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pa（花帽）的故事

2025年5月2日｜拉法伊尔（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2003年，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因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被迫逃亡海外。从那以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在压抑与恐惧中。母亲不断遭到她任教学校及政府各类人员的盘问与威胁、骚扰，公安上门问话成了生活的常态。担忧政府全方位监控的母亲，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也出于对我未来的考虑，慢慢地开始即便在家里也用汉语与我交谈。

后来，又因为父亲在美国参与维吾尔人权运动而被政府重点关注，石河子的维吾尔人社区，也开始逐渐与我们切割；在孤独与恐惧中，母亲总是严厉劝诫我不要与其他维吾尔人往来交谈家里的事，经常重复地告诉我：“我们必须低调做事、少说话，不要给自己再找麻烦。”

     那时，我在石河子上学，学校里，根本不存在说维吾尔语的机会。加上父亲的政治敏感性，我很少提起自己的维吾尔人身份，甚至连父亲的故乡——曲鲁海，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敢再踏足。

渐渐地，我的维吾尔语越来越生疏，维吾尔人的传统风俗与节日对我来说也失去了意义；任何与维吾尔身份有关的事物，就像被尘封在记忆角落的老照片，被小心翼翼地、刻意地藏起来。

在强势、野蛮的国家恐怖主义下，我的维吾尔身份，被所谓中华汉文化一点一点地扭曲、吞噬；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被汉化，并遗失维吾尔人的自我。

      没过几年，我初中毕业；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正在推行一项新政策——“内地新疆高中班”。这项政策让来自维吾尔自治区的所谓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可以去往内地的重点高中就读；看似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但中国政府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快、更彻底的汉化维吾尔等非汉民族学生。

母亲听说后，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她以为，如果我能离开家乡，就能暂时远离令人窒息的监控与骚扰，或许对我的未来学习、就业会有一些帮助。于是，在母亲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报名参加了内高班的选拔考试，最终被宁波中学录取。

     临行前一天，母亲从衣柜深处翻出一顶带有美丽图案、稍有点退色了的Doppa，庄重地递给我说：“这个Doppa 你带上吧。”那是一顶绿色的巴达木Doppa，布料已经有些旧了，边角微微泛白。我依稀记得，那顶帽子曾属于父亲。

Doppa上面的图案，父亲或许在我小时候解释过它的含义，但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盯着帽子，心中满是困惑：为什么要带上Doppa？我已经好久没有戴过Doppa了。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但母亲的眼神中透着某种期许，我无力拒绝母亲的心愿，只好默默地接过Doppa，把它塞进了行李最底层。

     内高班实行全封闭住校制度，我刚到学校就被安排进了一间八人寝室。室友们大多来自不同的家乡城市，加上我，寝室共五个维吾尔人，三个哈萨克人。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熟络起来了，大家用各自的母语夹杂一些汉语，热烈地交谈、打趣，寝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对我来说，那一刻我却像是突然被扔进了另一个陌生世界。除了夹杂的几句汉语外，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很快，有室友注意到了我的尴尬和沉默，他们试探性地问我到：“你是不是混血儿？”我有些尴尬，只是简单地用汉语告诉他们我是纯正的维吾尔人。

我不可能讲自己维吾尔语生疏的真实原因，只能硬着头皮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从小在汉校读书，再加上生活在维吾尔人微乎其微的石河子市，才逐渐忘了母语。

     室友们听完倒也没有为难我，他们只是笑着调侃道：“那你现在也只能算是半个维吾尔人咯。”室友们那时都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说话直白，根本没有恶意，也只是随口一说。

但他们那句话，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刺，刺入了我的内心，我有些愤怒，但更多的却是无奈。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快丧失维吾尔人的身份了。

      对我来说，“维吾尔人”这个身份越来越模糊。汉化教育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对“维吾尔人”这个身份的认同，甚至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仍然属于那个群体。因而，对室友们略带嘲讽的玩笑，我只是勉强笑了笑，没有反驳。

   此后的日子里，虽然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我，但我始终感觉与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我说话总是慢半拍，听力也断断续续，哪怕他们愿意用普通话和我交流，我依旧很难真正融入这个小小的群体。语言的断裂，不只是沟通上的障碍，更像是一种身份的丢失，时刻提醒着我，我和室友们似乎不一样，没有共同的语言。

     就在我为自己难以融入寝室而感到苦恼时，开斋节悄然到来。学校特地为我们放了一天假，上午可以自由活动庆祝节日，晚上则安排了庆祝晚会，各个民族的学生都会登台表演节目。这是我们寝室一起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大家都显得格外兴奋，纷纷换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并戴上Doppa，寝室里一片节日的热闹。

      看着他们忙碌的样子，我想起了母亲临行前给我的那顶绿色巴达木Doppa。到宁波中学后，就被我放到了柜子最里面的角落了，仿佛是一段尘封的回忆。

我吸一口气，翻箱倒柜地把那顶Doppa找出来，对着镜子，第一次，把Doppa郑重地戴在了头上。

     当我戴好Doppa时，一个室友一眼看见了，立刻用维吾尔语高兴地喊了一声：“太好了，Rafael也带上了Doppa！”另一个室友走过来，帮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又小心地把我的Doppa调整好位置，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现在，你是真正的维吾尔人了！”

    听着室友们的赞美，那一瞬间，我心里涌起了一种久违的喜悦。

那顶Doppa不再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纪念品，它让我在瞬间感受到了那份属于自己的维吾尔身份。尽管远离家园，尽管不再与父母一起度过这个节日，但我却在这一瞬间里，在这里——在室友们的帮助下，我找回了自己。

     那天的开斋节，或许是我父亲离开后我过的最难忘的一次，虽然远离家人，但我感觉自己终于不再孤单，我开始迈出重新融入自己民族、寻找自己文化的第一步，找回那份在恐惧中丢失的民族身份。

      那之后，室友们开始自发地担当我的维吾尔语老师，他们耐心地教我发音，每当我们一起聊天时他们都努力让我说维吾尔语，不会的词汇都会耐心的教我。而我，也像一个海绵一样，渴望着重新吸收一切关于维吾尔文化和传统的知识。每当有空闲时间，我便向他们请教问题。

      至于那顶巴达木Doppa的图案，经过室友们的讲解，我终于了解了它背后的含义。巴达木的图案，代表着生命与希望。它象征着维吾尔人对未来的期许，对家园的热爱。巴达木在维吾尔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文案，它也承载了维吾尔人的传统与历史，代表着一代代维吾尔人在困境中的坚韧与不屈。

     随着对这些知识的不断了解，我渴望知道更多我们的历史文化。维吾尔语的字词，不再仅仅是我口中的词汇，而是我和自己的文化、身份之间的一座桥梁。我开始渐渐地能与室友们用维吾尔语交流，谈论家乡的风景、节日的意义、传统的食品——这些曾经在我生活中逐渐模糊的记忆，重新变得鲜活起来。

     但可惜的是，我们依然身处于“内高班”——这个由中国政府专门为同化东突厥斯坦年轻人而设立的学校。老师们鼓励我们多用汉语交流，由于全部课程都采用汉语教学，那些汉语本就不太流利的学生开始感到吃力。我的室友们也是如此，一开始还能勉强跟上，但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他们逐渐力不从心。到了那时，他们反而希望我能多用汉语与他们交流，帮他们提升语言能力。

     接下来的四年里，随着高中学习的繁重，再加上学校的刻意引导，我的室友们渐渐习惯了用汉语进行日常沟通。他们像曾经的我一样，慢慢变得越来越汉化。虽然他们的维吾尔语并未完全退化，但在内高班这样一个刻意打造的环境中，仅靠我们课后简单几句维吾尔语、靠节假日几个小时的庆祝，很难抵抗汉化的侵蚀。

    渐渐地，我也开始担心某一天，连戴上Doppa时产生的那点微弱的归属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吞噬。

      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哈尔滨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内高班，置身于更彻底的汉人大都市。在那里，维吾尔文化无处可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维吾尔语交流的机会。

      2014年年初，历尽艰险，我终于得以成功逃离中国，前往土耳其生活。

土耳其，作为一个以突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当重新听到了类似而又熟悉的语言，感受当相似的文化，那些曾在我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甚至被遗忘的文化碎片，又一下子被激活，相互连接起来。很快我就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就好像回到了我小时候去过的曲鲁海乡。

     然而，就在我别离了故乡的两年后，东突厥斯坦的局势却急转直下。

      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突然袭来。名为“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迅速遍布整个家乡，无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各民族被以各种理由关押，其中包括我的亲人、曾经的邻里朋友。

     官方称之为“职业培训”，但实际上，那是剥夺灵魂、摧残文化、压制信仰的牢笼。

     短短几年内，数百万维吾尔人失踪、被监禁，清真寺被拆毁，维吾尔语被彻底禁止使用，传统节日被淡化甚至被强制取缔。整个东突厥斯坦，如同被一张无形的铁幕彻底封锁，维吾尔文化与记忆在高墙电网后似乎正在慢慢消逝。

       身在土耳其的我，每天从新闻和流亡社群中断断续续地拼凑家乡的惨状，内心的愧疚、自责与愤怒交织成一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维吾尔人的未来感到无比悲观。我以为，在这样铺天盖地的种族灭绝浩劫下，我们也许再也无法保住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最终，可能将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就像那些曾经繁盛一世却早已消失的民族一样。

      正在我陷入这种绝望情绪的时候，一位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朋友举办婚礼，并邀请我参加。

      这场婚礼没有父母长辈的祝福，没有亲朋邻里的陪伴，也没有盛大的维吾尔歌舞；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在外、孤零零残留下来的年轻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婚礼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意义。

     朋友特意为每一个参加婚礼的男孩准备了一顶漂亮的Doppa。当我们戴上Doppa，跟着维吾尔传统音乐翩翩起舞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情感突然又回来了。那一刻，我仿佛重新回到了童年时光，回到了那个虽然压抑但仍能看见维吾尔人笑脸、能看见亲人在苦中寻乐的家园。

     在婚礼的欢笑与维吾尔歌声中，我意识到：只要我们还戴着Doppa伴随着维吾尔旋律起舞，只要我们还继续用维吾尔语欢呼、歌唱，我们的文化就一定会延续。

我们也许被驱离了家园，被迫流落于世界各个角落；家园的维吾尔人在种族灭绝暴政下正在挣扎，但只要我们心中还留有维吾尔人的民族自豪，用维吾尔语和传统Doppa、服饰、饮食，保住我们的维吾尔文化的根，我们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就像Doppa上的象征——巴旦木，重新破土而出，重新发芽、开花、结果，再一次成为参天大树。

我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脸上又有了笑容。海外的维吾尔年轻人头戴Doppa，在各国街头、广场，以各种形式揭露中国暴政的反抗，使中国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成为世界各国谴责的焦点；伴随世界各国的制裁，中国被迫步步后退。

只要维吾尔人还在，我们头上的Doppa还在，我们维吾尔人终将度过难关，复兴我们的民族。

      无论命运将我带到哪里，无论我漂泊到世界的那个角落，我们的Doppa，会时时刻刻提醒我——我是一个自豪的维吾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