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服者的历史权利：满洲、东突厥斯 坦与现代中国叙事的裂缝

2026年5月7日

叶博 (Yerbol Yezhenkhan) 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洞见专栏

在漫长的欧亚大陆史中，叙事权从来不是中性的。它往往落入那些能够把军事征服、行政整 合与文字书写结合在一起的庞大政治实体手中。疆域一旦被画入某个帝国或现代国家的地图 ，后来的史家便常常倒转因果，把暴力形成的边界解释为自古以来的秩序，把被征服者的沉 默解释为天然归属。二十世纪东亚与内亚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叙事装置中被重新铸造的。 

所谓“大一统”史观，正是这种装置的现代形态。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名义，回收帝国遗产 ；又以帝国遗产的尺度，扩张现代国家的疆界。其核心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种政治神学 ：只要某片土地曾被某个中原王朝、满洲王朝或中华民国政权纳入过行政想象，它便被宣布 为“天然属于中国”。在这个逻辑中，土地不再有原住民记忆，族群不再有自己的政治经验 ，契约不再具有约束力。历史被改写为主权的附庸。 

满洲国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东北史问题，而是“中华中心论”法理结构中最早暴露出来 的裂缝。现代中国叙事声称自己对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清帝国边疆拥有继承权，其底 层依据常常不是这些地区人民的明确同意，而是1912年清帝退位时形成的法统转移。换言之 ，汉族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天然权利”，其实并不天然；它依赖的是《清帝退位诏书》以及 相关优待条件所构成的一套政治契约。 

这条逻辑本身包含一个无法逃避的前提：如果民国要依据清帝退位来继承满清帝国的边疆， 那么它就必须承认清帝作为多族帝国共主在法理上的让渡资格，并同时承担这份契约所规定 的义务。也就是说，满洲、蒙古、新疆等地并不是自动落入汉族民族国家的囊中，而是通过 一场有条件的帝国退场，被移交给新的共和政权。权利来自契约，义务也来自契约。二者不 可拆分。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民国政权以武力驱逐溥仪，撕毁优待条 件，破坏它曾经用来承接清帝国遗产的法理基础。从那一刻起，民国继续以清帝退位为依据 声索满洲与其他边疆，就变成了一种明显的双重操作：它废除了契约中的义务，却保留契约 带来的利益；它否定满清皇权的政治尊严，却继续利用满清皇权曾经让渡过的疆域。 

因此，溥仪返回满洲并不只是一个复辟者的个人选择，也暴露了现代中国叙事中的根本矛盾。 满洲国对日本的依附当然可以被批判，但这并不能抹去民国自身的法理断裂。真正的问题不 是要不要赞美满洲国，而是要指出：如果“中华”继承满清边疆的依据是清帝退位契约，那 么撕毁契约的一方便已经损害了自己的继承资格。所谓满洲、新疆“天然属于中国”的说法 ，正是在这个断裂之后被重新制造出来的政治神话。 

同样的逻辑，在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书写中表现得更加赤裸。1944年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 建立，被主流史学反复描述为苏联操纵下的“叛乱”。于是，史家热衷于考据苏联提供了多 少枪支、派出了多少顾问、如何运用地缘政治杠杆，却很少认真追问：哈萨克人、维吾尔人、 吉尔吉斯人为什么会拿起武器？为什么他们宁愿在伊犁河谷的寒风中流血，也不愿继续接受 国民政府及其地方代理人的统治？

如果把新疆问题仅仅写成外部势力操纵，就等于把本土苦难从历史中删除。盛世才时代以及 后来的国民政府统治，带来的并不是抽象的“国家治理”，而是监控、清洗、强征、掠夺与 精英屠戮。牧场被压缩，商路被控制，地方社会被军政体系反复撕裂。当一个族群的土地、 宗教、语言与精英结构同时遭到压迫时，民族自决便不再是书斋中的政治术语，而成为生存 本身的最后出口。苏联的介入当然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但起义的火焰并不是从莫斯科点燃 的。它首先来自本土社会长期积累的痛苦。 

因此，把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简单污名化为“分裂叛乱”，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 偷换。它用政权疆域替代族群经验，用地图边界替代人民意志，用所谓“统一”遮蔽殖民统 治的真实成本。对于那些生活在伊犁、塔城、阿勒泰草原和绿洲边缘的原住民而言，所谓“ 爱国将领”并不必然是秩序的守护者。他们也可能是外来征服、军政压迫和文化霸权的执行 者。 

今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华民国在新疆的军事行动辩护，正是这种史观的 残余。他们以“维护统一”为名，把殖民军政叙事重新包装为英雄史诗；他们可以对被围困 的国民党军人及其家属表现出强烈同情，却很少把同样的同情给予那些死在军政压迫、清洗 和报复中的本地人。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战争中的个体苦难，而在于这种同情为何 总是单向的。殖民者的孩子被看见，原住民的孩子却被折叠成背景。国家叙事一旦垄断道德 感，人的生命便开始被按照阵营估价。 

这正是“统一崇拜”最危险的地方。它使人把地图完整看得高于人的尊严，把政权连续性看 得高于契约，把抽象国家看得高于真实族群的历史经验。在这种视野中，满洲人、蒙古人、 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台湾原住民都被要求让渡自己的记忆，以便服从一个被无限神圣化的 “中国”概念。这个概念表面上是现代国家，骨子里却继承了帝国扩张的冲动；表面上诉诸 法理，实质上常以强力制造事实，再以史学追认事实。 

尤其讽刺的是，一些在今日台北或海外高谈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人，在面对边疆历史时却突 然放弃了契约精神。他们可以理解台湾人对外来统治的警惕，却不能理解满洲、蒙古、东突 厥斯坦和其他内亚族群对于外来主权覆盖的反抗。他们可以谈选举、宪政、人权，却在边疆 问题上退回到最粗糙的国家主义直觉：只要地图曾经属于“中华”，人民便没有拒绝的权利。 

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摆脱中华中心论。Ilshat H. Kokbore 对这类人有过 尖锐批评，认为他们既不懂自己的历史，也不懂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只是在苏俄、国共两党 共同制造的史学残片中寻找自我安慰。这个判断之所以刺耳，正是因为它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人以为自己在捍卫历史，实际捍卫的只是经过国家机器筛选、删改和神圣化的叙事废 墟。 

从满洲到东突厥斯坦，再到台湾，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结构不断变形。1945年之后，中华民 国接收台湾，对许多经历过日治时期的台湾人和更早的原住民社会而言，并不是一个自然回 归的过程，而是另一场权力更替、文化重塑与国家暴力的降临。若说1949年之后退守台湾的

中华民国在台湾具有外来政权的性质，那么我们也必须追问：它此前对满洲、蒙古、新疆等 地的主权声索，是否同样包含外来覆盖的成分？ 

这并不是为了把复杂历史简化为新的道德二分，而是为了恢复被掩埋的主体性。历史不应只 是为某个政权证明合法性的工具，也不应成为后来民族国家向过去追索疆域的契据。真正严 肃的历史书写，必须同时追问三个问题：土地原本属于谁？族群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命运？ 所谓国家主权，是通过契约、共识与保护建立的，还是通过征服、欺骗与叙事垄断制造的？ 

在这个意义上，满洲国和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都不应只被理解为失败的政治实体。它们更 是二十世纪内亚与东北亚族群在帝国崩溃、民族国家兴起、地缘强权介入的夹缝中，试图重 新寻找自身位置的历史尝试。它们的失败，并不证明其诉求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它们的失 败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当现代民族主义继承帝国野心时，它往往比旧帝国更善于把扩张包 装成解放，把占有包装成统一，把压迫包装成历史必然。 

因此，真正的历史沉思，必须从拆解这些“统一叙事”开始。我们需要撕开“国家主权”这 层华丽外衣，重新看见其下的土地、族群、契约和血泪。如果一个国家的完整必须建立在剥 夺他者解释自身历史的权利之上，如果一种统一必须以污名化民族自决、抹杀原住民苦难、 神圣化征服者记忆为代价，那么这种统一就不是文明秩序，而是画在地图上的牢笼。 

历史的尺度，终究不应只属于胜利者。疆域可以被军队占领，档案可以被政权整理，教科书 可以被国家重写，但土地深处仍保存着另一种记忆。那是被迫迁徙者的记忆，是被解除武装 者的记忆，是被迫改名、改信、改写祖先谱系者的记忆。真正的文明史，不是为权力涂金， 而是让这些被压入地层的声音重新显影。没有正义的疆域，只是帝国阴影的延长；而那些为 剥夺者歌功颂德的文字，终将在历史真实的余烬中失去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