即从两边恶狠狠地抓住阿斯穆∙阿凡迪的双手，将其手向后硬压到了齐肩高，这使得阿斯穆∙阿凡迪的高大的身躯不得不弯下，弯到头几乎要触到地了。

阿斯穆∙阿凡迪的脸变得通红，喘着粗气；但他还在挣扎，想极力摆脱两个拉着他胳膊的民兵；但很显然，年过中年的阿斯穆∙阿凡迪不是两个年轻力壮民兵的对手。

一阵喊叫之后，那位领导对着祖农哥哥声色严厉地说了什么；之后，只见祖农哥哥拿起手上那张因其双手的颤抖，而变得皱皱巴巴的纸，低着头在念着什么；尽管大家在屏住呼吸、伸长耳朵，试图听清祖农哥哥在念什么，但还是白费力气，根本听不见！可以说，祖农哥哥只是在哽咽中嘟囔！

祖农哥哥嘀嘀咕咕都囔完之后，又是一阵领导带领下的声嘶力竭喊叫，但响应者更比之前寥寥。大家似乎还未从这一突然出现的沉重一幕缓过气来；似乎，大家仍然不敢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

在大家的惊讶、惊恐中会议结束；凶恶的民兵、极其粗暴地将阿斯穆∙阿凡迪，又是连扯带拽地押走了；几位领导也簇拥着汉人书记坐上一辆旧吉普车走了。

惊魂甫定的祖农哥哥孤独地站在台上，双眼无神；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走到他跟前，拉了一下他的手，刚叫了一声：“祖农哥哥！”他就开始放声嚎啕大哭！他哭得好伤心，一阵又一阵的，似乎挺不下来；几位老师过来劝阻也不行。

记得，最后是有几个大人走过来，将祖农哥哥拉走送回了家，但他那凄厉、悲怆的哭声，自此，一直就在我耳边回响。

自那之后，祖农哥哥再也没有了笑脸，我们也没有听到他再讲过民族军的故事。

后来爷爷告诉我，祖农哥哥是被公社领导强逼去批判他父亲——阿斯穆∙阿凡迪，曲路海乡维吾尔人最敬重的一位——阿凡迪（先生）；那天的会上，祖农哥哥是在念公社领导替他写的、批判其父亲的稿子；尽管大家都知道祖农哥哥是被强逼的，但还是无法理解祖农哥哥怎么会答应公社领导去批判自己亲爱的父亲！？

再后来，听说阿斯穆∙阿凡迪被判了刑，罪名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