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古蘭經〉，判刑二十年：維吾爾女性與宗教迫害》

24 6 月, 2024

本維吾爾人權項目報告由 Rachel Harris 博士和 Abduweli Ayup 撰寫。請閱讀我們關於本報告的新聞聲明，下載完整的英文報告，也可點此查看英文版一頁報告摘要。

一、關鍵要點

這份報告提供了詳細的證據，推翻維吾爾地區刑事起訴和長期監禁主要針對男性的看法。

維吾爾女性被剝奪了宗教和信仰自由。女性的宗教學習、宗教集會、日常祈禱以及戴頭巾（hijab）都被明確定罪。

國家對維吾爾女性的描述一直否定她們的能動性。由於她們的宗教實踐與清真寺無關，中共一直忽視了她們的宗教活動。在「反極端主義」運動下，社區中擔任宗教教師和領導者的女性被描繪成宗教極端主義的受害者。

許多年長女性（有些甚至超過80歲）因二、三十年前學習宗教而被拘留和監禁，她們當時往往只有五、六歲。

許多判決是溯及既往的，針對那些當時還是合法的「罪行」，例如學習《古蘭經》或戴頭巾。

單單一個縣就有91名女性因被國家正式登記為布維（büwi，女性宗教領袖）而被拘留。

拘留和監禁女性宗教領袖，以及對兒童的宗教社會化定罪——女性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加速了對維吾爾社區的破壞。

否定維吾爾女性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應該放在其他侵犯女性權利行為的脈絡下來理解，包括拘留期間基於性別的暴力、強制絕育和墮胎，以及強迫結婚。

二、執行摘要

針對領導、參與宗教活動，以及學習或傳授宗教知識的女性所做的大規模監禁，打擊了維吾爾社區的核心。這不只剝奪數十萬女性的能動性和自由意志，干擾兒童社會化和文化的傳播，也打亂了生育、婚姻和死亡的常規。

本報告借鑒「新疆公安檔案」¹的大量數據，並輔以第一手訪談和其他已發表的報告，記錄維吾爾人宗教相關女性被拘留和監禁的情況。當中強調，許多女性僅因兒時學習了幾節《古蘭經》的「罪名」被判處長期監禁，而這是為了穆斯林每日祈禱義務的基本知識。我們記錄到老年女性被拘留、國外的維吾爾女性被強迫遣返、以及使用侵入性數位監控和逼供。

為了了解這些侵犯人權行為的背景，我們對維吾爾女性、伊斯蘭教和中國共產黨（CPP）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簡要的歷史爬梳。20世紀期間，維吾爾女性的宗教活動基本上是被官方政策忽視的。到2009年，政策出現轉變，女性的宗教事務更直接受到當局掌控。而這種監控很快地被新政策推翻：女性的宗教行為全面被視作刑事犯罪；宗教家庭大量遭受警方騷擾。2017年更升級為大規模拘留和監禁。

*疏附縣（Konasheher）一份文件的螢幕截圖，標題為「因宗教信仰被收押判刑婦女情況統計表」。*

本報告強調剝奪宗教自由與剝奪女性權利之間的交互關係，並主張為了充分理解危害人類罪，必須考慮性別因素。中國當局聲稱要將維吾爾女性從宗教極端主義的枷鎖中解放，透過再教育讓她們擁有更美好的未來，但本報告發現的證據表明，中國當局剝奪了女性在宗教和文化領導上的職位，並讓她們受到大規模的迫害。許多女性因其日常的宗教實踐而被長期監禁。

三、緒論

對於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下簡稱維吾爾地區）的行動，其官方論述不斷強調宗教信仰與習俗是構成國安威脅的根源。²中國一直聲稱，為了反恐和消滅伊斯蘭極端主義，有必要進行侵入性監視和大規模拘禁。

然而，這些說法已經被徹底推翻。³我們現在知道，這些行動的範圍遠遠超出宗教領域，更包含了對維吾爾語言、文化和歷史、家庭和社區生活的攻擊。被關押在該地拘留營進行「再教育」並隨後遭判處長期監禁的人，雖然包含世俗知識分子、藝術家、「兩面人」官員⁴、曾出國旅行或有親戚居住在國外的人等，但這些行動明顯特別針對宗教和信仰實踐。⁵

這樣的全面性攻擊也從根本上破壞了維吾爾的文化和認同。

官方文件中列出需被送進拘留營的「宗教極端主義跡象」，其中包括全世界數百萬穆斯林日常的宗教活動（閱讀《古蘭經》、齋戒、吃清真食品、衣著樸素等）。這種對伊斯蘭教信仰和實踐的普遍定罪，似乎預設伊斯蘭教讓維吾爾人不再認同中國與歸順中共統治。但這樣的全面性攻擊也從根本上破壞了維吾爾的文化和認同。宗教實踐涵蓋出生、婚姻和死亡的生命週期儀式、每年的齋戒和節日週期、每日的祈禱規律以及透過基本宗教教育讓兒童社會化。將這些視為刑事犯罪，形同於打擊支撐維吾爾傳統社區生活的習俗和社會網絡。

清真寺中受官方認可、為社區服務的伊瑪目（imam，男性宗教領袖）受到的攻擊相對容易記錄，UHRP已經就伊瑪目的拘留和監禁情況編寫了一份詳細報告。⁶女性宗教領袖的命運則較為隱微，也更難被記錄，因為她們通常不為外地人所知，也不隸屬於任何機構。儘管如此，她們仍是社區中的重要角色，遭受大規模監禁對維吾爾文化和社會無疑是一大打擊。

過去對於女性權利的倡導與對宗教自由的倡導往往是有隔閡的，意味著在人權領域中，性別與宗教自由之間的交互關係較不受到重視。⁷倡導女權者往往傾向將宗教視為限制女性能動性的力量。不可否認，世界各地有許多國家用宗教為由限制女性權利。然而，人權領域近期的聲音主張，女性權利和宗教自由並非根本性地衝突。

人權法教授納齊拉・加內亞（Nazila Ghanea）認為，我們需要認識到宗教或信仰自由（FoRB）與「宗教」本身的區別。宗教自由作為一項人權並不保護宗教本身，而是賦予人類作為個人和社群的權力。加內亞認為，「必須（重新）活化宗教信仰自由和女性平等之間的協同作用，才能推進這兩項權利、解決重疊的權利問題，並充分認知到其交錯的主張」。⁸

我們的報告基於對女性權利與宗教自由交互關係的理解，認為剝奪宗教信仰權即導致剝奪維吾爾女性的能動性及社會資本。這直接非人化維吾爾女性，造成各種針對她們的暴行，包括性暴力、強迫絕育與強迫婚姻。

剝奪宗教信仰權即導致剝奪維吾爾女性的能動性及社會資本。這直接非人化維吾爾女性，造成各種針對她們的暴行，包括性暴力、強迫絕育與強迫婚姻。

本報告首次匯集了對土耳其維吾爾流亡者的原始採訪，以及警方紀錄洩露的資料，描繪了中國在維吾爾地區的運動中，維吾爾女性因宗教信仰遭受迫害的情況。

報告中聚焦於維吾爾女性宗教活動的兩大領域。一是維吾爾農村社區的日常宗教活動，包括出生、死亡儀式，以及向村莊兒童教導基本的祈禱與《古蘭經》經文。這些活動由「布維」（büwi）來進行，布維是在農村社區擔任領導角色者的尊稱。她們向兒童傳授基本宗教、文化和語言知識，並領導女性的宗教與文化活動。

宗教活動的第二個領域是維吾爾社會中相對較新的現象，於1990年代發展，並在2000年後擴散開來。在這一領域中，維吾爾女性接受了源自中東的伊斯蘭教改良主義風格，她們在都市地區的非官方宗教學校學習和教學。與中國政府宣稱的說法相去甚遠，對她們來說，將宗教活動定罪不只沒有把女性從宗教壓迫中解放，反而剝奪了她們觸及新知識、經濟機會、領導角色和世界網絡的可能性。

與中國政府宣稱的說法相去甚遠，對她們來說，將宗教活動定罪不只沒有把女性從宗教壓迫中解放，反而剝奪了她們觸及新知識、經濟機會、領導角色和世界網絡的可能性。

農村地區對女性宗教領袖的迫害嚴重影響了維吾爾社群生活。學習背誦《古蘭經》經文的行為於2017年被定為犯罪行為，這不只是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基本要求，也是維吾爾兒童社會化的基本形式之一。⁹

而那些能夠正確舉行葬禮的宗教領袖受到監禁，意味著維吾爾人不僅生活在迫害的恐懼中，還害怕在沒有適當的儀式下而死，靈魂無法踏上旅程。正如其中一位受訪者所說：「我們不僅害怕活著，也害怕死亡。」

四、研究方法

本報告首先根據民族誌研究和已發表的資料，簡要介紹了維吾爾女性宗教活動的不同形式。提供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對伊斯蘭教政策的背景，並追溯對女性宗教活動、教義和著裝日益嚴格的控制導致2017年宗教女性遭大規模監禁的情形。訊息來自報告的共同作者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於2023年在伊斯坦堡進行的訪談：其中一次訪談為一位目前被拘留女性的親屬，另外五次訪談為一名在2014年或更早因宗教迫害逃離中國、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女性。報告中也包括另一位共同作者雷切爾・哈里斯早期於2009年至2012年在維吾爾地區南部鄉村對布維訪談所獲得的訊息，以及2022年在伊斯坦堡與一位宗教老師的訪談。

文中所使用的拘留資料主要來自新疆警方檔案，包含2000年代到2018年底的數萬份文件。檔案透過一名駭客從喀什地區疏附縣和伊犁地區特克斯縣（Tekes）的公安局系統中取得。這份有助於理解維吾爾地區大規模拘留的重要資料，其中包括疏附縣內部的試算表，有該縣全體人口（約286,000人）的個人資訊。

我們從這些試算表中篩出408名因從事宗教活動（通常是穿著宗教服裝、學習或傳播宗教知識）被拘留的女性紀錄。並整理了一份警方紀錄中特別指定為布維的91名女性名單，將這些資料與親屬提供、記錄在人權組織資料庫（主要是新疆受害者數據庫¹⁰）中被拘留女性的詳細資訊進行交叉比對。

我們也把這些被拘留女性的姓名和身分證號碼與已知於2016年從埃及返回維吾爾地區的女性名單進行比對，如今推定這些女性都被拘留。¹¹本文藉助先前發表的學術書籍、文章和媒體報導來分析這些數據。

五、女性宗教領袖

布維 Büwi

Tursunhan Imin (图尔荪罕·伊敏)

證件號碼：653121194504050028
出生年份：1945
疏附縣托克扎克鎮（Toquzaq）居民
已婚
無犯罪前科
收押日：2017年10月01日
判決：不明

Ezizigul Memet (艾则孜古丽·麦麦提)

證件號碼：653121197008100667
出生年份：1970
疏附縣塔什米里克鄉（Tashmilik）居民
已婚
無犯罪前科
收押日：2017年06月07日
犯罪證據：1976年2月（5歲或6歲）與母親布海麗倩穆・麥麥提（Buhelchem Memet，已故）非法學習《古蘭經》三天。
判決：10年

Tursungül Ghopur (吐尔逊古丽·吾普尔)

證件號碼：653121199209200620
出生年份：1992
疏附縣塔什米里克鄉（Tashmilik）居民
已婚
無犯罪前科
收押日：2017年03月08日
犯罪證據：（1）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期間，她和姊姊的女兒跟隨父親學習《古蘭經》。每天晚上學習30分鐘左右，持續了約一個月；（2）2011年7月至12月，她與姊姊的女兒向阿克陶縣（Aktau）巴仁鄉（Baren）克孜勒吾斯塘村（Kizil Osteng）的阿什古麗・巴拉提（Ashigul Barat）非法學習《古蘭經》。
判決：14年又11個月

按照維吾爾人的習俗，女性不會定期去清真寺，因此布維的傳統作為維吾爾女性宗教互動和教育的主要管道。布維被委任向兒童教導宗教實踐的基礎知識，包括背誦他們的日常祈禱和《古蘭經》中的幾節經文。布維也負責打理即將埋葬的已故女性遺體，並在死者的家中主持守夜活動（tünek）。舉行男性葬禮時，這些職責是由當地清真寺的伊瑪目來執行。布維也會被邀請到人們家中誦讀《古蘭經》、祈禱以驅除厄運或疾病，並且每週或在其他伊斯蘭曆的重要節期，帶領在當地被稱為「赫提」（hetme）的女性宗教集會。¹²

作為社區中的重要角色讓她們得以提高社會地位，並擁有更強大的互惠網絡

在近年的壓制行動之前，從2009年到2012年在維吾爾地區的訪談中可以得知，布維的傳統一直持續著，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時期也是如此。1980年代後，她們能更公開地活動，到了1990年代，由於維吾爾社會整體虔誠度提高，參加集會的女性人數不斷增加，下一節將詳細介紹。

布維在鄉村社會中扮演核心角色，如一名南方農村地區的布維妮莎罕（Nisakhan）於2012年的訪談中所說：

我們布維有很多職責⋯⋯我們替死者淨身、每週五主持赫提。赫提的意思是背誦《古蘭經》和祈禱，我們為了孩子、丈夫和我們的家庭誦讀⋯⋯它就像槍擊發出的子彈，能夠強而有力地幫助人。如果有人生病，我們會舉行赫提來治療；如果有人去世，我們會舉行赫提為他們的罪祈求寬恕。布維為我們土地上的和平而誦讀赫提，防止災害發生。

她們許多實踐面都與蘇菲派傳統相關，蘇菲派曾主導該地區的政治與宗教生活，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受到嚴重迫害。這些女性的儀式並不是她們特有的傳統，而是與男性宗教活動重疊且互補的。赫提作為一種對逝者靈魂、病人和社群代禱的形式，往往充滿情感、令人印象深刻。聚會包括被稱為「hikmet」或「monajat」的唱詩祈禱，這些曲目也是維吾爾表達性文化遺產很重要的一部分。

布維的角色涵蓋了廣泛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些得通過長期在家庭或社區的學徒制傳承。許多布維從母親或其他女性親戚那裡繼承了這個職分，並希望將其傳給自己的女兒。在鄉村社會中，布維們因著處理疾病和死亡非常受尊重，甚至令人恐懼。作為社區中的重要角色讓她們得以提高社會地位，並擁有更強大的互惠網絡，正如妮莎罕所述：

人們尊重布維。他們死後我們清洗他的遺體，我們教導他的孩子，我們也教導他。我教這個村子裡30％的女性閱讀《古蘭經》。我有三十畝¹³種植棉花的土地，每到春天要整理土地的時候，她們都會來幫我，甚至連黨員幹部也來幫忙。

妮莎罕的解釋強調了她們的精神力量和高度社會性的信仰實踐，並凸顯了作為女性社區領導角色，與之相關的社會資本。布維的儀式滿足了個人和社群的日常需求，她們的朗誦也用於日曆和生命週期的儀式，以及疾病或災難。¹⁴

烏斯塔德 Ustaz

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和前蘇聯、中國及世上許多的穆斯林社群一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也對維吾爾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趨勢是回應中國革命時期放鬆宗教生活的嚴格控制與破壞。這代表了家庭和社區宗教傳統的復興，但也是1980年代後全球知識流動性增加的結果。因此，它們也可以說是伊斯蘭復興運動跨國傳播的一部分，這些運動強調回歸「正統」的實踐、經文及道德修養。¹⁵維吾爾女性在這場復興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21世紀初，許多維吾爾人熱衷於收聽誦讀《古蘭經》的錄音，他們會購買VCD或將電子檔下載到手機上。維吾爾女性定期舉辦宗教茶會（din chay）討論如何過宗教生活，並拜訪彼此的家，分享佈道錄音並討論其內容。從獨立商販到大學生，有大量女性開始養成戴面紗和每日祈禱的習慣。她們學習阿拉伯語、背誦《古蘭經》，並渴望到埃及或其他穆斯林國家留學。

宗教復興跨越了階級界限，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城市女性也參與其中。人類學家辛蒂．黃（Cindy Huang）描述了一位來自烏魯木齊的年輕女性，她因此對學習英語和宗教產生了興趣。另有一位大學生朋友也向她解釋了每日祈禱對品格塑造的好處：

那些做禮拜的都是非常堅定的人。因為每天早上醒來後，都要起床禮拜；到了晚上，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完成禮拜。他們在宗教信仰上很堅決的。¹⁶

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有許多非官方的學校湧現，教導兒童與成人（包括女性和男性）阿拉伯語跟《古蘭經》。這些發展催生出新的女性宗教領袖和教師階層，她們被稱為烏斯塔德（ustaz），甚至是達莫拉（damolla），後者這個頭銜更常被用於傑出的男性神職人員。我們的受訪者穆克雷姆（Mukerem）烏斯塔德分享了她自己獲取並教授宗教知識的歷程：

在家裡，我從父母那裡學習宗教。父親是一位虔誠而知識淵博的人。他教我們如何閱讀《古蘭經》以及祈禱，但我小時候沒學到太多。是在1980年代開始工作後，才開始真正理解穆斯林意味著什麼。

我在喀什當過老師。以教導成人為主，但我也教過一些孩子，特別是那些父親被捕的小孩。我們會依照孩子的年齡將他們送去給不同的老師；九歲以下不管男女都送到女老師那裡，從十歲開始，則會把男孩交給男老師，女孩交由女老師。我們不僅教他們宗教，也教他們倫理：如何清潔房間和衣服，以及如何在父母、客人和陌生人面前舉止得宜。

孩子們讀著沙烏地阿拉伯出版的阿拉伯語教科書，我們會分發給每個認識的家庭。一些孩子因為沒有居留許可，無法註冊和就讀公立學校，所以他們全時間和我們一起學習。我們也有其他的課後計劃給在公立學校就讀的學生。

有些女性前往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土耳其或埃及的伊斯蘭學習中心，然後返回維吾爾地區，宣揚她們認為「真正的」伊斯蘭教：回歸聖經並拒絕「迷信」。她們經常批評由布維傳承、受蘇菲派影響的伊斯蘭風格，而將自己定位為現代、全球伊斯蘭教的一部分，並推崇慈善、社區復興和家庭。

官方伊斯蘭框架像這樣透過男性神職培訓機構及官方認可的清真寺來實施控制，完全忽略女性的宗教活動與教導，這種忽視持續了60年。

我們劃分的這兩類女性宗教領袖——傳統與革新、鄉村與城市——不應該被理解為僵化對立的。村落裡的布維也會去非官方宗教學校精進阿拉伯語發音和朗讀技巧，而烏斯塔德也參與赫提、達莫拉也領導集體儀式，主持生死等生命週期儀式，到了2000年代，非官方學校也出現在維吾爾地區的城市和小鎮裡。

六、在中國內的女性與伊斯蘭教

中共在維吾爾地區執政的頭幾年，共產黨迅速採取行動，加強對伊斯蘭教的控制。維吾爾人的宗教活動受到嚴密的國家控制，權利也受到限制。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於1953年，其職責是依據黨的政策解釋伊斯蘭教法、制定有關伊斯蘭教的法規以及培訓和監督神職人員。它也負責監督宗教學術，並為十所官方伊斯蘭學院開發課程。其中一所在烏魯木齊的官方伊斯蘭學院，教授《古蘭經》、聖訓、法律、阿拉伯語、中共意識形態等課程，只有該學院的畢業生才能擔任該地清真寺的正式伊瑪目。¹⁷官方伊斯蘭框架像這樣透過男性神職培訓機構及官方認可的清真寺來實施控制，完全忽略女性的宗教活動與教導，這種忽視持續了60年。

Mairemgul Memet (麦尔耶姆古丽·麦海提)

證件號碼：653121199008200624
出生年份：1990
疏附縣塔什米里克鄉居民
已婚
無犯罪前科
收押日：未知
犯罪證據：（1）2012年9月，她看到村裡的女性包著頭巾並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女性，也應該包頭巾。因此，她在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間穿戴頭巾；（2）2010年9月，她花了約15天的時間，讀一本關於如何背誦《古蘭經》和如何祈禱的書。
判決：14年又11個月

Hasimgul Memetimin (阿斯穆姑丽·麦麦提依明)

證件號碼：653121198503200942
出生年份：1985
疏附縣布拉克蘇鄉（Bulaqsu）居民
已婚
無犯罪前科
收押日：2017年06月07日
犯罪證據：（1）2004年9月，她與祖母非法學習《古蘭經》三天；（2）2003年12月，她與婆婆非法學習《古蘭經》15天左右，每次15分鐘。
判決：14年又11個月

因為伊斯蘭教被視為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潛伏點，它一再成為中國當局的目標，從而引發騷亂。從中共統治初期以來，國家對維吾爾地區伊斯蘭教的控制明顯比對回族穆斯林宗教的活動更加嚴厲。¹⁸與甘肅和寧夏回族的蘇菲派不同，喀什的維吾爾蘇菲派遭受打擊。¹⁹舊的伊斯蘭教法院和卡孜（qazi，宗教法官）辦公室於1950年被廢除，知名宗教領袖受到迫害，他們的家人被加以嚴格的控制。一位在土耳其的受訪者回憶道：

我來自一個宗教家庭，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將我們列為「危險家庭」。他們總是監視著，以防我們做出危險的事。我母親的父親是一位宗教學者，專業是伊斯蘭教法學（fiqh）；我父親的父親是我們縣的卡孜，1950年代中共到來後，他被逮捕並被活埋⋯⋯像我們這樣的喀什家庭不可能拿到護照。我嫁給和田人並換了戶口，這是我設法離開這個國家的方式。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日益增長的政治激進主義影響下，新建立、被國家認可的伊斯蘭教體系實際上面臨崩潰。伊斯蘭教被列為「四舊」：即剝削階級為毒害人民思想而形塑的風俗、文化、習慣和思想。宗教書籍被公開焚燒，宗教權威人士在紅衛兵召集的公開集會上被羞辱。不過一般民眾私下仍繼續實踐與傳播他們的信仰。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出現了一段對宗教活動相對平靜和限制放寬的時期。官方批准的清真寺重新開放，出生、結婚和死亡再度能合法舉辦宗教儀式。烏魯木齊的伊斯蘭學院恢復男學生的教學活動，官方批准的宗教文獻重新上架國家書店，而伊斯蘭協會也開始為一些關係良好的朝聖者舉辦官方年度朝覲。

然而在許多方面，國家政策仍然對宗教活動與傳播懷有敵意。例如，公務人員和學生不能信仰任何宗教，也不允許禁食或戴面紗；一旦出現了威脅中共對維吾爾地區控制的宗教運動時，當局會迅速採取行動，且往往使用致命武力鎮壓。

*「禁止在公共場所做乃瑪孜（禮拜）」。阿克蘇市，2012年。照片由阿齊茲．伊薩（Aziz Isa）提供。*

到1980年代末，宗教復興開始，像葉城縣（Qaghiliq）的阿布利基姆．馬蘇姆．哈吉姆（Ablikim Mahsum Hajim）這樣受歡迎和有影響力的改革派教師崛起，開始引起當局的警惕。阿布利基姆．馬蘇姆的各宗教學校於1988年關閉，數百名學生被捕。這些限制造成社會動盪，並直接引發了1990年的巴仁鄉起義（Baren Uprising），該事件被致命武力鎮壓。²⁰

在1990年代中期，該地區北部的宗教改革者重新興起了伊寧市（Ghulja）的傳統男性聚會，並透過宗教教育、社區行動和足球比賽幫助當地酒精、毒品成癮的問題。²¹然而，這個運動遭到鎮壓，其領導者被捕，1997年2月的一次示威活動演變為安全部隊的屠殺，隨後發生大規模逮捕。²²

因此，20世紀最後二十年雖不能說是維吾爾地區伊斯蘭教的黃金時代，但當局大致上容許宗教生活的穩定成長與回歸。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在社區捐款的支持下該地區建立了數千座新的清真寺。越來越多穿著樸素衣服的女性和每日祈禱的人，成為虔誠增長的明顯象徵。而當地大量的非官方宗教學校雖然不那麼顯眼，但也相當重要，當中有許多女性與男性一起擔任教師。

然而，這段時期不時有針對「非法宗教活動」的運動，且女性宗教領袖經常捲入這些鎮壓行動中。來自喀什的烏斯塔德穆克雷姆（Mukerem）回憶道：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1998年，我不太清楚原因，可能是因為參與了赫提聚會，或我的教學，又或是因為我送孩子去學習宗教。我教自己的孩子阿拉伯語、書法和英語。十月我再次被捕，出於同樣的原因，因為我的教學與參加赫提。每次大規模逮捕時，像我這樣曾被捕的總是成為目標。2011年，我因閱讀非法印刷書籍而第三次被捕。此後我不斷受到審問，為了避免再次被捕，我在2014年離開了中國。

2001年11月，對於美國宣布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中國發表聲明回應，聲稱一個由「外國敵對勢力」支持的維吾爾恐怖分子網絡，對中國安全構成重大威脅。聲明中把維吾爾人權與倡導團體列為恐怖網絡的一部分，並將早期幾起騷亂事件描述為恐怖主義行為。²³從此，「恐怖主義」的標籤逐漸任意地、標準不一地被貼在該地區各種形式的潛在抵抗和暴力事件上，也越來越多地貼在維吾爾女性日常和平的宗教活動上。

2009年後鎮壓加劇

現在，如果你參加了太多的宗教活動，他們會把你歸類為政治犯⋯⋯這些年輕人死在哪裡？在黑門背後（即集中營），你永遠不知道原因。五、六年前，他們甚至敢在村子的擴音器上播放《古蘭經》的朗誦。現在他們說這是宗教極端主義。除了葬禮上的祈禱外，人們不敢像以前那樣聚集祈禱。²⁴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一次和平示威被強行鎮壓，導致該市爆發悲慘的種族暴力事件。²⁵事件發生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拘捕並加強安全化程度，進入對宗教教學、宗教集會和宗教服裝實行更嚴格限制的新時期，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女性。這段時期是中共對維吾爾地區伊斯蘭教管理的轉捩點，女性直接成為政府再教育和控制的對象。

2009年11月，新疆女性聯合會報告說，他們開展了教育工作，讓女性「認識到戴頭巾不是一種民族服飾的表現，而是代表著極端宗教，（並且）是一種無知和思維落後的表現」。該組織還發起了一項名為「讓美麗頭髮飄起來、讓漂亮臉蛋露出來」的活動，勸說女性放棄佩戴頭巾。²⁶這種將和平的日常宗教表達與極端主義聯繫起來的做法，成為接下來十年國家運動的基石。

《南華早報》於2011年報導，女性保守宗教服飾的官方術語「吉里巴甫」（jilbab）於2000年代在該地區普遍流行。中國官方文件中對此名詞的介紹——在警察檔案中被大量用於長期監禁判刑——很奇怪，因為「吉里巴甫」從前並不是維吾爾人的日常用語。維吾爾人更常說的是「阿拉伯風格」的宗教服裝（見上圖）。作為全球趨勢的一部分，在2000年代這種較保守的宗教服裝風格確實在該地區變普遍。然而，在這時期，它只是維吾爾女性的眾多面紗選擇之一。

*雷國俊（James Leibold）和蒂莫西．葛羅斯（Timothy Grose）介紹的2010年代各種維吾爾女性面紗的例子。*²⁷

中國媒體和政府將穿著樸素宗教服裝的女性描述為「盲目受到極端宗教思想的影響」，而這種行為與恐怖主義有直接關係：

（政府發言人）表示，「黑色寬鬆長袍供潛在的襲擊者隱藏武器的攻堅，因此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他說，和田政府發起了一項運動，鼓勵女性避免穿這種衣服，並用口號宣傳「漂亮臉蛋露出來，美麗頭髮飄起來」。²⁸

實際上，對女性宗教服裝風格的官方禁令除了「阿拉伯風格」或「吉里巴甫」這種全面覆蓋的之外，還包括面紗、頭巾和傳統的喀什風格的網狀頭巾。在2012年南部的鄉村地區，市鎮中心和村莊張貼的標語表示，在公眾場所祈禱或遮蓋臉部是違法的，最高可處2000元人民幣（約300美元）的罰款。

那些在市集祈禱的人被關進監獄通宵，並處以15天政治教育。除了警察之外，公務人員也被迫用在工作時間花好幾小時上街巡邏，他們穿著軍裝、戴著硬帽和大棍，執行對「非法宗教服裝」的禁令。受訪者表示，這項禁令讓虔誠的女性被限制在家中，因為她們的信仰不允許她們在沒有頭巾的情況下公開露面。

受訪者表示，這項禁令讓虔誠的女性被限制在家中，因為她們的信仰不允許她們在沒有頭巾的情況下公開露面。

這段時期的證據凸顯國家的伊斯蘭教政策經常相互矛盾且朝令夕改。他們也指出，中央的指令在實施上有很大的區域差異，南方農村地區就實施得更為嚴厲。

對布維的收編

2009年，地區當局顯然意識到了維吾爾宗教生活中布維的重要性，推出了新的框架來登記、培訓和監督她們。類似於官方的伊瑪目，布維被期望教育當地女性，甚至匯報她們的活動。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提出的一項提案中，主張布維以前都在「無人地帶」，應受到國家監督。隨後，地方政府報告了強化官方對布維監督與實施培訓計劃的措施。²⁹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女性聯合會在2010年發表的另一份報告，這些計劃成功地「制止了女性參與非法宗教活動和民族分裂活動」。³⁰

一位受訪者報告了她2012年在烏魯木齊參加的布維培訓計劃的經歷：

烏魯木齊市宗教事務部門在南山設立政府單位，訓練女性清洗遺體。培訓歷時四天，他們從天山地區、什米溝（Shimigou）地區抓走了⋯⋯約45名女性。他們教我們如何清潔遺體、如何清理死於交通事故的人、使用多少公尺的布，以及要背誦哪些《古蘭經》經文。他們表示，以前這是不受監管的，現在我們要通過考試。那時是2012年5月，當中也有回族女性。他們拿走了我們的文件，說會頒發證書並支付薪水給我們。有一個五年計劃，只有經過認證的人員才可以清洗遺體。他們也教我們政治課和政府政策：不從事任何非法活動、不讀太久的《古蘭經》、淨身後不要讓人們聚集。

值得注意的是培訓時間非常短（四天），這與傳統上成為布維所需的多年學徒制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其中包含背誦《古蘭經》、帶領祈禱與即克爾（zikr）、背誦維吾爾語祈禱文和讚美歌曲（「hikmet」和「monajat」）、進行赫提和守夜儀式，以及遺體埋葬的準備工作。這些職責在官方指派下被大大地限縮。

這些發展也呼應著國家開始重視村級男性神職人員（伊瑪目）的培訓。埃爾文（Peter Irwin）指出，地方政府報告稱，2011年有8000名村級以上的伊瑪目接受政治再教育。中國媒體聲稱，這強化了對神職者的培養和培訓，但埃爾文表示，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監督、嚴格控管伊瑪目及其宗教教學。³¹

除了這種官方註冊、培訓的新布維，原有的布維也被要求要進行登記並定期接受政治教育。這段時期的地方政府報告顯示，有大量布維被納進系統裡。一份來自和田於2010年發布的報告聲稱，有超過2000名黨員參與在1833名布維的聯絡系統中³²，黨員比例極高，顯示這很可能是「成為家庭」系統（家庭侵入性監視）的早期形式。³³

然而，從當時的訪談中可以明顯看出，該制度只是短暫實施，且排除了許多原有的布維。一名2012年在阿克蘇鄉村受訪的資深布維表示，她在2009年獲得了許可證，但一年後又被收回了。自2010年以來，她被禁止進行任何儀式，包括死亡儀式。她受到警方騷擾，包含定期搜查她的家，她也變得極度偏執，害怕無所不在的間諜和竊聽器。

女性因在家裡穿著新訂定的「非法服裝」而被逮捕，還有因參加新的「非法宗教活動」，包括葬禮守夜而被逮捕。

來自同縣的另一位布維在2009年表示，她因帶領宗教集會而被拘留：「有一晚我在主持祈禱會，警察抓了我。我跟一位來自烏魯木齊、兩位來自阿克蘇的女孩一起被逮捕，我被拘留了15天。」當我們於2012年再次訪問時，她說自己被處以好幾筆巨額罰款，還兩度遭到當地警方毆打，但她仍然堅持著帶領定期的赫提集會。

在這段時間裡，警方對宗教女性的騷擾變得司空見慣，而且往往發生在她們家中。女性因在家裡穿著新訂定的「非法服裝」而被逮捕，還有因參加新的「非法宗教活動」，包括葬禮守夜而被逮捕。這段時期有許多媒體和政府報告都提到這類女性與警察對峙的事件，常因為發生在家裡而演變為跟這些家庭的男性衝突，有時甚至升級為牽涉更廣的社區抗議。這些抗議活動往往會遭到強力鎮壓，導致抗議者死亡，隨後被定性為「恐怖事件」。³⁴早期安全部隊針對的主要是男性的宗教活動，而這段時期政府試圖控制女性的宗教活動成為鎮壓的一重要導火線。

2014年7月的莎車事件

其中最嚴重的事件之一是2014年7月在維吾爾地區南部喀什的莎車縣（Yarkand）發生的一系列暴力衝突。暴力事件始於警方突襲一群鄉村女性的「非法宗教集會」：這是一場守夜，象徵著齋月的結束。這次突襲後村民的抗議導致警方進一步的暴力與大規模逮捕。隨後，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稱，維吾爾「恐怖分子」襲擊警察局後爆發騷亂，造成96人死亡，當局以「堅決鎮壓消滅恐怖分子」回應。此事件提供了鮮明的案例，說明對女性和平宗教活動的積極監管如何引發當地不滿，抗議被強力鎮壓後，再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³⁵我們對目擊者的訪談揭示了新的事件細節：

那是齋戒月，（2014年）7月28日，午夜我聽到噪音和哭聲。我們都醒了，害怕得睡不著。凌晨兩點左右，我看到幾個女人來到我們家附近。她們都來自艾里西湖鎮（Elishku），沒穿鞋、衣服上沾滿了泥，且哭個不停。她們告訴我們，27日晚上Yakatam和Tereklenge村的女性聚集在一些屋裡守夜，而男人則去當地清真寺禱告。警方殺死了一些參加守夜的女性，並逮捕了其他人。

大約在早上祈禱的時候，我聽到槍聲。起初我以為是煙火，但後來我看到一架直升機從頭頂飛過。村長要求鄰居不要外出。然後我聽到摩托車的聲音和大喊「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的聲音。（從那些村莊）逃來的女性告訴我們，警察來了、挨家挨戶地逮捕那些還守夜著的女性。當男人們祈禱完回家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大約200名男子前往警察局要求當局釋放這些女性。他們緊閉大門，但抗議者把門推倒，並試圖進入。抗議活動演變成暴力衝突，汽車被燒毀，人們被槍殺。

早上我看到抗議者開始往路的另一端前進。人很多，而且大多都是年輕人。我聽到他們喊著「放他們出來，放他們出來！」接著聽到槍聲。後來我才知道，大約有30名維吾爾男子在清真寺前被槍殺。然後我聽到炸彈爆炸的聲音。後來聽說約有60名維吾爾人在爆炸中喪生。

第二天我看到一輛消防車來清理街上的血跡。他們使用高壓水柱，而血沿著道路兩旁流動。後來我從朋友那裡得知，他們整理了350具遺骸。第四天，宣傳工作開始了。那天，莎車的人們才知道發生的事。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報導騷亂已平息，恐怖分子已被擊斃，但這座城市仍處於封鎖狀態。警方開始圍捕來自艾里西湖的人。據朋友所說，全鎮有4800人被抓，鄰近的鄉鎮也受到影響。一位警察朋友告訴我，總共大約有一萬人被逮捕。³⁶

2014年後：嚴厲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

2013年和2014年期間，維吾爾地區危機不斷加深。³⁷該地報導了近百起暴力事件，大多涉及維吾爾人死亡，儘管許多對抗實際上是因警方強硬行動引發的，中國媒體仍將其描述為「恐怖主義事件」。到2014年，隨著局勢惡化，似乎開始出現預謀的、有組織性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特別是2014年3月的昆明火車站持刀襲擊事件與同年5月的烏魯木齊市場襲擊事件。³⁸政府利用這些事件來證明對伊斯蘭教（現被視為暴力的根源）需要更嚴格的限制，並批准越來越壓迫性的手法來控制該地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這一刻象徵著巨大的轉變，不僅是規則改變，更因為現行規則在過去只是零碎執行，但突然變成用毀滅性的暴力手法來執行。

2014年5月，習近平呼籲築起「銅牆鐵壁」、「天羅地網」，保衛維吾爾地區免受恐怖主義侵害。³⁹接著維吾爾人的護照被沒收，任何想要離開家鄉的人都需要特別通行證。⁴⁰各地設立了警察巡邏隊和檢查站，利用一系列高科技技術，包括監視器、電話掃描、汽車追蹤設備和視網膜辨識軟體，實施嚴密的監視網路。⁴¹

個人側寫：齊曼古麗．阿卜杜卡德爾（訪談其侄子）

齊曼古麗．阿卜杜卡德爾（Chimengul Abdulkadir）的父親阿卜杜卡德爾（Abdulkadir）達莫拉是伽師縣（Peyziwat）一位著名宗教學者，出生於良好的教育家庭，並在1956年畢業於喀什汗里克學院（Khanliq medressah）。齊曼古麗出生於1968年12月30日，小學畢業後接受家庭教育。她學習阿拉伯語、太甫綏魯（tefsir，《古蘭經》的注釋）和其他宗教知識。阿卜杜卡德爾達莫拉有一個徒弟，名叫阿卜杜勒．哈米特．卡里（Abdul Hamit Qari），來自伽師縣克孜爾博伊鎮（Kizil Boyi）。1984年，齊曼古麗與他結婚，並定居在克孜爾博伊。作為家中的女性，她向女性和兒童教授宗教，也教授阿拉伯語和古蘭經知識。

在克孜爾博伊鎮、夏普吐勒鎮（Shaptul）、江巴孜鄉（Jambaz）、米夏鄉（Misha）等地都有女性舉行誦讀《古蘭經》、參加葬禮、誦讀「hikmet」或赫提的聚會。齊曼古麗在這些地區很有名，她負責組織這些聚會、背誦《古蘭經》，教授宗教、道德、禮儀和保護維吾爾傳統，她也做了大量幫助窮人、病人或有需要的人的工作。

在伽師，能夠流利地誦讀《古蘭經》、講道和主持集會的女性不多。近年來，她的行為開始讓中國政府感到不安。她被拘留、被迫在市政廳當清潔工，一生都在擔心被捕的恐懼中度過。

2015年，齊曼古麗獲得了前往麥加的護照，並於2016年2月來到埃及。

當她住在埃及時，她的丈夫在喀什受到當地警察的威脅，因為齊曼古麗未經官方許可就出國。警察告訴他，齊曼古麗必須回來，否則他就會被拘留，並迫使他打電話叫她回來，不然就等著惹禍上身。

2016年7月，齊曼古麗回國。她告訴我，她一直負責為去世的女性清潔遺體，並教導他人如何做。她也秘密教授《古蘭經》，並參加《古蘭經》誦讀。由於這些活動，她擔心縣或鄉政府會把她關進集中營學習中文，讓她淨化自己的思想。回國約一週後，她和先生被中國當局拘留。聽說她被判了七年。我們不知道事實為何，但我們確實聽說他們兩個現在都在監獄裡。⁴²

七、因宗教信仰而對女性執行大規模監禁

從2017年開始，像我這樣的人開始被逮捕。我知道我的朋友特桑格爾．赫尼姆（Tursungul Henim）被捕了，她大學畢業，和我一樣在家教書，住在克然木巴格醫院（Kerembagh Hospital）對面。莫扎帕．卡熱姆（Muzepper Qarim）的妻子米日古麗．買買提力（Mihrigul Memeteli）也被逮捕。還有一位住在亞瓦格（Yawagh）的帕特姆（Patem）女士，她在那裡教書，也被捕了。我許多教書的朋友都被逮捕：大多是烏斯塔德以及將孩子送去烏斯塔德的人。⁴³

如同上面「方法論」部分所述的，「新疆警方檔案」包括數萬份從2000年代到2018年底、涉及喀什疏附縣和伊犁特克斯縣的警方外洩檔案。最先發布並分析這項資訊的鄭國恩（Adrian Zenz）表示，2018年，居住在該縣的維吾爾成年人中約有12.5%以某種形式被拘留在再教育營、拘留營或監獄中。這些文件還包含伽師縣約8000名被拘留者的個人資訊、照片和（2018年的）現狀。⁴⁴

在本報告中，我們搜尋這些名單，篩出伽師縣408名因宗教活動而被拘留的女性姓名與個人資訊。這些女性大多被記錄為農民，少數獨立經營小生意的女性和醫療人員也出現在紀錄中。

檔案中的詳細資料包括漢字姓名、身分證號碼、性別、民族、教育程度、職業、住址、家庭成員人數、被捕日期（絕大多數發生在2017年上半年）、過去的拘留資訊（絕大多數沒有前科），以及包含最多資訊的「犯罪活動的證據」。

根據他們的紀錄，女性大多是因「學經」而被判刑。更具體地說，是因為學習背誦《古蘭經》中的幾節經文。文件中其他詳細提到的指控包括：購買或在家中存放宗教書籍、佩戴「吉里巴甫」（保守宗教服飾的官方用語）；進行私人（而不是由國家組織的）朝覲；參加非法宗教教課、聆聽非法佈道（tebligh，台比力克），甚至是在家中張貼複製《古蘭經》短語的海報。還有「舉辦無音樂婚禮」（官方認定的宗教極端主義標誌）。

這些指控通常包括大量細節和其他涉及「犯罪」者的名字：不只有她們曾跟隨的宗教老師（無論生死），還有其他與她們一起學習的女孩，甚至是她們引薦者的名字。這種對被告人際網絡詳盡的記述跟當地各縣的拘留紀錄如出一轍，如墨玉名單（Qaraqash lists），它們深入挖掘其家庭、社會和宗教關係，無論是當下還是曾經發生的。引人注意的是，那些「犯罪活動」往往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⁴⁵而在中國於2018年頒布新的「去極端化」法規後，確實地將這類活動定為犯罪，當中所有女性都被追溯判刑。

而這些被記錄的「罪行」往往只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如艾則孜古麗・麥麥提⁴⁶於2017年7月6日被拘留，她被指控在1976年2月左右、年僅五或六歲時，與她的母親布海麗倩穆・麥麥提非法學習經文三天，而被判處十年徒刑。吐爾遜姑麗・艾麥提（Tursungul Emet）⁴⁷在1974年、約五或六歲時，與母親學習《古蘭經》五天，被判處十一年徒刑。

名單上有些女性年事已高，考慮到當地監獄的情況，她們可能難以熬過刑期。⁴⁸帕提汗・依明（Patihan Imin）⁴⁹於2017年被判處六年徒刑，當時已是70歲高齡。她被指控的罪行是在1967年4月至5月期間學習《古蘭經》，在2005年至2014年期間穿吉里巴甫，並在家中持有一台電子《古蘭經》閱讀器。

這些指控之所以引人注目，無疑是因為它們的性質輕微，卻受到極其細緻和謹慎的記錄，以及對這些完全符合世上數百萬穆斯林日常宗教實踐的行為，所判處的冗長刑期。這些宗教實踐是受到國際共識的人權標準所保護的，如《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述：

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⁵⁰

在我們調查的每個案例中，罪行與刑罰之間都是顯著、令人震驚的不成比例。這份名單上大多數的女性並未被記錄為宗教教師；她們的罪行通常是學習《古蘭經》。不過，少數女性的罪名的確也包含宗教教學，其中一些女性是教自己的孩子《古蘭經》經文，這指控使她們被判處七年的監禁；其他女性則曾經教導成年女性。

在我們調查的每個案例中，罪行與刑罰之間都是顯著、令人震驚的不成比例。

這些「罪行」往往發生在數十年前。圖尼薩依木・阿卜杜克熱木（Tunisayim Abdukerim）⁵¹被判處十三年十一個月的監禁，罪名是在1989年1月17歲時，教導當地一群女性讀經一個月。美和日古麗・買海提（Mihrigul Mehet）⁵²被判處十八年十一個月的監禁，罪名是在1998年左右學習《古蘭經》十九個月；在2000年「受極端主義影響」下戴面紗；以及在2013年教當地一名女性《古蘭經》，每天十分鐘，持續一週。當中最長的監禁是阿依提拉・如則（Aytila Rozi）⁵³，她因被指控學習和教授《古蘭經》判刑20年。紀錄顯示，她2007年在中國內地工作時學會閱讀《古蘭經》，隨後於2009年至2011年期間在一小群女性中教授和學習《古蘭經》。這些明顯荒謬的指控被詳細記錄，呈現他們對細節的極端關注，讓人聯想起歷史上其他大規模迫害時期：納粹也因其紀錄保存而聞名。

有關個別女性因參與宗教集會而被判監禁，我們取得的少數詳細報告與新疆警方的文件紀錄相一致。2022年，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組報導了一位年長女性海裡且木．帕孜里（Helchem Pazil）的案例，她是家中五位因參加2013年的宗教集會而被判刑的女性之一。⁵⁴

海裡且木的女兒麥麗吉扎提（Melikizat）和帕提古麗．麥麥提（Patigul Memet）被關在同一所監獄，分別服刑20年和7年。麥麗吉扎提被判犯有參加宗教集會並提供宗教儀式場所的罪名，而帕提古麗則被判犯有參加集會「集體造成社會混亂」的罪名。另外兩名家庭成員被判「擾亂公共秩序、煽動種族仇恨」和「非法宗教傳教活動並提供場所」等罪名。警方報告稱，哈爾奇古爾．麥麥提（Halchigul Memet）負責領導這些女性的宗教集會，她於2017年之前離開該地區，並定居土耳其。她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我們會討論如何改善生活品質並幫助提升宗教知識⋯⋯從未進行過任何政治或反政府會談。我們只討論如何改善我們和家人的福祉，以及如何成為傳統上的好穆斯林。」⁵⁵

表現信仰的自由包括了在崇拜、遵循、實踐和教學方面的多樣化行為。崇拜的概念可延伸到直接表達信仰的儀式和禮儀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密切相關的各種實踐，包括建造宗教場所、使用儀式程序和物品、符號的展示，以及遵循節日和休息日等。而遵守與實踐信仰不僅包含儀式行為，還包括遵循飲食規定、穿著特殊服裝或頭飾、參與生命儀式，以及使用信仰群體的特定語言等。此外，宗教或信仰的實踐和教學還包括宗教團體處理基本事務所需的行為，例如選擇宗教領袖、神職和教師的自由，建立宗教學院或宗教學校的自由，以及準備和分發宗教文本或出版物的自由。⁵⁶

已登記的布維面臨拘留

Büwi Helchigul Sidiq (布威海丽且古丽·斯迪克)

證件號碼：653121199107101525
出生年份：1991
疏附縣站敏鄉（Zhanmei）居民
已婚
無犯罪前科
收押日：2017年03月12日
犯罪證據：2003年1月至2月期間（12歲）隨祖母非法學習《古蘭經》。
判決：10年

Bumeryem Kasim (布麦尔耶姆罕·喀斯木)

證件號碼：653121193309180025
出生年份：1933
收押日：2017年10月07日（年齡84歲）
判決：不明，被送往接受再教育

在疏附縣因宗教被判刑的女性名單中，只有一位女性被具體指控曾擔任布維。布麥爾耶木古麗．買買提（Bumeryem Memet）⁵⁷因未經官方批准而擔任布維一職，被判八年監禁。她的刑事指控稱，從1995年4月至2014年10月期間，她在沒有擔任正式宗教職務的情況下，在葬禮上清潔死者的遺體並背誦《古蘭經》。她是在1995年4月至1997年3月學會這些事情的。正如前文所述，當局在2009年才開始承認布維的角色，而直到2010年才出現官方登記的要求，因此，這又是一個對從前合法的活動進行追溯定罪的例子。

除了主要的被拘留者名單外，新疆警察檔案還有一份特殊的布維名單。這份名單上91名女性中，每個人都被標記了「布維」，不是在「犯罪活動」的欄目下，就是在「備註」下。名單上的大多數女性，拘留原因僅記錄為「布維」，完全沒有更多細節。這份名單上的一些條目提供了詳細的拘留原因，包括像其他名單一樣，過去曾學習古蘭經、穿戴吉里巴甫、舉辦無音樂的婚禮，或在家中保存宗教書籍等。

[由於]她們成年後大多會在公眾場合戴著頭巾，對維吾爾人來說，看到這些受人尊敬的年長女性未佩帶頭巾的照片，令人非常震驚。更震驚的是，想到這些長者在拘留營中所受到的剝奪和暴力。

這份名單上的許多女性都是老年人，例如現已九十多歲的布麥爾耶姆罕．喀斯木。她們成年後大多會在公眾場合戴著頭巾，對維吾爾人來說，看到這些受人尊敬的年長女性未佩帶頭巾的照片，令人非常震驚。更震驚的是，想到這些長者在拘留營中所受到的剝奪和暴力。

這份名單上的女性很可能是在2010年推動規範和控制布維的期間正式登記的。隨後，隨著政策的改變，她們新獲得的正式職位被重新定義為犯罪行為，也成了拘留的理由。名單上的女性僅被記錄為送去接受再教育，但我們無從得知她們遭拘留後的命運。

從埃及強迫遣返並遭拘留

2017年初，中國政府要求那些住在穆斯林國家的維吾爾學生返回中國，聲稱他們集體從事「分離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隨後不久就有消息傳出中國當局拘留這些學生的家人，迫使他們返回中國。中國政府還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遣返學生。根據UHRP的估計，自2001年以來，已有292名維吾爾人在中國的要求下被拘留或驅逐出阿拉伯國家。⁵⁸

2016年9月，埃及內政部和中國公安部簽署了一項技術合作協議，承諾加強反恐並分享中國的專業知識。據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稱，埃及當局隨後在2017年7月逮捕了至少62名維吾爾人，但並未告知他們被拘留的理由，不讓他們會見律師、與家人聯繫，並將其中至少12人送回中國。⁵⁹實際數字可能還要更高。

透過匿名聯繫，我們獲得2016年至2017年從埃及返回維吾爾地區的200多名維吾爾女性的紀錄（姓名、護照號碼和出生日期）。根據目擊者敘述，我們認為所有女性一抵達就被拘留。我們將這份名單與警方紀錄以及人權組織持有的資料庫進行交叉比對，找到出現在兩個或多個名單上的幾項紀錄。

著名集中營倖存者米日古麗．圖爾蓀（Mihrigul Tursun）提供有關她被拘留經歷的詳細證詞。⁶⁰圖爾蓀在2010年前往埃及留學；2015年帶著孩子回到中國後，被拘留了三個月。圖爾蓀聲稱，她之所以成為目標，是因為她曾住在埃及。她在2018年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們審問時，基本上問的都是同樣的問題：『有誰跟你關係密切？你在海外認識誰？曾在哪些海外機構工作？你的工作內容是什麼？』他們之所以問這些問題，是因為我曾在海外生活，而且會說幾種外語，所以他們試圖把我貼上間諜的標籤。」⁶¹

中國當局的行動針對著以年輕女性為主的群體，其中許多人前往埃及是在當地有名望的宗教機構學習，中國當局打擊了維吾爾女性尋求新自主權的嘗試：透過出國留學實現自我提升、透過參與國際貿易獲得商業機會。這些努力必須結合維吾爾女性遭受嚴重經濟排擠的背景來理解。統計研究表明，維吾爾女性是該地區最弱勢的群體；她們找到工作的概率遠低於漢族女性；而即使就業，她們的收入也明顯低於漢人女生。⁶²這是基於宗教和性別的歧視。⁶³

薩巴．馬赫穆德（Saba Mahmood）於2005年出版的著作《虔敬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暫譯）極具影響力，該書促使人們對於「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女性地位」的理解出現重大轉變。馬赫穆德挑戰了女性主義運動所強調的自由世俗主義，她點出改革派穆斯林女性在宗教等級制度中，雖然明顯順服於從屬角色，但仍然擁有相當大的能動性。⁶⁴自那時起，學者們研究了世界各地的女性伊斯蘭教育運動，探索了這些運動在如此多元背景下增長和影響的原因。⁶⁵人類學家辛蒂．黃在2000年代對改革派維吾爾女性進行了民族誌田野調查。如她所指出的，改革運動為維吾爾女性提供了個人、精神、教育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機會。⁶⁶與改革派伊斯蘭教網絡提供的可能性相比，中國在棉花和漁業工廠推行的強迫勞動只能說是個可悲的替代方案。⁶⁷

數位監控

Buhejer Ushuraxun (布艾潔爾．烏舒拉遜)

ID no. 654124198507192521
Born: 1985
鞏留縣居民
Returned from Egypt in 2016
2017年7月11日由鞏留縣警察局發布的報告。大數據標記：擁有駕照、去過土耳其、去過中國內地、失聯。

Muyesser Muhemmed (米也賽．木合達木)

生於克孜勒蘇州阿圖什市。她前往埃及艾資哈爾大學（Al Azhar University）學習，2006年結婚，2007年搬到哈薩克。她有三個孩子。2016年回國換護照後被拘留、送往再教育營。她於2019年被釋放，但不被允許與哈薩克的家人聯繫。⁶⁸

Buzeynep Abdureshit (布澤內普．阿卜杜勒希特)

布澤內普於2013年在武漢取得健康科學學位，然後在埃及艾資哈爾大學學習古典阿拉伯語，2015年完成學業返回中國，並計劃學習醫學。她於2017年3月29日在烏魯木齊被拘留。她的家人報告說，警察將一個袋子套在她頭上，並強迫她上車。2017年6月5日，她被判處「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有期徒刑七年。她的丈夫表示，他認為她被拘留只是因為曾在埃及讀書。⁶⁹

在新疆警方檔案中出現的一些個案讓我們對維吾爾地區監控和判刑制度的運作有了深刻理解。

布艾潔爾．烏舒拉遜出現在2016年從埃及返回中國的女性名單中。我們也在新疆受害者資料庫保存的洩漏文件中，發現了特克斯縣警察局於2017年7月11日創建關於她的詳細報告。⁷⁰她的案件判決未被記錄，目前也下落不明。

警方關於布艾潔爾的報告詳細記錄了她在2015年至2016年間的行踪，包括前往中國東部城市和埃及的旅行紀錄。警方報告包括她的酒店入住紀錄、航班以及她護照進出中國的紀錄。其中還記錄了她手機關機、無法追蹤的時間。該報告還包括了一份「大數據標籤」清單，標記她的案件供進一步關注。這些標籤包含擁有駕照、去過土耳其、去過中國內地，以及「失聯」一詞（即暫時脫離監控網絡，通常是手機關機造成的）。它還列出了與她接觸過的人，他們也有類似的標記，例如去過外國，並擁有駕駛執照。

布艾潔爾的檔案說明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IJOP）的使用情況，如人權觀察所描述的，「用於社會控制的創新技術」，也是在維吾爾地區主要使用的大規模監控系統之一。IJOP將許多合法、日常、非暴力的行為標記為可疑行為，例如不與鄰居交流或使用WhatsApp等社群媒體網路。IJOP通過監控手機、身分證和車輛位置的數據來追蹤個人活動。當IJOP檢測到異常或偏離所謂的「正常」行為時，系統會將此人標記為可疑並提醒調查。而如布艾潔爾的案例所示，IJOP系統另一個關鍵要素是監控與標記人際關係。⁷²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布艾潔爾和當時在埃及的所有維吾爾人一樣被強制要求返回，是基於她被推測與宗教極端主義的聯繫，但她身上的標記與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沒有任何關係，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或實踐的證據。

脅迫宣傳影片

另一位被迫從埃及返回的女性祖力皮亞．阿不都熱西提的故事讓我們了解，有些人先是因虛假指控而被拘留，隨後被迫錄製宣傳影片，聲稱她們通過在再教育營的經歷「治療」了極端主義。

祖力皮亞出現在2019年人民日報的影片中，用來宣傳再教育營的正面形象。⁷³在感人的背景音樂下，祖力皮亞描述了她和丈夫如何受到丈夫親戚的影響，親戚批評他們採用漢族習俗、缺乏道德，並警告他們都會下地獄。她聲稱，她被這個說法嚇壞了，走上了極端主義之路。影片中並沒有詳細說明這實際上意味著什麼。而在「教培中心」（即拘留營）學習後，她慢慢地開始擺脫「那個黑暗的世界」，現在在拘留營擔任講解員，打造著光明的未來。⁷⁴

這是首批針對維吾爾人的假消息影片之一，該影片於2019年初開始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上，並迅速擴散。其他包括許多令人痛心的「生命見證」影片，都在反駁中國境外維吾爾人關於親屬被非法拘留的指控。調查顯示，這些影片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通常以自我剖析和自發性的方式呈現，但卻隨之談及了那些針對中共指控的無關言論，看起來就像是事先準備好的演說。這種模式顯示，影片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製作目的就是為了反駁中國在國際遭到關於侵犯人權的指控。⁷⁵

八、意義和影響

「女性和兒童是戰爭的領土；他們的屍體既是戰利品，也是勝利的證明。」潔斯敏娜．泰薩諾維奇（Jasmina Tesanovic）⁷⁶

在中國對維吾爾地區的反人類罪行中，女性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甚至可以說，她們不是當中的主要受害者：被拘留和監禁的維吾爾男性人數要多得多。然而，本報告認為，關注女性在這些行動中的經歷至關重要，原因有二：女性被針對的方式隱含了行動背後的性別假設，而對女性的監禁和迫害對維吾爾社會產生了特定的影響。

我們需要對衝突情況、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進行性別分析。

正如人權律師艾琳．羅森博格（Erin Rosenberg）所說，我們需要對衝突情況、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進行性別分析。性別分析不僅僅探討性暴力行為，而且還深入研究罪行如何根據社會中不同群體的性別特點而策略性實施，以及加害者如何利用父權和性別歧視的社會觀念作為他們的武器。了解加害者對性別角色的看法有助於我們理解人們被針對的方式以及被針對的原因。⁷⁷

2021年3月，中國駐巴基斯坦文化參贊張和清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則推文，影片中一名年輕女子正在私下表演中東肚皮舞（實際上並不是任何形式的「新疆舞蹈」），並配有20世紀民歌收藏家王洛賓一首流行華語歌曲的歌詞。⁷⁸

中國政府透過祖力皮亞．阿不都熱西提等影片所聲稱，拘留營為受宗教極端主義影響的人提供了良性的再教育，這種論述已被越來越多從拘禁營釋放出來、並離開中國的前被拘者證言徹底駁斥。我們現在獲得的大量證詞，提供了該地拘留營中發生的虐待行為與令人不適的細節，從剝奪權利、惡劣的環境到身體虐待，也就是針對女性的性暴力文化。⁷⁹這些聲音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2022年8月發布的人權議題評估中被高度重視。⁸⁰

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以及維吾爾流亡者的證詞都提供了證據，表明自2014年以來，政府一直在維吾爾地區鼓勵和強迫跨民族通婚。中國媒體和政府堅稱民族間通婚有助於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但UHRP的研究顯示，政府鼓勵和推動跨民族通婚的計劃是為了進一步稀釋維吾爾人口，將其同化為漢族社會的一部分。⁸¹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麗計劃」旨在讓女性摘下頭巾，背後卻隱含著入營和「再教育」的威脅，不僅是對宗教自由的侵犯，還深刻地反映了在營外的維吾爾女性，經由國家媒體和旅遊推廣、強迫婚姻以及營內的性暴力等手段被客體化和性化。⁸²中國官方在2021年的公開聲明更強化了這種客體化和否認能動性的形象。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態度，深深體現在媒體對「少數民族女性」的描繪中，並在中國各地的漢族男性與少數民族女性之間的性別化、商品化的接觸中重現。⁸³

生育機器或社群領袖？

研究表明，在剷除極端主義的過程中，新疆維吾爾女性的思想得到解放，促進了性別平等與生殖健康，使她們不再是生育機器，她們變得更加自信自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2021年1月在Twitter上發布的貼文。）⁸⁴

大使館的官方推文與美國領導全球反恐戰爭初期流行的「拯救阿富汗女性」言論不謀而合。對於利用這種言論來為在阿富汗的軍事干預辯護。當時的評論家，特別是人類學家莉拉．阿布－盧格霍德（Lila Abu Lughod），提出了明確的批判，警告這種言論背後所預設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優越性，還有以「解放」為名所帶來的暴力。⁸⁵中國對解放維吾爾女性思想的論述背後流露出同樣錯誤的文化優越預設，而且其在維吾爾地區的政策是通過對女性身體的暴力控制來實施的。

過去十年，中國學者和政府官員經常將維吾爾人形容為人口「過度增長」。人口成長被描述為宗教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結果和催化劑，也被認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人權觀察指出，2015年5月國家廣播稱「宗教極端主義導致再婚和非法超生」，而和田地區黨委書記則聲稱「去極端化是消除宗教影響與干擾計劃生育的機會」。⁸⁶2019年另一組洩漏的文件提供了限制維吾爾人生育政策的證據，其中揭露在維吾爾南部農村地區展開的大規模女性絕育計劃，以及一組數據顯示維吾爾人部分地區的出生率直線下降。⁸⁷

官方和中國媒體的這些聲明，再加上越來越多對維吾爾女性進行大規模絕育的證據，顯示中國在維吾爾地區的活動將壓制宗教和嚴重踐踏女性權利與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結合在一起，這些行為構成了危害人類罪，也正如2021年倫敦維吾爾法庭所得出的結論——種族滅絕。⁸⁸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政府針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族群的政策和做法達到國際刑法規定的危害人類罪標準⋯⋯政府未能阻止這些罪行，更不用說懲罰加害者了，這顯示有必要進行強有力且協調一致的國際行動。——美國全球刑事司法無任所大使貝絲．范．莎克（Beth Van Schaack）⁸⁹
那些在種族滅絕時代拒絕保持沉默的人對旁觀者世界提出了最尖銳的挑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2013-2017年，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⁹⁰

這份報告提供了詳細證據，推翻了維吾爾地區刑事起訴和長期監禁主要針對男性的看法。根據兩個縣洩露的資料，我們可以推斷，有數十萬女性遭受了集中營制度的虐待，其中許多人被判處長期監禁，通常是因為犯了學習幾節《古蘭經》的「罪行」，而且往往是幾十年前、她們還不滿十歲的時候。

由布維主導、以社區基礎、主要位於農村的宗教活動領域，以及在城市地區的宗教學校和女性組織所推廣的改革派伊斯蘭風格，許多維吾爾人都強調了這兩者的區別。然而，在懲罰性行動中，這種基層區別幾乎都被忽視。傳統和改革派的宗教實踐同樣遭受嚴厲打壓。穿著吉里巴甫足以判處14年的監禁，童年學習《古蘭經》經文的經歷也是如此。在「犯罪行為證據」中反覆出現兒童宗教學習的內容，清楚地表明，「反宗教極端主義」運動的目標是日常宗教實踐和傳統維吾爾兒童的社會化。

對於和平追求國際法所保障權利（包括實踐和傳承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女性進行大規模拘留，這樣的行為必須結合「人口優化」政策來理解，這政策主要針對女性，包括強迫跨民族通婚和強制絕育，旨在降低維吾爾人的人口規模和密度。

事實上，如我們訪談所顯示，維吾爾社會中被針對的女性宗教領袖知識淵博、受人尊敬，她們在當地社區內外發揮著相當大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

維吾爾女性長期以來在中國媒體和官方聲明中被描述為「落後」、「缺乏文明」、需要解放。這些長期存在的敘事提供了論述基礎，在近期將宗教維吾爾女性描繪成被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欺騙、無知的「生育機器」。事實上，如我們訪談所顯示，維吾爾社會中被針對的女性宗教領袖知識淵博、受人尊敬，她們在當地社區內外發揮著相當大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而對於2000年代許多受過教育的年輕維吾爾女性來說，改革派的伊斯蘭教提供了自律和個人抱負的典範，引導她們將目光望向中國境外，尋找自己的「光明未來」。這種世界主義的傾向被視為對中國穩定的威脅，並被貼上宗教極端主義的標籤。

維吾爾地區的「反宗教極端主義」運動和大規模監禁，非但沒有對「落後」女性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再教育，反而帶走了受人尊敬的有信仰女性、在地社區的資深領導人和受過高等教育、有抱負的年輕女性，並將她們置於擁擠、營養衛生不良、強制絕育和性暴力威脅的非人性制度之下。這些計畫源自於政府對維吾爾女性的態度，將她們的身體視為國家財產，剝奪她們的發聲權和能動性，並以國家安全和穩定之名使對她們實施組織性的暴力。

九、建議

致各國政府、多邊機構與公民社會：

議員應呼籲釋放作為宗教良心犯而被拘留的布維與其他維吾爾女性，並要求公佈她們的健康狀況和下落。

公民社會、政府和多邊機構應在聲明、請願書和國際論壇中，將拘留、監禁和迫害維吾爾人與其他突厥族女性的調查結果作為犯罪的核心要件。

女權運動應呼籲究責並終結對維吾爾人與其他突厥族裔女性的酷刑、強迫失蹤、監禁和其他迫害。

聯合國秘書長在3月8日聯合國國際女性節的致詞中應呼籲尊重宗教女性，並呼籲釋放因宗教認同和身分而被拘留並遭受酷刑的穆斯林女性。

聯合國暴力侵害女性及女孩問題特別報告員、歧視女性和女孩問題工作組以及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FoRB）應徹底審查維吾爾地區基於性別的犯罪證據，並呼籲中國政府結束對維吾爾女性因追求其合法的宗教和文化傳承權利而實施的監禁。

聯合國暴力侵害女性和女孩問題特別報告員和歧視女性和女孩問題工作組應立即向中國發出訪問請求，調查維吾爾女性宗教人士被拘留的情況。

消除對女性歧視委員會（CEDAW）應跟進2023年5月對中國審查的結論性意見，特別是第52段中有關「弱勢女性群體」的建議。

致中國政府：

立即釋放維吾爾地區所有被任意剝奪自由的人，無論是在拘留營、監獄或其他拘留設施。

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於1980年簽署的《消除對女性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規定的女性權利。

應優先邀請自由宗教和信仰特別報告員不受限制地走訪中國，包括維吾爾地區。

關於作者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是一位專攻維吾爾語教育的作家、記者和語言學家。他1973年出生在喀什附近，1997年開始學習突厥文學，2001年獲得新疆大學碩士學位，之後在西北民族大學和新疆財經大學任教9年。2011年，他在勞倫斯郡（Lawrence）的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攻讀語言學碩士學位，同年，他在烏魯木齊和喀什創辦了語言學校和幼兒園。

2013年8月，阿不都外力・阿尤普被指控煽動分裂活動而被捕，被拘留了15個月，之後在2015年8月帶著家人逃往土耳其。在那裡，他收集了來自前中國拘留營受害者的證詞，並記錄了維吾爾人在海外的困境。他將這些資訊以及其他有關維吾爾人危機的泄露文件與證據翻譯成英文，提供給研究人員、記者和人權組織使用。

2016年9月，阿不都外力和他的團隊創立了「Uyghur Hjelp」，倡導、調查和記錄維吾爾人的困境，並向土耳其的維吾爾人提供援助。自2019年以來，阿不都外力通過ICORN計劃成為挪威卑爾根（Bergen）的駐地作家，並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許多報告，包括被囚禁的維吾爾伊瑪目以及女性宗教學者和知識分子等。

2017年1月，他開始為海外維吾爾人創辦母語學校，此後，全球已有70多個維吾爾母語班開始教授維吾爾語。同樣於2017年1月，他出版自己編寫的母語教科書，目前已經有九本兒童教科書。他目前已出版六本維吾爾語書籍和兩本土耳其語書籍，其中包括他的散文和獄中回憶錄。他的第一本英文書《Black Land》由Silkie出版社於2023年2月出版。

雷切爾・哈里斯（Rachel Harris）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民族音樂學教授。她的研究主要聚焦於維吾爾音樂和宗教實踐，以及中國民族和文化遺產政治。她著有兩本有關維吾爾音樂生活的書，也是四本書的共同編輯，其中包括《維吾爾人的處境》和《中國伊斯蘭教民族誌》。

她領導了Leverhulme研究計畫「在中國聽見伊斯蘭」（Sounding Islam in China，2014-2017年），以及一項英國國家學術院的永續發展計畫，利用維吾爾麥西熱甫（meshrep）促進在哈薩克維吾爾語和文化復興（2018-2021年）。新著作為《維吾爾伊斯蘭的聲景》（Soundscapes of Uyghur Islam，暫譯），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2020年），她也是UHRP近期報告《遺產的共犯》的共同作者。她目前的專案「跨越國界的木卡姆」（Maqām Beyond Nation，2023年至2028年），得到了歐洲研究委員會（ERC）／英國研究與創新總署（UKRI）的高級資助。該項目探索了從埃及到東突厥斯坦等地基於木卡姆的音樂創作，將活動和交流的歷史跟當代人們與文化的流動連結起來。

致謝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評論，他們的意見幫助我們完整本報告，並感謝UHRP的薩茲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格蕾烏（Louisa Greve）和埃爾文（Peter Irwin）的支持和指導。我們也非常感謝所有受訪者提供寶貴的時間，並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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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2024 | UHRP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