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家人将受苦”：中国是如何黑客劫持、监控和恐吓自由世界维吾尔人

11月 10, 2021

I. 执行摘要

自2002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胁迫和控制海外维吾尔人。因此，散居国外的维吾尔人经历了中国专制国家的长期骚扰、恐吓和胁迫等形式的迫害。2017年，随着中国在维吾尔地区开始实施大规模镇压和拘禁的政策方针，这种恐惧运动急剧扩大。

本报告扩展了之前与维吾尔人权项目和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合作收集的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数据集的工作，在数据集中增加了5530起跨越19年和22个国家的第一阶段跨国镇压事件。很多恐吓和骚扰的案件往往没被报告，这表明实际面临这种骚扰的维吾尔人的案件数量和人数可能要多得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第一阶段跨国镇压的广泛影响，以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镇压的实例，表明中国政府如何追捕、胁迫和恐吓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从而导致焦虑、恐惧和抑郁。

我们调查了生活在北美、亚太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散居社区的72名维吾尔人，其中95.8%的人表示感觉受到威胁，73.5%的人指出他们经历过数字风险、威胁或其他形式的在线骚扰。世界各地的维吾尔族社区成员对如何保护自己很感兴趣，89.7%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增加他们的安全知识。然而，许多受访者认为这种保护不一定来自他们的本国政府—— 44.1%的人认为他们的东道国政府有认真对待他们所面临的恐吓，只有20.5%的人认为东道国政府会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报告分析了调查数据，主要关注生活在民主世界的维吾尔人如何继续被中国政府侵犯他们的权利，以及与国家结盟的执行者如何通过数据收集、监视、恐吓和骚扰来限制维吾尔人的自由，以及潜在的许多其他人。中国的威权主义远远超出了其国界。中共党国将其他国家及其公司纳入其针对维吾尔人的暴力和恐吓活动中；没有任何国家或其他执行者承担起保护维吾尔人的责任。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维吾尔人越来越成为这场威胁其自由和个人权利运动的目标。我们还扩大了关于中国对维吾尔人跨国镇压的现有数据集，对有关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受到恐吓和骚扰的公开来源新闻报道进行了全面审查。我们还通过对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进行的十次原始采访来进一步补充这些公开的数据。我们所收集和分析的信息，是迄今为止对维吾尔人数字不安全状况的最全面考察之一。

对这种全球范围的反应也必须是全球性的。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敦促迅速采取行动，向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提出13项建议，包括：

各国政府应加强维吾尔族难民安置计划的安全庇护所，增加难民接纳配额，精简官僚障碍，简化程序，并为减轻数字骚扰的影响提供援助，包括数字卫生教育计划。
各国政府应提高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从事这种跨国镇压的成本，以加强问责制。
所有执行者都应在行动中纳入数字权利，以保护对人权隐私的讨论和对个人身份的保护。
私营部门应以所有相关语言监测在线平台上的数字威胁，包括维吾尔语、汉语、土耳其语和其他语言，开发工具以识别国家执行者的骚扰行为，并提供适当语言的安全通信平台。

II. 简介

2019年，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努尔古丽-萨乌特(Nurgul Sawut)发现，一个僵尸网络将她的脸书（Facebook）账户作为攻击目标。这个假账户群，其中一个模仿了她姐姐的资料，以公开抹黑的方式攻击她，并使她的电脑感染了恶意软件。这种恶意软件——为恶意执行者提供访问和控制目标电子设备的软件——已经两次进入了萨乌特女士的手机。其中一次，她可以重置设备；但是另外一次，她不得不完全丢弃她的手机。此后，她开始使用加密的电子邮件，避免将微信下载到她的手机上，并将她的Facebook账户与任何外部应用程序断开连接。

随着维吾尔人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中国国家支持的恐吓对象，一种两级公民身份的模式正在出现，在这种模式下，敌对的外国势力正在破坏民主国家中维吾尔人的宪法和政治权利。

萨乌特女士相信，中国安全部门是为了报复她的反抗，逮捕并拘留了她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家人。¹然后，在2021年，她得知自己是出现在中国当局”恐怖主义嫌疑人”名单上的一万人之一，她声称基于她的活动能力，这一指控并不令人惊讶。²然而，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来说，这样的指控是一个警告——表明他们在国外会受到中国的额外监视。萨乌特女士和许多散居国外的维吾尔人一样，感受到了中国跨越主权边界的胁迫性做法。³

今天，估计有5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散居社区，在中亚、土耳其、欧洲、亚太和北美有大量的人口中心。我们以前的报告显示，这些社区，特别是在专制国家的社区，由于中国施加压力并与当地安全部门合作，逮捕维吾尔人并要求将他们驱逐出境，因此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⁴自1997年以来，有1149名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在中国安全部门的要求下被东道国政府拘留，而同一时期有427名维吾尔人被驱逐或遣送回中国，案件集中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⁵这些，共代表了1548个独立的跨国镇压案例。⁶

虽然这些形式的镇压（我们将其归类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主要发生在穆斯林世界，但西方民主国家,维吾尔人也受到了第一阶段镇压的围攻——未达到逮捕或驱逐水平的恐吓形式。⁷我们的数据表明，全世界共发生了7078起跨国镇压维吾尔人的案件。随着维吾尔人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中国国家支持的恐吓对象，一种两级公民身份的模式正在出现，在这种模式下，敌对的外国势力正在破坏民主国家中维吾尔人的宪法和政治权利。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都关注的是，新兴技术如何加速北京的跨国镇压能力，国家执行者及其代理人可以不受惩罚地使用恶意软件、僵尸网络，甚至跟踪装置进行监视、骚扰和恐吓。特别是数字技术给了中国共产党（CCP）新的工具，可以监控海外社区的活动，降低域外政治控制的成本，将中国当局的触角远远延伸到边界之外。

本报告探讨了中国及其国际代理人参与监视和骚扰海外维吾尔人的系统运动的方法和程度。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民主国家，但不限于此，因为长期以来，民主国家被视为中国政府无法触及的避风港。然而，正如这份报告所揭示的，民主国家并不像许多观察家认为的那样是中国政府恐吓和骚扰的避风港。中国试图控制维吾尔人远远超出了其边界。中国的行动侵犯了维吾尔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本来是由他们的民主东道国保障的，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时甚至是他们的旅行和行动自由。⁸

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跨国镇压可能是推动海外维吾尔人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驱动因素。

与评估专制国家如何压制境外政治活动的”反流亡”研究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被针对的维吾尔人在被针对之前并没有政治上的活动。一些维吾尔人在经历了跨国镇压后仍然不参与政治，而另一些人则在中国的恐吓和骚扰下被激发出行动。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将”政治上活跃”定义为提供证词、积极参与人权组织、向媒体发言或公开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发生跨国镇压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或者在中国政府骚扰或恐吓后变得政治上活跃的人——是这样。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跨国镇压可能是推动海外维吾尔人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驱动因素。

基于种族和文化的大规模攻击已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常态。这一运动的广泛扫荡在更广泛的国际维吾尔族社区中引起了恐惧和不确定性，有效地扰乱了更有发言权和政治参与的个人以及那些不太有政治倾向的人的活动。本报告旨在评估民主国家的流亡维吾尔人社区的脆弱性，并提出政策建议，以帮助减轻他们面临的风险，从而保证维吾尔族公民和居民享有与其他侨民社区相同的权利和自由。

图片1。这张图显示了我们根据公开报道和原始访谈记录的5530个第1阶段跨国镇压案件的地理分布。它代表了2001-2021年在世界各地收集到的所有案例。大量的案件出现在德国，也就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召开地。来源： Oxus 中亚事务协会。

图片2。这张图显示了我们记录的5530个第1阶段的跨国压迫案例的方法分布。它代表了2001-2021年全世界收集的所有案件。在所有记录的案件中，超过50%是网络攻击。资料来源：阿姆中亚事务协会。

III. 方法论

中国的跨国镇压策略已被证明非常有效，使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自我审查，对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活动的事情都更加谨慎。随着中国的监视网向海外扩展，由于担心受到影响和报复，越来越难以采访到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此外，对国内家庭成员的实际威胁使公开作证成为一项高风险工作，流亡维吾尔人在发表媒体声明之前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本报告建立在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数据集的基础上，该数据集由作者为阿姆中亚事务协会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合作建立。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数据集包含了自1997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公民进行跨国镇压的事件，当时记录了第一批拘留和引渡的案件。⁹我们使用中亚政治流亡者（CAPE）数据库采用的跨国镇压的三阶段模型，以评估我们的完整数据集中记录的不同案件。

*图片3。Saipira Furstenburg、Heathersharo、Edward Lemon、David Lewis和Alexander Cooley概述的用于评估跨国压迫的CAPE方法。资料来源：中亚政治流亡者（CAPE）数据库。*

图3中的文字翻译如下：

第一阶段	发出通知，包括向个人和家人发出警告和威胁，以及通过双边关系或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出逮捕请求。
第二阶段	逮捕/拘留，包括长期和短期拘留、监禁和与国内可疑活动有关的海外定罪。
第三阶段	结束，包括正式引渡、非正式引渡、失踪、严重袭击和暗杀。

在CAPE之后，我们根据这三个阶段用3分制来衡量跨国镇压的程度。然后我们给每个案例打分，分值在1到3之间，3分代表最严重的跨国镇压形式：驱逐回中国。我们在2021年6月的报告中重点讨论了这一等级表的第2和第3阶段，¹⁰我们发现许多个案包括不同阶段的压迫形式。因此，目前的报告只关注第一阶段，以提供关于这一现象持续性质的完整记录。

我们根据特定的攻击类型对每个案例进行了编码（概述如下）。然后，我们分别记录了每一个实例，按时间和/或地域分开，甚至是以前的攻击目标个人。例如，2019年，穆罕默德-土赫提(Mehmet Tohti)经历了各种骚扰和恐吓，包括不明身份的车辆停在他家门口，有人敲他家的门，要求提供关于他活动的信息，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下文概述的恐吓类别。¹¹2016年，穆罕默德曾给一个远房亲戚打电话，然而这位远房亲戚在电话挂断后立即被拘留。¹²由于这些事件的时间间隔和中国政府采取的不同镇压策略，我们将它们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例输入数据集。

我们将数据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完整条目组成，记录有已知身份和历史的个人案件。我们将第二类称为匿名案件，它指的是匿名维吾尔人的个人或团体。匿名案件可能是针对维吾尔人更大公开攻击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说明受影响的个人数量，但不能独立识别他们，也不能在现有的报告之外增加进一步的背景。我们对案件的估计上限是完整条目和匿名案件的总和。

第1阶段的数据与我们2020年7月报告中第2和第3阶段的数据一样，代表了全世界的案例。然而，我们在本报告中的分析侧重于欧洲、亚太地区和北美。传统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难民庇护所和国际舞台上自由价值观的堡垒，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独裁主义无法企及的。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维吾尔人仍然是中国持续恐吓、胁迫和骚扰的攻击目标。

我们对美国华盛顿特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加拿大多伦多、日本东京、挪威奥斯陆和德国慕尼黑的维吾尔人进行了10次采访，以了解居住在有大量散居人口主要目标城市的维吾尔人特殊情况的背景。我们还对与世界各地维吾尔族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网络安全专家和工程师进行了三次采访。

此外，我们进行了两项调查，以评估散居国外的维吾尔族成员在网络攻击方面的脆弱程度。我们向北美的维吾尔侨民社区发出了第一份英文调查。然后，我们将第二份调查表翻译成维吾尔语，以确保只有那些被认定为维吾尔人的人才能回答。我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几个维吾尔族社区分发了这份调查。虽然不是全部，但我们从这些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为了解散居国外的维吾尔族社区的脆弱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IV. 评估维吾尔族散居地的威胁脆弱性：调查结果

有针对性的监控和其他入侵的威胁使活动人士面临有效保护其联系人和通信方式的压力。活动人士不仅要跟上快速发展的攻击和欺骗方法，而且还要在知道他们要面对诡计多端国家执行者的情况下做出日常安全决策。此外，今天的数字工具和平台的复杂性使他们很难完全了解可能面临威胁的技术基础。因此，活动人士在选择正确的工具和保护层时常常感到不确定。

作为这些更重要趋势的案例研究，我们要求散居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日本的维吾尔族社区成员参与一项小型调查，重点关注他们的数字安全和安保做法，以评估维吾尔族社区的脆弱性。在我们调查的72人中：

95.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面临独特的数字威胁；以及
其中73.5%的受访者表示经历过”数字风险、威胁或监视形式”。

散居国外的维吾尔人一直在设法保护自己，以应对这些威胁。

51.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知道从哪里获取互联网资源，以帮助他们做出良好的安全决策；以及
73.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可以在生活中实施信息安全的新工具和技术。

然而，受访者认为，维吾尔人在其数字安全和卫生方面准备不足：

只有33.8%的人认为他们知道在向安全专家寻求建议时应该与谁联系。
50%的人认为，他们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数字安全培训；以及
89.7%的人表示对增加他们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感兴趣。

一些政府让生活在其境内的人更容易报告此类事件。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反间谍公告指出，面临骚扰的维吾尔人可以拨打联邦调查局的举报电话，报告所发生的事情。¹³然而，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1.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报告安全事件，而29.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知道（另外29.4%的受访者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30.9%的人觉得报告安全问题不舒服，即使他们不确定这些问题，而39.7%的人觉得报告安全问题不舒服（另外29.4%的受访者没有表示这两种情况；以及
只有44.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东道国政府或警察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案件，而只有20.5%的人认为他们面临的安全问题会得到解决。

灌水攻击：当攻击者制作一个假的网站，看起来像他们的攻击目标受众可能访问的网站，但却包含恶意软件。

网络钓鱼攻击：假冒的通信（电子邮件、信息等），看起来来自可靠的来源，但可以损害个人或组织的账户或个人数据（例如，通过欺骗攻击目标给攻击者他们的用户名和密码），让外人进入损害的网络或系统，或对计算机网络进行勒索（即赎金软件）。网络钓鱼攻击也可以被用来将恶意软件下载到攻击目标的设备上。

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网络钓鱼的一个子集，以特定的个人而不是团体为攻击目标。攻击者通常针对其特定目标定制这些电子邮件和信息，利用内容和语言线索鼓励攻击目标泄露其账户，或点击一个链接或下载一个包含恶意软件的文件。

中国黑客对海外维吾尔人的攻击超出了组织层面。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甚至是那些在政治上不活跃的人，都在世界各地受到攻击。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运动，以及通过恶意软件和智能手机软件中的后门来收集数据和监视他们，在网上将维吾尔人作为攻击目标。这些行动是一个全面运动的一部分。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国内和国外都扩大了监视和信息收集的力度，与所谓的人民反恐战争步调一致。使用黑客而不是更”传统”的间谍和线人，降低了这种数据收集的成本。虽然很难将中国直接牵扯到此类攻击中，但攻击对象是维吾尔人的事实表明，他们至少是在为政府利益服务。

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团体的通信进行攻击，会使他们在中国的联系人面临风险。在2010年一些雅虎账户被黑之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尔夏特-拉希特(Dilshat Raxit)报告说，他无法联系到他在中国境内的一些联系人，他过去曾通过电子邮件与这些人联系。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私营公司不通知他们已受到攻击的客户，例如在2015年，微软前雇员透露，该公司决定不通知被黑客攻击的目标，其中许多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电子邮件账户已被入侵。¹⁴

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隐藏的恶意软件触发安卓操作系统的后门，允许外部用户记录电话、打开手机的麦克风、导出照片、分享手机位置、并下载聊天应用程序的对话。维吾尔人常用的网站被恶意软件破坏，可以从iPhone中读取数据。如上所述，这些行为将成为中国收集其公民大数据网络的一部分，包括国内和国外。2015年，中国政府开始没收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的手机，只是在归还时安装了间谍软件，或者归还一个完全不同的手机。每部手机的独特序列号被记录下来，并与维吾尔地区街道上越来越普遍的摄像头和硬件配对，确保国家持续的监控。维吾尔人因拥有一部以上的手机、没有手机、丢弃手机或拥有一部”太旧”的手机而被逮捕和拘留。¹⁵

2019年7月，《卫报》(Guardian)披露，中国边防军在伊尔克什坦边境口岸将间谍软件下载到旅客的手机上，并从中获取数据，包括电子邮件、短信、联系人和智能手机本身的信息，以及扫描违禁内容，包括关于斋月期间禁食和达赖喇嘛的材料。¹⁶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视和跟踪人们——甚至是外国旅行者——从边境开始，不分国籍。他们获得的信息有助于警方建立一个居住在中国边境以外的维吾尔人数据库。

这些行为与2013年开始通过应用程序和新闻网站分发的四种类型的监控软件结合在一起，这些监控软件具有共同的指挥和控制（C2）基础设施以及根部恶意软件，表明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点。技术公司Lookout的分析师指出，这些工具之间共享的命名惯例、编码技术、基础设施和共享目标表明，这种监控软件源自中国。例如，DoubleAgent和GoldenEagle也被用来针对西藏人；该系列恶意软件中至少有一款的记录语句是中文的。此外，技术公司Lookout的研究人员能够窥视这些代码的内部，并分析其IP来源，以了解它们的来源：北京。这一系列的监控工具被用于数百个为维吾尔族人量身定做的虚假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模仿VPN和其他网站，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并被引入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经常使用的网站。此后，分析家们将这些恶意软件分为四大类。SilkBean, Double Agent, CarbonSteal, and GoldenEagle。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从智能手机上收集数据，并将其渗透到一个外部指挥和控制中心。黑客利用这四种类型的恶意软件针对维吾尔族地区以及阿富汗、埃及、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等IJOP (综合联合作业系统)名单上国家的维吾尔族人口。¹⁷

恶意软件的名称	能力
SilkBean	一旦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序，通常是从第三方安卓应用商店下载的，就允许外部执行者远程执行70多个命令。两个应用程序包的名称——com.uyghur.hunter.islamapk和com.islamapk.uy——说明了这种恶意软件是如何被用来明确地针对维吾尔人的。
DoubleAgent	从各种应用程序中未加密地复制数据，包括WhatsApp、Skype和Telegram。此外，DoubleAgent有一个直接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与SilkBean重叠。
CarbonSteal	允许外部执行者记录受感染设备周围的电话和声音，以及复制短信和彩信、通话记录、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和有关其安装的数据；跟踪位置；记录设备何时被打开和关闭；以及上传额外的应用程序和功能。分析人士认为，CarbonSteal仍在活跃并不断发展。
GoldenEagle	允许外部执行者复制联系人信息、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息、来电记录、在外部存储中发现的文件和文本信息。外部执行者还可以拍摄屏幕截图和照片，记录通话内容，记录手机环境中的音频，跟踪手机的位置，并可能获得对手机软件的进一步访问，使该执行者能够安装进一步的恶意软件。

表1：针对维吾尔族网络攻击中使用的恶意软件类型。大多数都是由中国的用户所为。资料来源：Lookout

中国政府相关的黑客利用网站托管和传播恶意软件，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案例：2019年，Lookout发现中国黑客创建了一个名为叙利亚新闻(Syrian News)的网站，针对叙利亚的维吾尔人。他们还创建了类似的应用程序，明确针对生活在阿富汗、科威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试图收集他们的数据。应用程序有维吾尔语、英语、阿拉伯语、汉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波斯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版本。¹⁸

2018年，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在中国的天府杯上”发现”了一个入侵iPhone的后门。这个被称为”混沌”(Chaos)的黑客，在访问一个嵌入恶意软件的网页后，可以远程接管iPhone。2019年1月，苹果公司提供了一个修复方案。然而，2019年晚些时候对黑客的研究显示，后门黑客和对安卓操作系统的类似黑客至少从2018年就开始使用了，这意味着维吾尔人的个人iPhone已经被政府监控一年多了。¹⁹2019年8月，谷歌披露了五条针对iPhone的”漏洞链”，其中一条复制了Chaos，是由与政府有关的黑客发起的。²⁰2019年9月，路透社(Reuters)报道说，中国政府下属的黑客利用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中亚和南亚电信公司的弱点。这些黑客分析了他们收集的用户数据和通话记录，以搜索”高价值个人”，包括海外的维吾尔人。这些数据点使这些黑客能够深入了解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与谁联系，以及他们从哪里联系——这对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和他们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来说都可能是危险的信息。²¹

2019年，网络安全公司Volexity发现了11个提供维吾尔语新闻、资源和其他内容的受损网站。所有这些网站都在长城防火墙后面，只有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可以访问它们。这些网站包括维吾尔学院、《突厥斯坦时报》、《维吾尔时报》（英文、普通话和维吾尔语）以及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协会等。Volexity还透露，黑客使用假冒的谷歌应用程序和插件来窃取电子邮件和联系信息，他们为真正的网站创建了一系列”二重域名”，包括谷歌。²²

图片4。全球维吾尔人遭受网络攻击的地图（2002-2021）。该地图显示了数据集中2774个网络攻击案件的地理分布。请注意：该地图不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电信黑客事件，因为国际媒体上没有报道这些事件的详细数字。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2021年5月，网络安全专家破获了一起针对巴基斯坦维吾尔人的阴谋。这些活动涉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恶意文件，虚假地使用联合国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名称和标志。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名为”突厥文化和遗产基金会”的虚假人权基金会网站，欺骗人们为其电脑上运行的Windows软件安装一个后门，让黑客获取他们的数据。²³证据表明，生活在巴基斯坦和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人是主要攻击目标；其他细节还表明，同样的行动针对生活在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的维吾尔人。据研究人员称，在他们的报告中，这些网络钓鱼的尝试仍在继续。²⁴

V. 中国政府第一阶段跨国镇压方法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胁迫和控制海外维吾尔人社区。我们已经确定了中国对散居维吾尔人第一阶段镇压的总共十种形式。

类型	定义
冻结或扣押资产	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或代表中国政府的东道国扣押个人或团体资产的事例。
打电话要求返乡	中国政府代表直接传唤的个人或群体，或中国政府代表胁迫其家人要求其返回的事例。
网络攻击和恶意软件	使用僵尸网络、恶意软件、间谍软件、电子邮件钓鱼尝试、DDoS或其他形式的网络攻击，以个人或群体为攻击目标的在线事件。
情报和数据收集	个人或群体被要求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传递给中国政府的事例。
恐吓，包括主动监视和威胁	个人或群体被中国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当地大使馆/领事馆官员不断联系，或来自中国官员通过微信胁迫其家庭成员的事例；有未经请求的包裹从维吾尔地区寄到他们在东道国的家庭地址；在东道国被不明身份的人或没有标记的车辆跟踪；在抗议活动中被拍照；等等。
招募为信息员	个人被要求在较长时间内向中国政府传递他人信息的事例。
通过护照控制对行动和法律地位的限制	个人或群体被给予非法的单程旅行文件，而不是更新他们的护照或其他政府文件，限制他们自由行动的权利或拒绝更新护照的事例。²⁵
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包括对记者或公共演讲者的攻击	个人或群体受到骚扰、恐吓和监视，从而无法行使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
抹黑运动	个人或群体受到中国政府的诽谤，旨在诋毁他们的个人形象，并对他们关于在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的说法产生怀疑。这些形式的攻击与国家媒体制作和传播的”生命证明”视频日益重叠。²⁶
使用代理机构和威胁	个人的家庭成员、朋友、同事或其他亲密伙伴在维吾尔族地区受到威胁或被逮捕或拘留的情况。

表2:我们在数据集中观察到的十种攻击类型的描述。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VI. 跨国镇压的区域案例

跨国镇压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是专制统治者控制信息空间和压制海外活动人士的一种策略。²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这种做法最恶劣的实施者。²⁸根据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以前制作的数据集的第1、第2和第3阶段的综合数据，中国当局和与国家相关的执行者在6个地区的46个国家至少实施了7078次单独的跨国镇压。民主国家也在其境内与跨国镇压作斗争，尽管镇压的形式不那么极端，我们称之为第一阶段。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方法侵蚀了法律规范，并违背了许多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维吾尔人的宪法权利，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和和平抗议权得到了保障。维吾尔人的这些权利被一个试图控制和压制他们的外国势力沉重之手所压制。

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方法侵蚀了法律规范，并违背了许多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维吾尔人的宪法权利，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和和平抗议权得到了保障。

欧洲

三十多年来，欧洲一直是维吾尔族流亡社区的所在地，也是逃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压迫的维吾尔人避难所。2021年3月，欧盟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来首次对中共官员进行了制裁。²⁹然而，尽管有这些制裁，只有德国（2018年）³⁰和瑞典（2019年）明确保证不会将维吾尔人驱逐回中国。³¹此外，瑞典已宣布维吾尔人属于”受迫害群体”，这一术语使申请庇护身份的程序更加简单。³²德国是逃往欧洲的维吾尔难民最主要的避难所之一，据报告，2020年申请难民身份的中国公民人数增加了两倍——这是过去三年来上升趋势中的最新高峰。³³关于整个欧洲维吾尔族难民的确切人数，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因为政府一般不会根据种族对其移民数据进行分类。

但欧洲的维吾尔人仍然面临着中国持续的跨国镇压运动的长臂。许多人报告说，他们面临着骚扰和恐吓，被胁迫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社交媒体的监视活动。我们的数据集包括50个维吾尔人站出来讲述他们受到骚扰的案例，以及更高的估计，即3040个关于中国跨越国界胁迫和压制他们的案例。

图片5。该图显示了欧洲记录的3040起第1阶段跨国镇压案件的地理分布。如前所述，由于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持续网络攻击，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德国。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虽然中国当局在欧洲境内的恐吓行为近年来有所增加，但这是自2007年以来发生的。根据公开报道，德国宪法保护办公室（BfV）从那一年开始就知道中国一直在德国境内监控维吾尔人活动。例如，一名中国驻慕尼黑的外交官纪武民在被驱逐之前就离开了德国，因为据说有人看到他多次与向他传递该市维吾尔人信息的人会面。³⁴后来，在2011年，德国联邦检察官也宣布了对一名64岁、仅被称为 “L”的人（根据当地隐私法）的间谍指控。³⁵联邦检察官对一名维吾尔族的中国公民提出了类似指控。检察官称，这些人在2008年4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将有关慕尼黑维吾尔族社区的信息传递给中国情报部门。另一名维吾尔人在《卫报》报道时选择匿名，他被要求拍摄维吾尔人在德国庆祝开斋节的照片，并交出任何最近抵达的人的名字。³⁶

由于德国的维吾尔族移民人口众多，德国一直是中国恐吓、情报收集和海外网络攻击的主要攻击目标。德国也是维吾尔族宣传组织的所在地，包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长期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与现在的前主席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有联系，她一直倡导维吾尔地区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回应，北京将该非政府组织称为”恐怖组织”，几十年来对该组织的工作人员实施了跨国镇压行为。³⁷

2009年，一起涉及瑞典维吾尔人的案件表明，中共党国对其在海外建立情报网络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已入籍的瑞典公民巴布尔-马赫苏特 (Barbur Mehsut)被逮捕，罪名是”为外国势力利益非法获取和传播与个人有关的信息”，为此他获得了金钱上的补偿，以及他女儿的签证和妻子的工作。他最终被判处16个月监禁。马赫苏特曾于2009年5月在美国参加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会议。据报道，他将有关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瑞典、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活动、健康和财务状况信息传递给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新闻官员周璐璐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 Sweden) 驻瑞典记者雷达。中国特工指控巴布尔-马赫苏特收集有关阿迪尔-哈基姆(Adil Hakim)的信息，³⁸，他是”关塔那摩22人”中的一名维吾尔人，曾被作为”非敌方战斗人员”关押在关塔那摩湾，当时正在瑞典申请庇护。³⁹马赫苏特先生告诉警方，中国政府担心，如果获得批准，阿迪尔先生的案件将为更多维吾尔人作为寻求庇护者在瑞典定居创造先例。这名维吾尔族间谍曾与哈基姆联系，并将他的案件细节传递给中国当局，他们甚至在他从阿尔巴尼亚抵达时在机场迎接他。

随着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国外维吾尔人的监控升级，欧洲的跨国镇压事件也在增加。维吾尔活动人士、芬兰公民哈尔穆拉特-( Halmurat Harri)说，当局于2018年拘留了他父亲，以回应哈尔穆拉特先生对其母亲2017年被捕的抗议以及他在欧洲的持续活动。他的父母后来都被释放并被软禁。⁴⁰居住在芬兰的其他维吾尔人进一步报告说，他们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和拍照，然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信息来针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⁴¹近年来，法国的维吾尔社区也成为攻击目标并受到威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警察局的警察通过微信给在法国的维吾尔人写信，要求他们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地址、照片、身份证扫描件和配偶的身份证，以及他们的结婚证书（如果他们在法国结婚）。⁴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老家的家人也被用作胁迫的一种方式；仅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法国就发生了四起此类案件。2019年，古尔纳哈（化名）和阿迪力（化名）报告说，中国政府官员与他们联系，寻求有关海外维吾尔人的信息。⁴³一年前，即2018年，另外两名法国维吾尔人Mariem（化名）和Nijat（化名）报告了类似的骚扰事件。⁴⁴

但欧洲的维吾尔人仍然面临着中国持续的跨国镇压运动的长臂。许多人报告说，他们面临着骚扰和恐吓，被胁迫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社交媒体的监视活动。

自2019年以来，总部设在荷兰的活动人士阿布杜热伊姆.尕尼（Abdurehim Gheni）经常成为他认为是中国人的不明身份者监视和恐吓的攻击目标。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抗议活动中被拍照和威胁，并被试图喊话的人抹黑和诋毁。他还面临骚扰，并在电话中收到死亡威胁。Gheni向荷兰警方报告了这一情况，警方为保护他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在他的抗议活动中设立了警力，并在需要时给他提供了直接与警方联系的渠道。⁴⁵居住在比利时的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家人和中国当局令人不安的电话，要求提供有关他们自己和海外维吾尔社区的信息，并在抗议活动中被一辆窗户被遮住的领事车跟踪。⁴⁶比利时安全部门已经努力告知维吾尔人，如果按照当地中国大使馆的说法，需要到大使馆领取文件或包裹，会有危险。然而，比利时政府未能阻止生活在那里的维吾尔人受到骚扰。

挪威2500人的小型维吾尔人社区的恐惧感也在增加。2019年10月，该国至少有30名维吾尔人提醒维吾尔族宣传团体，尽管他们是挪威公民，但他们一直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自动呼叫电话。⁴⁷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驻挪威的活动人士阿布杜外力.阿优普（Abduweli Ayup）指出，自从他2019年从土耳其搬到那里以来，他一直是中国安全部门的直接攻击目标，他说：”在[2020年1月]，我通过Facebook Messenger收到一个电话，警告我停止讨论泄露的Qaraqash(墨玉县)名单。”他继续说，”当年晚些时候，我又收到了一个通过Messenger打来的电话，要求提供我的手机号码，以及有关卑尔根(Bergen)的维吾尔社区的信息，我拒绝提供。”这位活动人士告诉我们，他还收到了死亡威胁。⁴⁸

中国在欧洲的跨国镇压也至少在几个案例中针对市政府和国家政府。德国魏玛市（Weimar）在2017年6月宣布，将其年度人权奖授予被监禁的维吾尔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该市的获奖网页在宣布后多次受到攻击，与该奖项有关的内容被删除。法国也是中国控制关于维吾尔地区人权侵犯言论的一个目标：2019年2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术会议被两个人打断，后来确定他们是身着便衣的中国领事官员。这些官员试图诋毁小组成员，并散播不实宣传，使人们对他们所提出的主张真实性产生怀疑。⁴⁹

居住在德国的维吾尔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志愿者和伊玛目阿不都热依木-艾麦特(Abdujelil Emet)也曾面临中国官员的骚扰。2019年，他在列席联邦议院人权听证会两天后，接到了维吾尔地区他姐姐打来的惊喜电话。出于谨慎的考虑，阿不都热依木先生从未向维吾尔地区的家人提供过他的德国电话号码。当他接听电话时，他姐姐赞扬了共产党和并说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得很好。然后，她分享了他们的哥哥已经去世的消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阿不都热依木听到背景中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多。当他要求知道他们的来源时，一位中国官员接过电话，建议阿不都热依木停止他在德国的活动。这位官员还说，阿不都热依木需要”为他在新疆的家人着想”。这是个隐蔽的威胁。阿不都热依木应该停止他在德国的活动，否则他的家人会受到影响。作为回应，阿不都热依木告诉这位官员，如果他的家人出了什么事，他只会成为维吾尔人人权更有力的倡导者，从而成为中国政府更重要的问题。⁵⁰

2021年6月，《欧洲政治报》(Politico Europe)披露，里斯本市政厅与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共享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的个人信息，作为其”标准操作程序”的一部分。为了举行抗议活动，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必须向市政府登记，并交出他们的个人信息，然后共享这些信息。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当地分部称，自2011年以来，这种做法包括与中国政府共享维吾尔人的信息，然后允许中国政府对那些在里斯本安排抗议活动人士的家人进行追捕。在一个长期以难民天堂自居的国家，这一消息使这种保护的实质受到了质疑。此外，它破坏了这些维吾尔人作为葡萄牙和欧盟难民和公民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以及免受恐吓和骚扰的权利。⁵¹

亚太地区

像其他许多自由民主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是维吾尔人寻求逃离中国政府及其骚扰和恐吓活动的目的地。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的安全庇护所正受到威胁。我们的数据集包括18个被点名的确认案例，以及60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盯上的案例上限估计。同样，日本也只为生活在其境内的维吾尔人提供了有限的安全保障，其中一些人面临着中国的持续骚扰。我们的数据集包含4个这样的命名案例和21个案例的上限估计。

澳大利亚目前估计有3000名维吾尔人。十多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对中国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对维吾尔人的监控表示关注。2006年，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表示：”中国当局很可能试图监视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团体，并获取有关其成员和支持者的信息[…]。在追求信息的过程中，中国当局不一定会排除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消息来源。”⁵²澳大利亚的一些维吾尔人向议会委员会讲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恐吓和骚扰，其中许多人提到了安全问题。⁵³社区成员报告了各种形式的压力，如有政府官员在场的家庭微信电话，以及家庭成员敦促他们不要成为政治活跃分子的电话。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也报告说，他们被要求交出自己的信息。一些人为了保护家乡的家人而服从，但在提供了初步信息后，他们被要求提供更多信息。⁵⁴

一位名叫陈永林的澳大利亚中国大使馆叛逃者在2005年声称，中国大使馆在澳大利亚培养了1000名线人和特工。这种压力仍在例行公事地实施。

中国国家安全官员于2017年9月首次与达乌德（化名）联系，要求他回国或解释为什么他还没有回国。达乌德向他们发送了在澳大利亚的工作证明，他与家人定居在澳大利亚，但国家安全官员发回电子邮件要求更多信息：他们想要他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照片，包括他的家人和他们的护照照片。⁵⁵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和翻译艾尔达娜-阿巴斯（Eldana Abbas）报告说，她接到了来自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电话，并在活动期间被个人和团体拍照。⁵⁶一位名叫陈永林的澳大利亚中国大使馆叛逃者在2005年声称，中国大使馆在澳大利亚培养了1000名线人和特工。⁵⁷这种压力仍在例行公事地实施。

图片7。该图显示了中国政府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进行的第一阶段跨国镇压的方法。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在新西兰的维吾尔人也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北京的监控。夏乌东阿布力乌普尔（Shawdun Abul-Gopur）于2010年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离开家人前往新西兰。⁵⁸当年晚些时候，中国政府要求他回国，后来电话没再打来，但只是短暂的。五年后，即2016年，他母亲给他打电话，向他逼问有关他在新西兰生活的信息。Shawdun先生拒绝向她提供任何信息。随后，他开始接到中国大使馆代表的电话，他们威胁他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并要求他来大使馆领取一个包裹。”我们可以找到你。我们在新西兰，”打电话的人提醒他说。⁵⁹由于后来一直联系不上他的家人，他认为他78岁的母亲和三个兄弟被拘留了。此后他们被释放，但自2016年以来，他一直无法与他们联系。⁶⁰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2017年维吾尔地区开始大规模拘禁运动的同时，亚太地区针对维吾尔人的事件也急剧上升。2018年，哈尔马特-如孜(Halmat Rozi)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家人因出国去日本看望他而被拘留。哈尔马特先生到日本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那里，他联系了家人，家人告诉他不要再联系了。这位47岁的维吾尔人开始参加宣传他和其他人家庭遭受压迫的示威活动，并加入了当地的日本维吾尔协会。⁶¹2020年5月，哈尔马特接到他哥哥和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抗议活动的细节，哈尔马特是否与热比娅-卡德尔有联系，以及哈尔马特是否能提供有关日本维吾尔协会的信息。⁶²他的兄弟鼓励他合作。几周后，他又接到国家安全部门成员的电话，再次要求提供有关日本抗议活动的信息。这一次，哈尔马特联系了一家当地电视台，该电视台决定报道他的故事。⁶³为了切断国家安全部门代表的联系，哈尔马特删除了他们用来给他打电话的应用程序，这也切断了他与家人的所有联系——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现实。⁶⁴哈尔马特的故事在提高人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侵犯行为和中国政府长期骚扰的认识和政治透明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哈尔马特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另一位要求匿名以保护其身份的日本维吾尔人透露了中国安全部门从线人那里获取信息的一些方法。2019年5月，尤苏普（化名）开始收到一名男子的微信信息，该男子自称认识他在新疆的一个亲戚，并声称正在寻找关于日本留学项目的建议。然而，在几周内，该男子透露自己是新疆公安局的一名特工。他写道：”如果你能向我提供有关维吾尔活动人士的信息，我可以帮助[你的亲戚]”。尤苏普被要求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维吾尔人年度集会，并提供埃尔金-西迪克(Erkin Sidick)的照片，他是美国宇航局的维吾尔工程师和国际活动人士，计划参加这次活动。当尤苏普拒绝时，特工改变了说话的语气，他说：”你的家人会受到伤害。记住，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帮助你和你的家人。”⁶⁵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尤苏普和他的妻子承受了巨大压力。”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家人受苦，但我们也不想背叛我们的人民。”我的妻子为这一切指责我，说我把我们家庭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沉重。”在整个2020年，特工要求尤苏普抄写日本社交媒体上有关东京维吾尔人活动的帖子。在最初满足了特工的要求后，尤苏普试图拒绝这项工作。但是，特工仍然指示他辞去工作，并说他将因其对”国家安全”的服务而获得月薪。当尤苏普拒绝接受他的转述付款时，该官员坚持要他的家人代为支付。尤苏普再次拒绝，但后来他在微信上收到了一条信息，说他的家人收到了中国安全官员的付款。”记住，我是你的朋友。我在保护你的家人。”此后，该特工开始发送越来越多关于日本专业人士的敏感信息，他们希望他能监控这些人。大多数工作涉及翻译这些人的博客文章，并关注他们参与抗议活动以及谁在赞助他们的活动。列入名单的专业人士还包括一名日本人。在中国开始监控这位日本公民后，尤苏普通知了日本情报界，担心他被胁迫犯下刑事罪行。作为回应，尤苏普的一位亲戚发来了谴责他的信息，尤苏普认为这是由安全部门用武力获得的。⁶⁶最后，在与情报人员接触了两年多之后，尤苏普于2021年2月关闭了他的微信账户，做出了不再与自己的家人联系的痛苦决定。⁶⁷

日本是约3000名流亡维吾尔人的故乡，尚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或保护生活在其境内的维吾尔人，即使日本舆论转向反对中国。然而，Halmat要求日本采取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政治和立法行动的要求已被重视：截至2021年初，日本政府开始讨论采取类似于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措施。⁶⁸

过去，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抗议维吾尔活动人士和盟友举办的活动以及骚扰散居社区的维吾尔人，来阻挠亚太地区的维吾尔活动。澳大利亚犹太人协会是澳大利亚维吾尔人权利和自由的坚定倡导者，该协会于2020年12月2日与澳大利亚维吾尔人Tangritagh妇女协会主席热米拉.察尼舍夫（Ramila Chanisheff）举办了一次活动。在活动期间，不明身份的黑客进入活动现场，在屏幕上传播”淫秽、辱骂性的信息”，致力于诋毁察尼舍夫和她的声明。⁶⁹

2018年3月，数千名维吾尔人在堪培拉举行了反对中国政府歧视的抗议活动；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由维吾尔人领导的示威活动。这次集会与世界各地的其他集会同时举行，包括在悉尼、阿德莱德、纽约和伊斯坦布尔。⁷⁰抗议活动结束后数小时，散居社区的维吾尔人，包括在澳大利亚出生的青少年，开始收到骚扰电话、视频聊天和信息。⁷¹尽管中国政府被指试图恐吓他们保持沉默，但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仍继续进行抗议活动。阿德莱德的维吾尔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维吾尔社区之一，约有170个家庭，他们对在其附近建造一个新的中国领事馆表示担忧。虽然中国领事馆在阿德莱德一直都有存在，但这个新建筑——被当地社区认为是一个潜在的监视前哨——表明中国领事馆的存在更加长期和实质性。该领事馆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五个领事馆，也是在澳大利亚的第四大领事馆。

阿德莱德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指出，他们已经收到了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的几个电话，并对离他们这么近的地方增加一个前哨表示担忧。因此，维吾尔人、藏族人和其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威胁的群体在阿德莱德领事馆外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⁷²维吾尔族澳大利亚公民祖尔菲亚-阿卜杜拉(Zulfiya Abdulla)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阿德莱德社区的许多成员都收到了维吾尔地区亲属的电话，让他们停止抗议活动，暗示他们受到了监视。”邻居们告诉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家人说’不要再去[阿德莱德]的清真寺了’，这表明我们在这里被监视着。”她说，她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而对自己感到担心，而是担心她的家人。”我的女儿正在竞选议会席位，我担心她会成为骚扰的目标，”她说，这说明中国的跨国镇压对政治活动可能造成的寒蝉效应。⁷³

新西兰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一样，除了谴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外，尚未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来保护生活在其境内的维吾尔人。⁷⁴该国的移民制度也使维吾尔人处于弱势。与美国的制度类似，新西兰的庇护制度以三年的难民配额为周期运作。潜在的受庇护者必须被国际上承认为难民，并且”由联合国难民署推荐给新西兰[政府]”。此外，这些难民被审查的依据是：”[新西兰移民局]政策、可信度、定居、安全、移民风险和健康”。经过五周的”接待计划”，这些难民成为新西兰的永久居民。⁷⁵其他人可以在新西兰申请庇护——截至发稿时，这个过程需要6个月。新西兰的这一移民程序使一些居住在该国的维吾尔人在他们的庇护申请得到处理之前持临时签证——这是一种法律上的空白状态，他们无法获得长期就业或政府文件。⁷⁶

北美洲

2021年1月19日，美国宣布维吾尔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种族灭绝。加拿大也很快跟进，于2021年2月22日宣布。这些声明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更大关注，并激发了紧随其后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进一步行动呼吁，包括荷兰（2021年3月1日宣布）和英国（2021年4月22日宣布）等。然而，生活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维吾尔人仍然不得不每天面对中国政府试图跨越主权边界控制和压制他们。我们的数据集包含64个有名字的案例和130个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时经历过中国跨国镇压的个人案例的上限估计。

图片8。该图显示了中国政府对生活在加拿大土地上的维吾尔人进行的第一阶段跨国镇压的方法。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根据2018年提交给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国政府对流亡社区的恐吓和骚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恐吓似乎在起作用，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停止了在加拿大领土上的活动——这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关注。⁷⁷迪丽努尔.艾尼瓦尔（Dilnur Enwer）于2019年1月抵达加拿大并申请庇护。她是蒙特利尔的居民，她报告说，自她抵达后多次接到身份不明的人和中国大使馆的电话，要求她去中国大使馆领取一份”重要文件”。在她与维吾尔地区的家人失去联系之前，她的一位亲戚警告她说，她会被大使馆抓住并被送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⁷⁸

图片9。这张图显示了中国政府对生活在美国本土的维吾尔人进行的第一阶段跨国镇压的方法。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维吾尔族美国人社区主要集中在华盛顿特区的北弗吉尼亚郊区，总人数约为1万人。许多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人说，他们每天都在遭受骚扰和恐吓，包括收到短信、包括微信在内的聊天软件、语音信箱、电话、电子邮件或第三方信息的威胁。⁷⁹据报道，在一些互动中，中国官员要求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提供护照信息和其他细节以及关于未来抗议和组织活动的信息。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维吾尔人社区成员在参加美国的抗议活动时，经常戴着口罩和太阳镜，以掩盖他们的脸，并向拍照的人隐藏身份。⁸⁰

美国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也面临压力。2018年，古丽茹依.阿斯卡尔（Gulruy Asqar）开始收到来自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电话。这些电话的开头是一条录音信息，内容是她需要向领事馆提交一份重要文件。然后一个中国人接听并询问她的详细信息。Asqar每次都拒绝，直到最后，她告诉大使馆工作人员，她是美国公民，”不关心他们的文件”。这些电话便停止了。之后，来自一家中国邮件递送公司的电话开始骚扰她了——她怀疑，这是另一次试图收集她的个人信息。⁸¹

生活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维吾尔人仍然不得不每天面对中国政府试图跨越主权边界控制和压制他们。

中国国家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利用维吾尔地区的家庭成员作为代理人，向维吾尔社区施压。维吾尔美国协会主席库扎特-阿勒泰(Kuzzat Altay)于2018年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市(Fairfax, Virginia)为流亡维吾尔社区建立了一个创业网络。⁸²然而，25名成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接到维吾尔地区家人催促他们离开该团体的电话后离开了该创业网络。⁸³有时，镇压是针对政治活动而发生的。2018年9月，鲁山-阿巴斯(Rushan Abbas)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囊团活动中谈到了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问题。几天后，她的妹妹古尔善(Gulshan)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拘留。鲁山认为这是一种报复行为，旨在让她保持沉默。⁸⁴她后来成立了维吾尔人运动，这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的宣传组织，她目前担任执行主任。

由于Covid-19的大流行，许多关于维吾尔人危机的活动不得不转为网络形式。其中一些活动被不明身份的人”放大轰炸”，他们通过试图诋毁发言者，甚至阻止他们进一步发言来扰乱活动。2020年11月，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的学生与活动人士热依汗.阿萨特（Rayhan Asat）和几位学者一起组织了一次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受压迫的活动。Asat女士告诉我们，大学办公室在活动前收到了来自中国学生学者协会成员的威胁性模板邮件。在活动进行中，一些参与者选择了习近平和其他著名中共领导人的照片来代替他们的现场视频。一位参与者在一位发言人发言时播放国歌。Asat女士报告说，参与者在她的演讲中劫持了她的屏幕共享，并在她的幻灯片和她被囚禁的弟弟埃克帕-阿萨特(Ekpar Asat)的图片上写下了粗鲁的骚扰性词语。⁸⁵“Asat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我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我们需要大学站在我们这边。”这些校园是我们仅存的一些平台，而中国正在尽其所能关闭它们。”⁸⁶

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也报告了中国政府试图胁迫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015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吾尔人对《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说，中国安全部门用各种威胁手段胁迫他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并在他回新疆时向中国政府报告。另一位维吾尔族加拿大人库塔佩（化名）在维吾尔地区的一个火车站被两名国家安全人员找到，然后他们试图招募他。他没有答应他们，库塔佩被要求在48小时内离开中国。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贝克里（化名）和尤苏普（化名）告诉加拿大媒体，他们必须确保自己有正确的文件资料才能离开中国。在他们离开之前，中国警方提出向他们发放必要的护照——这对维吾尔人来说很罕见，但前提是他们愿意在国外从事间谍活动。贝克里找到了另一种方法来获得护照；尤苏普设法说服自己暂时不从事间谍活动，但被安全部门警告了。”我们很有耐心”。⁸⁷

针对全球维吾尔人的脸书（Facebook）网络钓鱼计划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公民。脸书加拿大分公司计划通知加拿大境内”不到20名”被攻击的人。脸书表示，该行动使用了各种技术来接触他们的目标人群。该公司说，黑客建立了脸书账户，冒充”记者、学生、人权倡导者或维吾尔族社区成员，与他们的攻击目标人群建立信任，诱使他们点击恶意链接”。脸书说，他们还建立了看起来像流行的维吾尔或土耳其新闻网站的恶意网站，并发起”灌水攻击”，以感染合法网站的访问者。脸书补充说，黑客还建立了假的第三方商店，其中有维吾尔人主题的应用程序，包含恶意软件。这些商店包括键盘应用、祈祷应用和字典应用等应用程序。

维吾尔人权利倡导项目执行主任穆罕默德-土赫提(Mehmet Tohti)说，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针对加拿大2000人的维吾尔族社区。加拿大议会成员正在呼吁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实施保护加拿大人上网的法律。⁸⁸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在给立法者的一封信中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国家试图通过各种国家实体和非国家代理机构威胁和恐吓世界各地的个人，包括加拿大”。⁸⁹

2019年《维吾尔法案》和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试图制裁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种族灭绝负责的中共官员，并保护美国维吾尔人免受中国当局的恐吓和骚扰。⁹⁰虽然对前者很有效——美国财政部通过这些法案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共官员进行了几轮制裁，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法案是否有助于保护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社区免受中国政府的恶性影响。⁹¹2020年《维吾尔人权法案》要求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向国会报告他们为保护美国的维吾尔社区所做的努力。2021年8月，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跨国镇压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非机密反间谍公报，指出中国政府有意”压制异议，发布指令，收集信息，迫使遵守”，并提到在美国的维吾尔人面临来自海外骚扰和胁迫的具体案例。⁹²虽然美国政府和应对机构已经寻求对公众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并为个人和团体报告事件创造了渠道，但在弥合这些资源和弱势社区之间的差距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⁹³面对中国的骚扰，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差距。

VII. 欢迎来到机器时代：维吾尔地区及其它地区的数字独裁主义

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宣布他的雄心壮志，即在2030年前实现人工智能的霸主地位。在这场被国际媒体称为”新太空竞赛”的竞争中，中国试图与领先的研究国家竞争，并将自己变成一个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⁹⁴中国共产党已经与私营公司和初创企业建立了一些伙伴关系，以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包括从美国招募顶级计算机科学家。⁹⁵正如《大西洋》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目标也可能有助于增强中国安全部门的能力，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来武装他们，以预测异议和反击任何可能发生的抗议活动。这项技术与中国大陆各地已有的数以亿计的摄像头相结合，有可能使国家能够识别一个人，并将该信息与警方数据库中的数据配对，这些数据库包含生物识别信息、旅行记录、购物、通话记录、家庭、朋友和同事等。旨在评估人们及其忠诚度和寻找威胁的计算机算法最终将能够进行”风险”评估，为人们分配相应的地位，并在必要时，在犯罪之前将人们逮捕。⁹⁶这种对中国人口进行”预测性警务”的行为对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突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方法正是在那里开创的。

自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使用的三种类型的面部识别软件和人工智能算法声称可以识别”维吾尔”编码的身体特征。中国公司Yitu、Megvii、Sensetime和Cloud Walk一直在努力改进其算法，以识别维吾尔人特征；2018年，科技巨头海康威视在其网站上指出，其面部识别相机可以识别性别，以及目标是否为维吾尔人。⁹⁷与此同时，中国公司iFlytek吹嘘说，它已经利用其能够”阅读”维吾尔语的语音识别技术，帮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破案”。这家公司还在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一个语音和语言模式数据库。⁹⁸这些公司中的一些公司，以及科技巨头华为，由于在维吾尔地区实施监控国家中的作用，已经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⁹⁹

至关重要的是，用于建立这种监控状态的许多新兴技术都是由西方公司出售给中国的，尽管西方政府经常试图遏制这些销售。

英国广播公司（BBC）2021年的一篇文章称，旨在读取情绪的面部识别技术也在维吾尔地区的拘留中心进行了测试。这些摄像头旨在读取”消极”或”焦虑”的情绪，以”预判”对象。¹⁰⁰这种对情绪的解读，也被称为”自动情感识别”，在大多数情况下远远不够准确。然而，它依赖于对情绪的分类，而没有考虑影响面部表情和情绪表达的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2001年9月11日事件发生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一个项目依靠类似的技术来发现”可能实施恐怖主义”的人，但没有任何结果。¹⁰¹这种基于伪科学的技术成为以任意理由迫害维吾尔人的又一个数据点。这些公司正越来越多地沿着数字丝绸之路实施国际智能城市计划，包括在中亚和巴基斯坦——对维吾尔人进行跨国镇压的重要枢纽。¹⁰²

至关重要的是，用于建立这种监控状态的许多新兴技术都是由西方公司出售给中国的，尽管西方政府经常试图遏制这些销售。根据2021年6月《纽约时报》的报道，两家美国公司Promega和Thermo Fisher继续向中国公司出售DNA设备，然后将技术转卖给维吾尔地区的警察。虽然在中国，对某些群体进行DNA收集是符合标准的（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对农民工等），但在维吾尔地区，这种数据收集的影响更深远，几乎延伸到所有人口。¹⁰³

这些技术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PSB）能够收集和测序数以千计的独特血样和DNA样本，这些样本是由当地警察在维吾尔地区的站点收集的，在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项目中，居民被传唤去做”体检”。¹⁰⁴这些信息与包括身高、体重、指纹、脸部和声音记录在内的细节一起被收集到数据库中，用于监视、跟踪和模拟维族人的行为。据记者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该项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收集了超过3600万人的数据。¹⁰⁵这个案件只是一系列案件中最新的一个，它揭示了中国如何利用西方技术来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

同样的技术也被用来对付海外的维吾尔人。2018年，居住在迪拜的维吾尔人艾哈迈德-塔利普(Ahmad Talip)指出，他在被任意监禁期间被迫提供血液样本。¹⁰⁶塔利普的说法符合中国情报部门收集海外维吾尔人数据的大模式。这种新的”身份证系统”与维吾尔地区的系统一样，要求提供对象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的DNA，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监控海外的维吾尔人社区。

党的干部明确要求居住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维吾尔人提供信息，以便向这个数据集提供数据。2018年，巴尔娜（化名）收到了她母亲发来的信息，要求她把自己车上的车牌图片以及银行卡号、身份证照片和电话号码发过来，据说这样可以把他们加入到中国国家身份证新系统背后的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和这些身份证是为了包括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巴尔纳选择谎称自己在美国没有卡或银行账户，否认自己有这两样东西，但出于对母亲安全的担忧，她给母亲发了一张有照片的身份证图片——她从其母亲信息的语气中明白，中国官员胁迫了她的母亲。¹⁰⁷

骄兰.史尔麦买提（Jevlan Shirmemmet）¹⁰⁸ ，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土耳其学习，给BBC提供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关于他的家人在维吾尔地区被捕的帖子几周后接到的电话录音。打电话的人说他来自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让Jevlan “写下你离开新疆后接触过的所有人”，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描述你的活动”，以便”大陆可能重新考虑你的家人的情况。”另一位以前住在土耳其但现在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穆斯塔法-阿克苏(Mustafa Aksu)向BBC展示了一位已经成为警察的老同学的信息，并试图向穆斯塔法先生施压，让他提供有关维吾尔活动人士在土耳其活动的信息。¹⁰⁹

自2017年以来，这种政府镇压的国际化进程急剧加快，主要是由于算法监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警察局将数据输入一个强大的数据库，称为综合联合作业系统（IJOP）。¹¹⁰IJOP将维吾尔人归类为与26个黑名单国家的人有任何接触的可疑人员，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的原因。¹¹¹去过这26个国家的人，有家人住在那里，或以其他方式与这些国家的人联系的人都被审问、拘留或监禁。中国先进监控系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全球范围内的情报收集和骚扰都在增加。

新的信息库进一步表明，自由民主国家正在引起安全机构的注意。2021年3月，上海公安局（PSB），一个区域性的警察局，被黑客攻击，110万条监控记录被泄露。这批文件披露的信息之一是一个代号为”维吾尔恐怖分子”的未受保护的数据库，它是全世界安全机构都可以访问的开源数据库的一部分。这个平台的存在只是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国际运动巨大范围的一个小小缩影。该数据库包含数以千计的维吾尔族”恐怖嫌疑人”的记录，他们被公安局拘留、审讯和/或监控。纳入这些”恐怖嫌疑人”似乎是基于深远的主张，因为数据库中被标记为要当面审查的400多人是未成年人，其中一些人只有5岁。¹¹²该数据库还包括5000多名外国人的信息——他们仅仅因为到过上海而被标记出来，以便进一步监测。至少有三名维吾尔族澳大利亚人在名单上，包括两名公民——努尔古丽-萨乌特(Nurgul Sawut)和迈迈塔吉-卡西姆(Maimaitaji Kasimu)¹¹³ ，以及一名匿名的永久居民，据说他的母亲在他参加抗议活动后受到了拘留威胁。澳大利亚的几位维吾尔社区领导人也被列入”恐怖分子”的黑名单。¹¹⁴上海名单进一步证明他们是中国政府的攻击目标。

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恐吓、骚扰和控制维吾尔人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与中国在维吾尔地区的活动以及遣返或逮捕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的行动相关。特别是，中国政府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网络攻击上，这是一种第一阶段的跨国镇压，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有2,774个案例，还有恐吓，包括电话、直接威胁和监视，有526个案例。此外，中国政府主要将第一阶段的镇压工作集中于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维吾尔人身上，在欧洲有3040例记录，在亚太地区有81例，在北美还有130例。

VIII. 网络空间：跨国镇压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现代通信技术迅速扩大了中国安全部门的覆盖范围，创造了获取海外维吾尔人信息的新方法和策略，并扩大了众包恐吓的机会。中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使用僵尸网络和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使得维吾尔人要说出他们所遭受的镇压和压迫需要面临更大风险。由于计算机工程师保护其基础设施所需的成本很高，这些持续的攻击也削弱了组织的运作能力，使恶意执行者能够有效地”挤出”公民社会。

中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使用僵尸网络和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使得维吾尔人要说出他们所遭受的镇压和压迫需要面临更大风险。

近几个月来，中国不断提升的网络能力获得了西方知名官员和政治评论家的关注。2021年3月，微软指责中国开始了一场 “自由竞争”，众多黑客利用微软的Exchange电子邮件程序闯入世界各地的组织。¹¹⁵2021年7月，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国家安全部（MSS）及其附属黑客攻击并破坏了全球10多万台微软Exchange服务器。¹¹⁶分析家们还将过去十年中的几个高调间谍软件活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起来。¹¹⁷中国的黑客生态系统在更广的范围内似乎正在扩大，超出了国家执行者的范围，包括代表中国政府黑客的私人雇佣执行者和民族主义个人。¹¹⁸

根据《2018年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中国的地下网络犯罪价值超过150亿美元，几乎是其信息安全产业规模的两倍。同一中文资料还显示，中国的网络犯罪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估计有40万人从事地下网络犯罪工作。¹¹⁹这些网络犯罪网络往往为国家权力提供支持。例如，网络安全公司FireEye报告说，自2012年以来，中国一群国家支持的黑客为中国政府在14个不同国家开展间谍活动的同时，还为个人谋利。该公司在2019年的报告中称，黑客组织APT41与安全公司追踪的其他中国组织不同，它使用通常用于间谍活动的非公开恶意软件，通过攻击视频游戏开发商获利。¹²⁰

此类网络还针对人权团体和记者。中国的间谍软件活动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边界，扩展到全球的智囊团、政府机构、人权团体和律师事务所。¹²¹中国政府对黑客活动的否认往往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他们所针对的许多组织缺乏复杂的网络安全，而且个人黑客出于爱国主义或简单的恶作剧，可以不需要国家的鼓励而采取行动。此外，归属问题仍然是网络安全领域一个挥之不去的挑战，因为执行者可以掩盖其身份、来源和代码，以逃避或误导归属问题。¹²²维吾尔倡导团体仍然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经常遭受DDoS攻击和网络钓鱼计划。下表概述了针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攻击和骚扰。

年	描述
2011	从2011年6月28日开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破坏了2009年乌鲁木齐动乱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创建了一个替代的WordPress网站，以确保其活动能够继续进行，但在该网站也面临DDoS攻击后不得不关闭。这些DDoS攻击迫使世界大会的网站完全关闭，直到7月11日，即周年纪念日之后近一周。除了对网站的攻击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官员还被垃圾邮件和不明号码的来电所淹没，以破坏通信。¹²³
2012	在2012年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其网站被病毒破坏的10个组织之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服务器还”被迫分发针对相关组织活动人士的虚假电子邮件”。¹²⁴
2013	在一场持续了至少四年（2009-2013年）的网络钓鱼活动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员工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被泄露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其他看起来很熟悉地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信息还利用了熟悉的主题、语言和话题，以方便将恶意软件下载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设备上。¹²⁵
2013	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维吾尔人，包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联系人，在收到一封从一名高级西藏活动人士的黑客账户发出的电子邮件后，成为了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的受害者，该活动旨在将恶意软件安装到安卓系统上。这封关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会议细节的电子邮件被发送到收件人的整个联系人列表中，并附有一个包含恶意软件的文件，该恶意软件将从受感染的设备中窃取并输出信息到外部指挥和控制。卡巴斯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追踪到出口是位于北京的一个C2服务器。¹²⁶
2019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脸书（Facebook）页面遭到了“帝吧”中央军的攻击，这个中国民族主义组织过去曾攻击过其他页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页面被数以千计的图片轰炸，这些图片上有“帝吧”中央军的标志，内容是新疆的田园生活和谴责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的帖子。¹²⁷

表3：2011年至2019年期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遭受网络攻击情况表。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自2016年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网络开发人员穆赫梅德利-尼亚兹（Muhemmedeli Niyaz）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保障该组织网站安全方面的工作。他指出：

主要的攻击是DDoS，这些攻击通常在我们举办重要活动或发布报告时发生。在那些日子里，网站打不开，我们需要昼夜不停地工作，以保持网站在线。在最近几年，我们的维吾尔语YouTube频道被黑客攻击，内容遭到删除，我们组织的推特账户也被黑客攻击。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面临着使用通过不良链接和附件发送的恶意软件的网络钓鱼攻击。尼亚兹指出，”这些活动给预算有限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¹²⁸

2012年和2013年，卡巴斯基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针对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攻击，发现维吾尔Mac OS X用户容易受到恶意软件的攻击。一旦安装，该恶意软件利用了Mac OS X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后门，使外部指挥和控制中心能够控制该设备。分析师们成功解码了C2位置，他们指出该位置是中国兰州。¹²⁹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他们的报告中，这种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正在加剧。¹³⁰

两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志愿者报告说，在四年内收到了1493封可疑的电子邮件。其中1116封包含恶意软件附件。在2014年Usenix Symposium报告”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看目标攻击”中分析了这些电子邮件，发现它们是通过使用熟悉的名字（包括被破坏的电子邮件账户）、信息、主题、语言（通常是收件人的母语）和语气来诱使特定个人安装恶意软件的社会工程。此外，据报道，84%的电子邮件是由冒充的发件人发送的。综合来看，这一电子邮件活动表明，针对维吾尔活动人士的黑客专注于社会工程信息，以确保收到这些信息，从而使不知情的收件人打开并下载恶意附件，将恶意软件安装到他们的电脑上。¹³¹

维吾尔活动人士、人权组织的雇员以及其他许多对维吾尔地区种族灭绝事件发表意见的人，都成为中国政府账户、中国机器人和中国虚假信息的目标，在撰写本报告时，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升级。

位于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2014年的报告”Communities @ Risk”将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描述为持续的、适应性强的、技术上不成熟的，但具有高水平的社会工程。这些网络钓鱼计划和恶意软件包的质量很低。不过，攻击者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来掩盖其性质：黑客经常将软件包嵌入电子邮件中，使其看起来像是来自已知的联系人，甚至是来自组织内部。一旦下载，恶意软件将允许第三方读取点击内容，下载文件，并打开任何受感染设备的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报告进一步强调，民间社会组织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攻击，因为他们比政府或商业部门的执行者拥有更少的资源来保护自己。正如报告所指出的，这些行为将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所谓的”安全避难所”。¹³²像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仍然容易受到中国间谍活动的影响。

IX. 僵尸网络和统一行动的社交媒体运动

维吾尔活动人士、人权组织的雇员以及其他许多对维吾尔地区种族灭绝事件发表意见的人，都成为中国政府账户、中国机器人和中国虚假信息的目标，在撰写本报告时，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升级。¹³³这场运动在Twitter、YouTube、Facebook和TikTok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展开，旨在转移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注意力，而将国际注意力转向积极的叙述和彻底的虚假信息。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说，关于新疆的社交媒体运动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过去25年中看到的关于一个单一主题的最广泛的全球宣传运动，而且正变得更加 “教条……和咄咄逼人。”¹³⁴ASPI的研究人员分析了这场运动，显示了中国政府和”边缘媒体”的内容是如何在Twitter和Facebook上的数百个账户中被传播、分享和转发数千次，以诋毁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侵犯的统计数据和真实信息，诋毁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并宣称中国政府的主张。由统战部下属的新疆音像出版社资助的几个组织制作了维吾尔人被”再教育”和”改造”回社会的视频，其中包括颂扬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美德片段。¹³⁵

2019年，与中国政府结盟的水军攻击了阿尔斯兰-希达亚特(Arslan Hidayat)经营的“向东突厥斯坦倾诉”(Talk to East Turkestan)Facebook页面。在一个小时内，希达亚特的页面收到了1400多条评论，宣传新疆的洗白图片，并谴责所有维吾尔人是 “恐怖分子”，”与ISIS没有区别”。黑客组织 “帝吧中央军 “被认为是中国”五毛党”水军的一部分。¹³⁶这些水军——许多观察家怀疑他们是各种职位和部门的政府雇员——被中国政府利用来宣传中国的国家叙事和口号；为其他水军、机器人、外交官和民族主义”网民”打气；以及转移对中国政府可能有威胁的故事的注意力。¹³⁷

2021年，路透社披露，中国黑客利用Facebook针对海外维吾尔人。这群黑客使用假账户，在网上渗透到维吾尔族群体中，并与他们建立信任，然后分享嵌入恶意软件的虚假和腐败网站的链接。一旦该团体中的某个人点击了这些链接，这些链接就会将恶意软件下载到这个人的平台上。作为一个名为”邪恶之眼”组织的一部分，这些黑客还专门为维吾尔人受众开发了网站，旨在看起来像与之相连的恶意软件的Android应用程序。来自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叙利亚的近500名维吾尔人成为这次活动的攻击目标。作为回应，Facebook将这群黑客从网站上删除，并封锁了所有被破坏的假域名。¹³⁸然而，脸书继续允许中国在其平台上发布否认维吾尔地区种族灭绝的广告。¹³⁹

脸书似乎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在其平台上针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有所了解。2021年10月，脸书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在向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政府经常将脸书作为中国政府监视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的工具。她指出，Facebook知道这种情况和其他间谍活动，但反间谍团队一直以来都是人员不足。¹⁴⁰

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是一个脆弱的群体，他们的成员试图在海外建立新生活时，依靠科技来保持与家乡的联系，这使他们容易受到中国当局的恐吓、骚扰和胁迫。

与脸书相比，推特试图回击中国利用其平台作为骚扰工具的行为。推特将一些账户列为外国国家执行者，并永久禁止它们进入网站：2020年，该公司取消了23,750个产生转发内容的核心账户平台，以及另外15万个由机器人和水军经营的账户。¹⁴¹

本节所述的近乎持续的骚扰、恐吓和胁迫，对维吾尔人个人以及散居社区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然而，我们收集的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施加的这种压力激发了人们的反应。在我们调查的维吾尔人中，有34.4%的人在面对中国政府的胁迫和骚扰后开始发声，这是我们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这表明，中国的跨国镇压促使一些维吾尔人走向政治活动，而不是胁迫他们保持沉默。

图片10。按政治活动划分的完整条目（2002-2021）。这张图代表了数据集中记录的186个 “完整条目 “事件的政治活动。有关事件的更多详细信息使我们能够确定维吾尔人何时以及如何决定成为政治活跃分子（包括向媒体发言）。资料来源：Oxus中亚事务协会。

X. 总结

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是一个脆弱的群体，他们的成员试图在海外建立新生活时，依靠科技来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可悲的是，他们与家乡保持联系的愿望使他们容易受到中国当局的恐吓、骚扰和胁迫。我们的数据集记录了5530个第1阶段的跨国镇压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中国政府利用恐吓和骚扰来针对、监控和压制海外维吾尔人。这些行为是中国监视和审查制度在维吾尔地区边界的延伸。此外，它们直接侵犯了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的权利，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和集会权——自由民主宪法中规定的价值，本应由所有人共享。

我们在本报告中概述的监视、数据收集、骚扰和恐吓制度可以——而且常常——产生恐惧。从一开始，互联网就打算成为一个自由和交流的地方；但它也成为了独裁国家的工具。互联网使这些国家能够扩大其影响力，监视其主权边界内外的执行者，并进行在线骚扰。事实上，随着抗议者和组织者将他们的行动转移到网上，他们所要反对的政府也是如此。这种转变导致了自我审查、对个人的直接审查，以及对那些受跨国镇压影响的个人造成了巨大的情感损伤。受到秘密数据收集和监视的个人自由受到威胁，互联网作为言论自由空间的整体能力也受到威胁。随着世界各地的专制者和不自由政权的领导人相互学习，并获得技术来监视个人，控制他们获取信息，操纵他们表达自己的能力，并在对人进行分类和排名的系统中利用个人数据来对付他们，互联网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受限制的空间。

此外，网上骚扰和其他网络威胁也带来了现实的后果，美国等国家的一些维吾尔人因为害怕受到影响而拒绝参加抗议活动。但面临风险的不仅仅是维吾尔人。我们的研究表明，代表维吾尔人发言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受到监视和骚扰，可能会增加自我审查和对公共参与的恐惧。因此，如果政府要抵制21世纪跨国镇压的冲击所带来的民主倒退，就必须采取行动来确保其公民和居民的权利。

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这种跨国镇压正在变得非常普遍。自1997年以来，全世界有427名维吾尔人被驱逐出境或从东道国被引渡回中国；仅2017年以来就有146人被驱逐出境。另有1149名维吾尔人在其东道国被拘留，其中582人的拘留发生在2017年以来。¹⁴²这些数字只代表已知的案件；可能还有更多的案件没有被报告。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说明，需要更好地保护人们免受世界各地的跨国镇压。

XI. 政策建议

根据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我们建议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以下措施，以对抗中国在世界各地使用跨国镇压的行为。

对民间社会和私营公司的建议

难民个案管理人应与维吾尔人在数字安全方面进行合作。案件管理员是难民信任的来源，可以作为隐私方面技术知识和援助的资源。
私营公司的数字平台应监测所有相关语言的威胁，包括维吾尔语、汉语、土耳其语和其他语言；开发工具来识别国家执行者的骚扰；并提供相关语言的安全通信平台。
开发商应实施严格的规则和独立的监督，为间谍软件市场带来透明度和问责制。公司应确保在整个开发链中完全遵守所有法律和法规，销售和出口许可证应以独立的人权审查为条件。政府对监控技术的使用需要经过公开辩论和严格调查，而且必须有国际制裁机制，并在滥用的情况下进行补救。提供监视工具的公司，如果被用来瞄准和监视维吾尔人，从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就应该被点名批评，并通过战略诉讼来打击他们的欺骗行为。

对国家政策的建议

增加难民配额。在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中亚等第三国过境的维吾尔难民有可能被遣送回中国，必须得到保护。
为维吾尔人建立专门的难民安置计划。各国政府应建立安全通道，让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无需经过联合国难民署的处理就能申请重新安置。
加快处理维吾尔人的证件。许多维吾尔人发现自己被困于无国籍状态，没有足够的文件来获得工作或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加快处理维吾尔人的庇护申请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
对实施跨国镇压行为的中国公民实施定向制裁。针对中国对海外维吾尔人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应启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等国际制裁机制。通过触发这些规定，犯下这些罪行的关键团体和安全人员可以被冻结资产和限制旅行。
继续与盟友公开讨论跨国镇压问题。提高对跨国镇压对国家主权和目标个人人权的威胁的认识，对在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等论坛上形成联盟和一致的多边反应至关重要。
继续有选择地禁止向中国出口技术。民主政府以前为确保用于对维吾尔人DNA进行编码、监视维吾尔人以及以其他方式助长在维吾尔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技术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随着更多技术的出现，防止它们被用于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最重要的。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应该改善与难民合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字安全。国际非政府组织受托管理难民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得到保护并保持机密。不幸的是，目前的程序和政策不一定能保证这些保护。
将数字权利纳入国际人权的讨论中。关于难民和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讨论应包括对其数字权利的讨论：免受监视、恐吓和骚扰的自由，以及言论和表达自由。对数字权利的讨论应关注维吾尔人的声音，并包括骚扰、恐吓和胁迫对他们生活造成的损失。
志同道合的国家应共同努力，创造一个统一的民主数字治理愿景。这种愿景与政策语言和目标相配合，将更好地保护弱势人群以及全球社会的数字权利和人类安全。¹⁴³
制定一项关于跨国镇压的国际公约，要求停止一切跨国镇压行为，包括恐吓和骚扰、逮捕和驱逐出境。

作者

娜塔莉-霍尔(Natalie Hall)是阿姆中亚事务协会的研究员，曾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项目协调员。

布拉德利-贾丁(Bradley Jardine)是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和美国问题研究所的全球研究员，也是阿姆中亚事务协会的研究主任。

封面设计者：Yettesu

鸣谢

作者对维吾尔人权负责研究和宣传的高级项目官员爱丽丝﹒安德森（Elise Anderson）博士、维吾尔人权发展、外联和研究官员里斯．汤普森（Reece Thompson）以及维吾尔人权研究主任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对本报告的专业审查和编辑表示感谢。同时还要向所有愿意为本报告分享他们的跨境镇压故事的海外维吾尔人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最后，作者还要感谢伊丽莎-坎贝尔(Eliza Campbell)提供的有关人权和数字安全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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