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边缘：危机中的海外维吾尔人亟需人道救助

1 2 月, 2023

Bradley Jardine、Natalie Hall 和 Louisa Greve 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请阅读我们关于该报告的新闻声明；在此下载完整报告；并在此处查看可打印的一页报告摘要。

I. 执行摘要

中共党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人权暴虐罪恶在全世界的维吾尔流亡社区中造成了二次人道主义危机。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维吾尔地区针对突厥裔的大规模监禁影响了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由于他们的家人，包括主要供养人，都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和身心受到伤害。中国政府在外国政府的帮助下，不遗余力地干涉维吾尔流亡者自我满足其基本人道需求的能力，使他们遭遇骚扰、恐吓、监视、强制失去国籍、家庭分离中，及在陌生的社区和文化环境中身心受到伤害。

虽然许多政府都有跨国侵犯权利的行为，包括先进的民主国家¹，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骚扰和追捕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在海外维吾尔社区。总体而言，中国政府的这些手段在任何地方都造成了伤害、经济混乱和家庭分离。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及其合作伙伴阿姆中亚事务协会（The Oxus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Affairs）在成系列的五份报告中，记录了这种对维吾尔人和世界各地其他突厥裔民族的境外追捕，揭示了自 2017 年以来这场（镇压）运动的规模。²

本报告研究了美国、土耳其和后苏联中亚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流亡群体的人道需求，这些地区仍有大量的维吾尔流亡社区，本报告强调了维吾尔流亡群体为应对中国跨国迫害而采取的自助措施，并指出还有维吾尔流亡社区需要更多帮助。本研究报告结合并借鉴了维吾尔人权项目之前关于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人权暴行在中国境外造成的人道危机的报告，以及大量的维吾尔人被跨国迫害数据库。³

II. 报告要点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和流亡社区，正遭遇一场二次人道危机。生活在维吾尔地区以外的维吾尔人面临着各种挑战，包括强制失去国籍和容易被驱逐回中国、失去生计和生意、无法获得医保和无法上学、失去主要供养者的单亲家庭、无家可归、未成年人无人陪伴、集体创伤、文化创伤，以及持续的骚扰、威胁和网络攻击。
维吾尔流亡民间社会组织（CSO）正努力满足维吾尔流亡社区的需求，为家庭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和支持；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为他们的住房、食品、衣服和医疗提供现金支持；并通过互助计划、文化计划和心理健康计划提供社会支持。
虽然这些组织的救助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由于缺乏提供物质人道援助的资源，他们的影响力和满足流亡社区维吾尔人需求的能力受限。由于羞耻感、文化障碍和有限的医疗服务，维吾尔社区和世代相传的/代际创伤几乎没有得到解决。

III. 建议

学术界：应通过奖学金、研究资金和研究资助的方式来支持维吾尔族学生、学者、作家和艺术家。
文化组织：为维吾尔表演者和作家设立奖学金和补助金。
各国政府：调查并执行国内法律，保护维吾尔公民和寻求庇护者免受中国安全机构的骚扰、威胁、胁迫和报复；公开申明绝不将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驱逐回中国的政策；加快维吾尔政治庇护和难民申请；优先人道主义地接受目前在第三国面临报复或驱逐的无国籍和处于危险的维吾尔难民。
捐助组织，包括政府机构：支持维吾尔人的生计和小企业方案；饥饿和无家可归的救济；保健方案；为寻求记录维吾尔地区持续侵犯人权的维吾尔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资助建立一个安全的、法律上可接受的证据数据库，用于追究在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肇事者的责任；召开闭门会议，让研究人员向其他国家政府展示关于在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的肇事者和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证据。

IV. 简介

在伊斯坦布尔的郊区，有一家孤儿院，收养那些父母被关押在维吾尔地区集中营的儿童。土耳其是新疆当局用来拘留维吾尔人的名单上的26个国家之一，理由是他们与国外潜在的“恐怖主义”实体有联系。在该市位于泽伊丁伯努（Zeytinburnu)和塞法柯伊（Sefakoy）区，我们遇到的许多经营独立维吾尔语书店、餐馆和托儿所的人告诉我们，中国警察曾与他们联系，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误入了激进主义组织，他们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可能会遭受严重后果。

维吾尔人被跨国迫害的对象包括那些支持维吾尔地区人权和民主的人，以及那些为他们仍在国内的家庭和亲人的幸福而呼吁的人。即使是过着平静生活的普通流亡者也成了目标，这表明中国政府跨越国界实施集体惩罚和迫害的范围和力度非同寻常。

维吾尔流亡社区必须应对这种跨国迫害对其日常生活造成的许多挑战。首先，维吾尔难民往往被剥夺了获得有效证件的权利，从而导致了无国籍的状态。因此，许多维吾尔人无法在东道国合法工作，一些维吾尔人无法照顾自己和家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家可归。此外，许多维吾尔族儿童如果没有证件就不能在东道国上学。第二，维吾尔人还必须抵御复杂的数字运动，这些运动旨在监视和骚扰他们，使他们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并损害他们的个人信息和情感福祉。第三，维吾尔家庭被拆散；当配偶或父母被关押在维吾尔地区的集中营时，许多儿童被留在流亡社区，没有证件，没有生计手段，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成年看护人。第四，由于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承受了集体创伤，造成了日常的情绪困扰。最后，由于失去了家庭、祖国，以及知名维吾尔知识分子被大规模围捕，维吾尔人面临着社区、文化和身份的丧失。

本报告首先研究了这些流亡社区的脆弱性和他们面临的挑战。这一部分分为两部分，记录了造成人道主义救助脆弱性的法律和技术因素，以及经济和社会心理需求的类型和范围。然后，本报告研究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筹款倡议为满足这些需求所做的努力，特别是研究了这些努力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维吾尔族流亡群体缺乏法律文件的地方。然后，本报告就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应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流亡群体的人道需求提出了建议。

V. 方法论

本报告提供了2022年8月和9月进行的两组访谈的主要数据。(1) 社区成员访谈[共6次] 提供了目前居住在美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难民和流亡者的人道需求案例研究。 (2) 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关键信息者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简称KIIs）[共12次] 提供了关于现有项目的信息和对未满足人道需求的描述。⁴本报告还借鉴了关于流亡社区个人所承受的精神伤害的调查数据、对网络威胁的看法，以及由维吾尔人权项目与阿姆中亚事务协会合作建立的研究数据库——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迫害数据库。⁵

本报告还参考了英文、中文、维吾尔文、土耳其文、哈萨克文和俄文的二手资料，包括遭遇各种人道主义危机和跨国迫害的维吾尔人的在线访谈和个人陈述，以及传统印刷品、数字、广播、社交媒体和政府文件中的文字。我们利用这些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建立了一个详细的维吾尔族流亡群体和中国境外其他受中共人权暴行影响的突厥裔群体的人道需求概况。

VI. 保护流亡的维吾尔人：当前的挑战

本研究概述了美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四个国家的维吾尔族流亡者和难民以及受种族灭绝影响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人道需求，以更好地了解维吾尔族民间社会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需求。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维吾尔族流亡者和成员受到了极端形式的跨国迫害，这影响了他们的人道需求，包括他们的福祉和生计。

国家	估计的维吾尔族人口
哈萨克斯坦	300,000⁶
吉尔吉斯斯坦	50,000
土耳其	50,000-60,000
美国	10,000-15,000⁷

中共党国政府对人权的全球威胁需要全球联合起来抵抗。对流亡者和流亡群体的持久人道援助取决于各国政府加强其国内保护，以及协调的多边合作，为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即时援助，并积极主动地打击中国政府跨国迫害。

美国

美国政府谴责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反人类罪行，并实施立法和外交措施，要求中国政府对其侵犯人权行为负责。202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规定对侵犯维吾尔人和维吾尔地区其他突厥裔群体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自那时起，美国政府已对33名中国官员和政府机构实施制裁，并禁止50多家中国公司的进口和/或出口。⁸2021年1月，当时的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Pompeo）确定，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正在实施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⁹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上任后不久即确认了其前任的认定。¹⁰2021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种族灭绝，并呼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最近，乔·拜登总统于2021年12月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使之成为法律；该法针对来自维吾尔地区的商品，加强了美国对进口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禁令的执行力度，并于2022年6月生效。¹¹

虽然拜登政府承诺增加难民安置，但在2021年只接受了11400名难民，被接纳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维吾尔人。

然而，尽管维吾尔流亡社区有迫切的需求，但美国并没有制定任何人道援助计划，而且通过美国难民安置计划接纳的维吾尔人很少。此外，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大幅减少了接受难民的数量：2017年，美国接受了85000人；到2020年底，这一数字减少到11800人。虽然拜登政府承诺增加难民安置，但在2021年只接受了11400名难民，被接纳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维吾尔人。¹²

生活在美国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也面临着挑战：许多在美国申请庇护身份的人在法律困境中度过了多年，仍在等待他们庇护案件的结果。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有大量的积压案件，在新冠疫情期间，积压案件只会进一步增加。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主任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博士正在进行的研究（即将出版），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受到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庇护和其他移民程序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拖延。由于这些延误并没有及时地传达给维吾尔人，导致许多维吾尔人不知道他们案件的进展情况。¹³美国维吾尔人协会（UAA）已经帮助了许多寻求庇护者，特别是指导他们通过申请加速面试安排的程序并提供口译和笔译。然而，维吾尔协会的能力是有限的。此外，许多维吾尔人害怕中国政府的报复，选择避免与美国维吾尔协会进行任何接触。¹⁴因此，在庇护和签证问题上，以及在沟通和获得援助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美国政府已采取执法和立法措施，防止美国境内的跨国迫害。例如，2022年初，联邦调查局推出了一个网站，解释跨国迫害以及如何报告案件以便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还在2021年8月发布了一份情报公告，试图把中国政府进行跨国迫害的情况告知维吾尔流亡社区。2021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跨国迫害问责和预防法》（TRAP），该法案旨在对抗专制国家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滥用，并利用美国对该机构的财政支持。¹⁵然而，维吾尔人仍然非常容易受到中国政府在美国跨国迫害的长期影响。一位住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维吾尔人想在他家附近的法院抗议维吾尔人在美国面临的冗长庇护官僚程序，但他对出现在公众面前表示担忧；因为他在开始申请庇护程序后已经收到威胁性的电报信息。¹⁶

虽然有证据表明，从2022年开始，维吾尔人在美国移民系统内有了一些变化，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庇护申请尚未完成。此外，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流亡社区的社会心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相反，他们已经组织起来独立满足这些人道需求。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了一种微妙的方法来平衡保护其公民利益与它与北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至关重要，中国的国有企业向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和石油部门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¹⁷哈萨克斯坦是大型维吾尔族流亡社区的家园，一些哈萨克人违反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法律规定，同时拥有哈萨克和中国国籍。维吾尔地区的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一起被监禁——许多哈萨克民间社会组织都试图提请注意这一事实。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系，哈萨克斯坦在面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时将自己定位为基本中立。这种中立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从维吾尔地区逃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在被送上法庭之前，往往会因擅闯哈萨克斯坦边境而被捕，在法庭上，他们在证词中描述了自己在维吾尔地区的经历。¹⁸哈萨克斯坦的法院给予这些难民临时庇护身份，一般持续一年左右，之后便不得不离开哈萨克斯坦。这些临时庇护者中包括之前被拘留者、活动人士和作家萨伊拉古尔·索伊特巴伊博士（Dr. Sayragul Sauytbay），以及在世界各地为她在集中营的经历作证的图尔苏娜伊·孜亚乌敦（Tursunay Ziawudun）。然而，流亡社区外或更广泛流亡地的其他个人很少向这些难民提供支持或互助——哈萨克斯坦政府几乎没有帮助这些哈萨克人重新安置。

哈萨克斯坦政府对逃离维吾尔地区的哈萨克人的官方立场有两个方面：哈萨克斯坦政府坚决否认在维吾尔地区存在集中营。不过，它还是至少两次成功地通过谈判释放了来自维吾尔地区的哈萨克人。在2019年12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约马尔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表示，哈萨克斯坦不会干涉中国的事务，哈萨克斯坦不会成为全球反华运动的前线/阵地。¹⁹2019年3月，中国政府感谢哈萨克斯坦对其在维吾尔地区“立场”的“支持和理解”，并表示其他国家应以其为榜样。然而，2019年1月，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已成功谈判释放维吾尔地区的2000名哈萨克人。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称，这些哈萨克人，其中许多人拥有双重国籍和/或在哈萨克斯坦有家庭，将被允许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²⁰此前，外交部曾在2018年11月为释放15名哈萨克人进行了谈判。²¹

逃出来的哈萨克人，以及那些家人仍在维吾尔地区的哈萨克人，已经成为集中营中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代言人，为他们仍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朋友、前邻居和同事提供第一手证词。特别是Ata-Jurt Eriktileri组织及其后续组织Ata-Jurt Eriktileri Naghuz收集了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书面和视频证词，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了重要文件。据吉恩·布宁（Gene Bunin）说，如果没有Ata-Jurt Eriktileri组织，就不会有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关于中国政府暴行受害者最全面的数据集。²²目前该组织的成员还试图让人们更直接地关注集中营中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困境。

自2020年初以来，拜博拉特·昆博拉图利（Baibolat Kunbolatuly）几乎每天都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Almaty)领事馆外进行抗议。他曾多次因违反哈萨克斯坦禁止抗议的限制性法律而被哈萨克斯坦警方和安全部门逮捕，但他一直坚持抗议活动，要求获得有关其兄弟的进一步信息。在维吾尔地区，经常有其他人加入昆博拉图利一起寻求有关其家人的信息。²³

在习近平2022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之前，抗议其家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留了。古尔菲娅·卡兹别克（Gulfia Qazybek）、哈丽达·阿克提汗（Khalida Aqytkhan）和高哈尔·库尔马纳列娃（Gauhar Qurmanalieva）被一辆往返于阿拉木图和希姆肯特（Shymkent）的巴士带离，并被告知，如果他们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阿斯塔纳进行抗议，他们将面临15天监禁，而且中国政府将对他们在新疆的亲属施加压力。²⁴

哈萨克斯坦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海外社区，超过3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主要分布在扎尔肯特（Zharkent）和阿拉木图之间的阿拉木图州。²⁵维吾尔人在哈萨克斯坦民族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代表，该机构是哈萨克斯坦少数民族的论坛，由茹斯塔姆·凯里耶夫（Rustam Kairiyev）代表。凯里耶夫出生在阿拉木图，也是哈萨克斯坦维吾尔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同时是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民族文化中心的积极成员。²⁶然而，在这些主要由国家控制的渠道之外，自2000年代初以来，哈萨克斯坦政府一直压制维吾尔人的活动。²⁷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研究人员观察到，随着哈萨克斯坦政府表述和重新表述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身份，维吾尔族语言、文化和身份被边缘化，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哈萨克斯坦文化。²⁸当地的紧张局势也在国家层面以下爆发。2021年11月，在当地一所学校，哈萨克斯坦和维吾尔族学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后来扩展到更广泛的社区。人口只有5300多人的彭志姆（Penzhim）村民描述了在冲突之前一直存在社区内部紧张的局势。²⁹

虽然哈萨克斯坦一直在寻求解放生活在维吾尔地区的哈萨克人，但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支持生活在其境内的流离失所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需求方面却什么也没做。它甚至还威胁、骚扰和危害那些主张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集中营中人权暴行的人。此外，自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政府镇压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抗议者以来，哈萨克斯坦的专制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活动人士被逮捕，立法提案威胁要进一步限制个人和组织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并拒绝登记反对派组织。³⁰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仍有一些基层人士努力来满足从维吾尔地区逃出来的哈萨克人的人道需求，特别是那些需要医疗照顾的人。国际法律倡议组织（ILI）和当地研究人员成功地为一名哈萨克族男子众筹了助听器，他在被关押在维吾尔地区时被中国看守殴打，失去了大部分听力。³¹国际劳工组织还倡导哈萨克人从维吾尔地区返回哈萨克斯坦，在国际劳工组织处理的162起案件中，有100起得到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积极回应。然而，国际劳工局的领导人指出，这些哈萨克族返回者中有许多人难以获得公民身份或找到工作，并继续承受心理创伤，这往往是酷刑的结果。³²

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中国几乎占了吉尔吉斯斯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一半。³³吉尔吉斯斯坦还欠着中国政府高达50亿美元的债务，约占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外债的40%。³⁴吉尔吉斯人正消失在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集中营里。³⁵2017年至201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Bishkek）的大学寒假期间，54名吉尔吉斯学生回到维吾尔地区后失踪。结果，其中20人被大学开除。这些学生，其中许多是音乐家、舞蹈家和诗人，此后再也没有人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消息。³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吉尔吉斯斯坦有大约5万名维吾尔人。³⁷

国际劳工组织还倡导哈萨克人从维吾尔地区返回哈萨克斯坦，在国际劳工组织处理的162起案件中，有100起得到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积极回应。

2022年4月，一位名叫奥瓦尔贝克·图尔达昆（Ovalbek Turdakun）的吉尔吉斯斯坦基督徒逃到美国，就维吾尔地区的突厥少数族裔受到的虐待作证。³⁸在此之前，他于2019年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官员多次与他联系，敦促他返回中国；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而且——两年后——吉尔吉斯斯坦官员拒绝延长他的签证，使他和其家人面临被驱逐回中国的风险。³⁹尽管很多被拘留者的家人发出书面呼吁，要求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采取行动，而且议员们要求听取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对维吾尔地区“实际发生情况”的解释，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尚未对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表明正式立场。⁴⁰

另外，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指责维吾尔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制造了多起杀人和恐怖袭击事件。2000年和2002年，中国政府代表在吉尔吉斯斯坦遭到了袭击和杀害。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这两次袭击归咎于维吾尔人。2016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大使馆被炸；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这次袭击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一个经常被神话的维吾尔族组织，总部设在阿富汗。⁴¹

2011年，四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被吉尔吉斯斯坦安全官员赶下了飞机，而且没有任何解释。这些活动人士当时正打算前往加拿大参加维吾尔人会议。

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人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越来越不信任；许多维吾尔人报告说，自苏联解体前，由于担心维吾尔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报和安全部门对该社区进行密切监视，并骚扰其成员。⁴²近年来，政府试图阻止维吾尔组织召开会议，并阻止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人参加大型国际维吾尔会议。2011年，四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被吉尔吉斯斯坦安全官员赶下了飞机，而且没有任何解释。这些活动人士当时正打算前往加拿大参加维吾尔人会议。⁴³自从萨迪尔·贾帕罗夫（Sadyr Japarov）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公民社会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修改了宪法，更广泛地限制了公民社会。⁴⁴

土耳其

历史上，土耳其一直是中亚以外的维吾尔人流亡社区的主要所在地。据估计，目前有5-6万名维吾尔人生活在土耳其，但该社区仍然容易受到北京的影响。土耳其政府一直是维吾尔人权利的支持者，并不时地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压制表示关切。维吾尔问题在土耳其政治中经常被利用，以获得中国的让步，显示其在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地位，或在国内政治中迎合某些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2009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称中国政府在乌鲁木齐事件后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行为”。⁴⁵自2016年以来，埃尔多安的语气发生了明显转变。虽然这位土耳其领导人在2015年重申他的国家大门将继续向维吾尔难民开放，但他在支持维吾尔人的事业方面已经变得不那么大声了，相反，在与中国商界人士举行了几次高调的“一带一路”倡议会议后，他与北京走得更近了，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鲁（Süleyman Soylu）警告维吾尔人抗议者停止传播“美国宣传”。2017年，埃尔多安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条约，中国政府于2020年12月批准了该条约。然而，公民反对的声音引起了反对党的关注，使该条约没有得到土耳其议会的批准。随着土耳其政府以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和双边联盟的名义向中国靠拢，土耳其对维吾尔人来说已变得越来越危险。⁴⁶

202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公共电台报道，仅在2019年就有多达400名维吾尔人被土耳其安全部门拘留。⁴⁷2021年1月，几名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警方突袭拘留，并被指控与伊斯兰国有关联，威胁要被驱逐到中国。⁴⁸此外，警方禁止维吾尔人集会，理由是对正在进行的新冠疫情的担忧。然而，尽管有禁令，近几个月来，许多维吾尔人仍参加了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的抗议活动，要求提供有关其家人、朋友、邻居和其他在维吾尔地区失踪的社区成员的信息。在另一起事件中，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投诉维吾尔人的抗议活动后，许多维吾尔人被警察短暂拘留。⁴⁹一位维吾尔活动人士伊德里斯·哈桑（Idris Hasan）在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土耳其当局公布的北京通缉的维吾尔人名单上后，逃离了该国。他飞往摩洛哥，但因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而被拘留（该通知最终被取消，但哈桑仍被监禁）。⁵⁰

202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公共电台报道，仅在2019年就有多达400名维吾尔人被土耳其安全部门拘留。

中国政府在土耳其越来越多的行动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反对。2020年2月，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杰乌兰·谢尔麦买提（Jevlan Shirmemmet）一直在为他母亲在维吾尔地区的下落奔走呼号，这时他接到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电话，说他母亲因涉嫌“协助恐怖分子”而被捕。四个月后，杰乌兰·谢尔麦买提又意外地接到了他在维吾尔地区的父亲打来的电话，让他停止他的活动。他还接到了他叔叔和弟弟类似的电话。⁵¹

除了对维吾尔人事业的言论支持减弱外，土耳其还被证明是中国政府逮捕和骚扰维吾尔人的同谋。2016年10月，土耳其监禁了著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不都卡德尔·亚普泉（Abduqadir Yapchan），据说是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这位58岁的穆斯林宗教教师出生在喀什葛尔（Kashgar），但自2002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土耳其。2003年，中共党国政府将亚普泉列入其第一份“恐怖分子名单”，指责他与伊斯兰解放运动有联系。尽管土耳其法院宣告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指控不成立，但他还是被拘留了。⁵²其他维吾尔人说，土耳其的反恐部队一直来维吾尔人流亡社区，询问社区成员是否参加了反华运动。

随着大规模拘禁的加剧，土耳其还钳制了国内媒体对维吾尔地区人权暴行的报道。在2017年8月对北京的正式访问中，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承诺：“我们会把中国的安全视为我们的安全。我们绝不允许在我们的领土上或我们所在的地区有任何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活动。我们将消除任何针对中国的媒体报道。”⁵³

近年来，土耳其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2018年，两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更深入的协调与合作。这种伙伴关系在贸易中得到了证实：2018年，中国和土耳其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36亿美元。⁵⁴至少有一次，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投资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在塞法柯伊的独立维吾尔族书店老板乌麦尔·哈姆杜拉（Umer Hemdullah）告诉我们，他在维吾尔地区的两个兄弟曾计划在安卡拉建造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维吾尔传统医药设施，后来中国以不明原因逮捕了他们两人，建筑项目也被迫放弃了。⁵⁵他说：“我们有很多计划为我们的人民做事情，但中国却毁灭了我们的生活。”乌麦尔·哈姆杜拉曾是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宗教学者，直到2017年中国政府拒绝为他的护照延期后，他逃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和我的妻子及三个孩子来到这里，但中国拒绝让我的两个孩子离开[维吾尔地区]，来到土耳其。”他说：“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说已经要求释放他们，但没有任何更新，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在我们访问的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一家孤儿院里，有几个孩子告诉我们，他们的父母——土耳其公民——在维吾尔地区被拘留了，他们被单独留在土耳其，只有家人的朋友照顾他们。

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越来越担心，面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关系，他们将不再是安全的，因为他们要忍受不断的骚扰、恐吓和通过第三方国家的递解。⁵⁶在其他情况下，土耳其政府试图阻止对其境内其他弱势社区的骚扰和强行移送。土耳其当局已经挫败了两个与俄罗斯和伊朗政府有关的阴谋，这些阴谋涉及到在土耳其领土上企图恐吓或绑架个人。⁵⁷

VII. 法律和技术方面的脆弱性

跨国迫害已经成为维吾尔人危机的一个标志。北京利用流亡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的家人来恐吓他们，迫使他们回国，并通过双边和多国引渡的方式追捕他们。这种做法使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受到了进一步的创伤，其中许多人在流离失所之前就已经遭受到了北京的迫害政策。向流亡群体提供人道援助——包括保护、文件和社会心理支持——常常因社区的性质而变得复杂，他们大多是资源有限的城市难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不稳定。这项研究将考虑以前国家在帮助弱势难民和流亡人口方面的做法，以及可供维吾尔人社区借鉴的经验教训。

无国籍问题和难民面临的挑战

许多来自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作为第二国的无证或少证移民，生活在法律上的不稳定状态。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定义，无国籍状态是指个人与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关系破裂，也就是说，个人缺乏与某一国相联系的文件，或者他们不被承认为某一国的公民。⁵⁸这可以通过中国政府的做法来实施，自镇压开始以来，中国政府经常拒绝更新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的护照，使他们成为无国籍者，没有任何形式的有效身份证件，因此无法旅行。⁵⁹这种无国籍状态使维吾尔人进一步面临着被逮捕和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国籍权在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中都得到了承认，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中国有义务履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然而，在国际体系中，《世界人权宣言》被视为拟议法，或者说是应该有的法律，因此执行起来几乎不可能。⁶⁰

此外，在2022年，土耳其政府开始拒绝一些维吾尔人的入籍申请，理由是“对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有风险。维吾尔人对这些沟通感到震惊，甚至受到了创伤。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或“危害社会秩序”，特别是那些特意不参加和平抗议或为其家乡家人命运在网上发声的人。这种拒绝的存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甚至影响到那些没有收到以这些理由拒绝的人（例如，那些已经拥有临时或永久居留身份的人）。

“我和我的妻子及三个孩子来到这里，但中国拒绝让我的两个孩子离开[维吾尔地区]，来到土耳其。”他说：“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说已经要求释放他们，但没有任何更新，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基于这些理由的拒绝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恐惧，他们担心土耳其政府随时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无论是切断就业或教育选择，还是拘留他们或驱逐他们。一些申请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后来离开了土耳其，转而迁往欧洲的一个二级东道国。此前，土耳其政府允许维吾尔人成为公民，并表示将继续这样做，仅在2021年就接受了8000份入籍申请。⁶¹然而，我们采访的一位受访者利奥（Leo）指出，维吾尔人担心，如果他们申请土耳其护照，就会使他们未来在欧洲国家的任何庇护申请更难，因为他们不能声称有被驱逐回中国的直接风险。利奥观察到，“我与一位在欧洲无法与家人见面的妇女沟通过，她一直在权衡是否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她担心这是否会让她与家人重新联系更加困难。如果护照过期，问题会更加严重，因为许多欧洲国家不接受没有护照或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的难民。”

这种困境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因为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担心没有任何途径来解决法律上的困境，从而引发无法在任何国家获得合法身份的前景，使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安全的庇护，避免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也无法赚取收入或提供孩子的教育和物质需求。在哈萨克斯坦，许多从中国逃到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和哈萨克难民不允许停留超过一年，这意味着他们为了安全和保障不得不继续移民。哈萨克族人埃尔森·埃尔肯努利（Ersin Erkinuly）于2019年底从维吾尔地区逃到哈萨克斯坦。然而，他在那里并没有感觉到不会被驱逐的安全；2020年，他先逃到土耳其，然后逃到乌克兰。在试图逃往其他欧洲国家后，埃尔森努利被乌克兰当局拘留了几次。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在基辅被释放。埃尔森努利逃到波兰，然后又逃到德国，2022年7月在德国被拘留。⁶²

不断的迁移需要资金、文件和安全的终点——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都根本不能保证。前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难民也没有获得庇护身份，而是获得了“特别居留证”，可以续签五年。⁶³然而，跟奥瓦尔贝克·图尔达昆（Ovalbek Turdakun）的情况一样，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两年后拒绝延长他的拘留证，这表明这件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⁶⁴

尽管如此，这种无国籍状态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在瑞典、德国和加拿大，移民机构在通过他们建立的系统评估庇护申请时，可以获得关于原籍国政治局势以及对政治、宗教和少数民族威胁的准确和最新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提供提高了移民官员对原籍国使用不同形式迫害的认识。它还有助于建立对独裁政府引渡或遣返请求的抵制。这些系统可以通过对机构雇用的任何口译员进行彻底的审查程序来进一步加强，以确保他们不作为外国代理人，或容易受到外国的要求。移民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应接受培训，了解独裁国家进行跨国迫害的动机和策略。工作人员还需要注意汉族和维吾尔族寻求庇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面临的不同威胁，以及他们的语言需求。

在美国，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移民系统导致了系统滞后：截至2020年底，在美国有超过386,000份来自世界各地的平权庇护申请等待处理。⁶⁵这种缺乏安全感的情况阻止了维吾尔人参与活动的能力和愿望，让他们不敢与执法部门接触，并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健康和生计。正如一位维吾尔人艾哈迈德（Ahmad）向我们指出的那样，“我的庇护申请自2019年5月以来一直悬而未决，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这让我感到紧张和害怕，生活在这种状态下很难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是一直告诉我他们有积压的申请。几个月来，我们20-30人聚集在费尔法克斯[弗吉尼亚]的办公室，抗议拖延，并让官员了解我们的处境和挣扎。我们有相当多的人仍然在等待庇护面谈。”⁶⁶

维吾尔人还表示，在美国长期缺乏身份使他们遇到很多额外的困难：申请费用——许多费用对没有美国身份的人来说更高——和 “无休止”的文书和文件要求，以及需要出生证明等文件，而维吾尔人几乎不可能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这些文件。⁶⁷初步报告显示，美国移民局现在承认并接受无法获得官方文件的情况；维吾尔人权项目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目前正在寻求澄清。我们采访的一些维吾尔人指出，他们从维吾尔社区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费用援助，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部门来提供这种援助。

“我的庇护申请自2019年5月以来一直悬而未决，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这让我感到紧张和害怕，生活在这种状态下很难建立自己的生活。”

国际组织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感。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正式名称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旨在促进刑事问题上的国际合作。⁶⁸尽管如此，然而“国际刑警组织”常被滥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试图诱使其他国家政府将流亡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拘留在其边界之外，如伊德里斯·哈桑（Idris Hasan）被拘留在摩洛哥的情况。

由于维吾尔人想要合法移民面临的这些挑战以及面临无国籍的风险，许多维吾尔人无法合法工作或送孩子上学。这种不稳定性导致其人道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满足。一位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在2022年9月告诉我们，他无法获得驾照，他和家人只能依靠他妻子生活，他妻子在家里做被褥，在街上卖，他们的孩子也无法上学。他还说，伊斯坦布尔大约有300名维吾尔人每天都在集市上非法租借摊位卖东西。⁶⁹

网络攻击

自2002年以来，作为其试图胁迫和控制海外维吾尔人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参与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数字跨国迫害运动。中国政府及其安全部门利用全球化数字世界的互联性，对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进行骚扰。这种方法包括间谍软件、情报收集、数据收集、代理胁迫和恐吓。中共党国政府利用这些工具来压制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效果；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国政府试图压制维吾尔人的声音，却只会让维吾尔人更大声地说话，推动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我们在2021年11月的报告《你的家人将受苦》中记录的大多数案例都是网络攻击和恶意软件事件——往往是为了收集维吾尔人及其在海外活动的信息。与此相关，另一个最常见的趋势是情报和数据收集，往往伴随着代理胁迫，中国政府通过威胁维吾尔人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逼迫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交出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或他们在流亡国社区的数据。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记录在案的外国领土上的代理胁迫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维吾尔人被告知必须返回维吾尔地区，否则他们的家人将被逮捕和关进集中营。这些方法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到维吾尔人在中国政府手中所遭受的持续骚扰、恐吓和日常不安全感。

在《你的家人将受苦》中，我们调查了生活在北美、亚太地区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流亡社区的72名维吾尔人，其中95.8%的人表示感觉受到威胁，73.5%的人指出他们遭遇过数字风险、威胁或其它形式的在线骚扰。

技术公司已经试图通过为处于高风险的个人创建特殊的安全计划来解决其工具可能被用于恶意目的的多种方式攻击。谷歌已经推出了一个高级保护计划，而脸书有“脸书保护（Facebook Protect）”，旨在支持目标个人。特别是脸书，已经成为维吾尔人聚会以及更大社区一部分的重要场所。虽然科技公司已经设立了这些项目，但许多处于风险社区的人仍然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他们也可能认为，即使这些程序有效，中国特工也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接触到他们，恐吓或胁迫他们，因此尝试使用这些工具是没用的。

在《你的家人将受苦》中，我们调查了生活在北美、亚太地区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流亡社区的72名维吾尔人，其中95.8%的人表示感觉受到威胁，73.5%的人指出他们遭遇过数字风险、威胁或其它形式的在线骚扰。⁷⁰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社区成员对保护自己很感兴趣，89.7%的受访者表示有兴趣增加他们的安全知识。然而，许多受访者认为这种保护不一定来自他们的本国政府——44.1%的人认为他们的东道国政府有认真对待他们面临的恐吓，而只有20.5%的人认为东道国政府会解决这些问题。⁷¹为了应对这种不断上升的数字迫害浪潮，各国政府和技术公司必须与公民社会和目标个人及社区密切合作。

VIII. 生活在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的社会心理脆弱性

海外的维吾尔人作为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或间接幸存者，面临着复杂的挑战。这些社会心理挑战对维吾尔人的短期和长期福祉构成了威胁。在过去的六年里，流亡社区的每个成员都与家人和祖国隔绝，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改变。在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改变之前，维吾尔人基本上是一个流亡社区，因为维吾尔人的身份和社区在他们的祖国被不断地铲除。源自种族灭绝和多代人流亡前景的全社区创伤的社会心理影响包括对情感福祉和关系的损害；对家庭、亲属和社区网络的损害；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生存的损害。⁷²

本节探讨了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匮乏，需要得到人道救助。由于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幸存者的财产被剥夺，他们的资产被没收。⁷³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迫害还包括扣留护照、出生证和其他经济自给自足和生计所需的身份证件，无论是经营企业、获得合法工作许可、子女入学，还是获得高等教育和就业技能认证。因此，海外维吾尔人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影响了他们及其家人的经济福祉，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个人的创伤也影响到整体健康和处理学习、工作和家庭责任的能力。最后，本节研究了维吾尔地区文化和语言被抹杀的影响。流亡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一直试图保护维吾尔文化和身份，以及继续教授维吾尔语。

家庭分离、单亲家庭、孤儿和无家可归

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使全世界的很多家庭分离。受访者估计，仅在土耳其，至少有1000名儿童没有父母。⁷⁴有些人之前被送到国外学习，有些人则住在海外亲戚家，而他们的父母在探亲或回中国时突然被拘留（在知道政府迫害的程度之前）。这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往往没有证件，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也没有挣钱的办法，这使他们非常容易被贩卖。在无国籍的状态下，维吾尔人无法在其居住的东道国找到合法工作，迫使他们从事影子经济来生存。如果没有适当的文件，儿童就不能上学。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消失在集中营中，更多生活在海外的亲人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供养者和照顾者，导致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成为孤儿，无家可归。在土耳其，很多维吾尔族儿童加入了犯罪团伙，一些年仅十四五岁的儿童被引向犯罪和毒品。

舒克尔基金会（the Shukur Foundation）的创始人赫克迈特·哈萨诺夫（Hikmet Hassanoff）估计，在土耳其大约有2000-3000名“寡妇 ”和1000名孤儿。这些“寡妇”—— 丈夫被监禁或拘留的妇女——往往不懂土耳其语或没有足够的文件，无法为自己和家人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学校教育。赫克迈特·哈桑诺夫观察到，许多妇女缺乏就业技能，因为她们传统上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种情况由于新冠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而变得更加严重。“许多在餐馆或洗碗店找到工作的[妇女]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后被迫失业，她们一直在努力重新站起来……土耳其的严重通货膨胀让她们失去了这些收入来源，以前人们还能生存，现在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另一位受访者利奥指出，在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小企业受到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许多人要么被迫辞职，要么卖掉生意去工厂工作。⁷⁵

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消失在集中营中，更多生活在海外的亲人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供养者和照顾者，导致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成为孤儿，无家可归。

这种家庭分离与集体创伤密切相关，许多维吾尔人报告了与家人分离有关的悲伤、创伤和损失。“2017年，大规模拘捕开始后，我与家人失去了所有联系。不久之后，我删除了微信和我用来与他们沟通的应用程序，因为我害怕会让他们处于危险之中。”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维吾尔人艾哈迈德（Ahmad）告诉我们。“我变得非常沮丧和挣扎。”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妇女高哈尔·库尔曼纳利耶娃（Gauhar Qurmanalieva）向我们证实，自2018年以来，她没有与维吾尔地区的家人联系过，因为他们害怕由此引起的后果。另一位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用娜菲萨（Nufisa）的名字告诉舒克尔基金会：“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和亲戚变成什么样子了，这种痛苦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我们比其他人更依赖彼此……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彼此。一想到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或听不到他们的消息，我就感到无比煎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一想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感觉是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剧痛。”⁷⁶

集体创伤

由于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全世界的维吾尔人都承受着持续悲痛、幸存者的内疚感和其他形式的强烈情绪困扰。简而言之，维吾尔流亡群体正在承受着集体创伤，包括全社会的创伤、历史性的悲痛、历史性的创伤、代际创伤后应激障碍、代际创伤和多代创伤。⁷⁷

维吾尔人与他们的家人、朋友和亲人分离；许多人报告说在海外生活时受到骚扰。正如《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所报道的那样，⁷⁸维吾尔社区正承受着持续的创伤和各种影响，这些影响通常被归入复杂的创伤后压力（CPTSD）的范畴，这在其他流离失所和受迫害的难民社区中也有发现。⁷⁹他们承受着记忆损失、持续悲伤和幸存者内疚感，其造成的影响包括抑郁症、焦虑、睡眠障碍，还有夜惊、失眠和家庭内部压力。根据梅米特·伊明博士（Dr. Memet Imin）在2018年进行的非正式在线调查，在近1100名维吾尔人中，90%的受访者表示正在承受着“深度心理压力”。根据伊明博士的研究，整个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经常经历“无望、愤怒和抑郁的感觉”。近25%的受访者说他们经常有自杀的念头——大约是美国成年人平均水平的五倍。⁸⁰伊明博士指出，这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在维吾尔流亡社区大肆开展间谍活动的背景下，维吾尔人担心分享信息以及讨论所面临挑战的羞耻感而造成的。⁸¹

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the 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简称URAP）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穆罕默德·土赫提（Mehmet Tohti）描述了他所在加拿大社区许多维吾尔人感受到的创伤。“我们的人民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创伤——它就像一种有毒物质。每当你独自坐在桌前，想到不在身边的亲人，你就会想起这种痛苦。我已经31年多没见过我的家人了。这是中国政府对我的一种终生惩罚。无论你与谁交谈，他们都有极其共同的经历和感受，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不知道亲人的下落或现状是一种持续的折磨。”⁸²艾哈迈德向我们指出，由于2022年8月至9月维吾尔地区实行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导致最近饿死人的消息让他彻夜难眠，非常沮丧，并影响了他的注意力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也影响了他与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根据梅米特·伊明博士（Dr. Memet Imin）在2018年进行的非正式在线调查，在近1100名维吾尔人中，90%的受访者表示正在承受着“深度心理压力”。根据伊明博士的研究，整个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经常经历“无望、愤怒和抑郁的感觉”。近25%的受访者说他们经常有自杀的念头——大约是美国成年人平均水平的五倍。

正如阿布杜热西提·杰利力·卡尔鲁克（Abdurresit Celil Karluk）在《面向未来的经验交流：日本和土耳其在冲突地区的人道援助和支持活动》中关于土耳其境内维吾尔难民的一章中所指出的，这些感觉因“不断受到威胁”而加剧。卡尔鲁克指出，“这种情况造成了移民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并揭示了移民生活在不安全感中的情况。[维吾尔人]无法从提供给叙利亚[难民]的任何设施中获益。[维吾尔人]因经济困难、无望和心理崩溃而成为各种虐待案件的受害者。” ⁸³

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酷刑幸存者因在中国政府的集中营系统和监禁系统中的遭遇而持续承受着强烈创伤。抵达东道国后，许多幸存者不敢寻求必要的治疗，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他们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陷入危险。一些人选择了自我封闭，与更广泛的社区隔绝。⁸⁴

和平促进会（Peace Catalyst）的项目主任、帮助遭受创伤的维吾尔人的维吾尔健康倡议（UWI）的领导人之一比尔·克拉克（Bill Clark）指出：“许多维吾尔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们甚至因此连续几天不能下床。我们的几个信息网络都说他们患有严重抑郁症，许多人都很难坚持工作或继续上学。”对维吾尔人的创伤进行研究的研究员托马斯·舒尔茨（Thomas Schulze）指出：“与我交谈过的一些维吾尔人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他们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使他们无法过上完整的生活。他们白天很正常，但到了晚上就会担心家乡的亲人，并为此伤心流泪。缺乏稳定和不确定性使他们长期处于恐惧和焦虑的状态”。⁸⁵

“许多维吾尔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们甚至因此连续几天不能下床。我们的几个信息网络都说他们患有严重抑郁症，许多人都很难坚持工作或继续上学。”

维吾尔人对接受精神健康治疗的羞耻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政府经常以精神健康障碍为由，批评、诋毁和监禁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中国人权网站《民生观察》记录了2007年至2020年期间510起异议人士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例。⁸⁶2022年《保护卫士》的一份报告发现，2015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有99人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入精神病院144次，由于这种做法极为隐蔽，所以这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⁸⁷

与世界上其他许多人一样，一些维吾尔人，特别是老一辈人，觉得“精神健康治疗”是“精神疾病”的代号，情绪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弱点或障碍，使患者及其家人感到羞耻。⁸⁸

文化创伤：文化和语言的抹杀

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也在为他们可能会被迫永久流亡而承受着集体悲痛。这被称为文化创伤，“这是一个由可怕事件引发的过程，据信该事件对该文化的成员产生了重大影响，永远嵌入了他们的记忆，并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身份。”⁸⁹中国政府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对维吾尔人不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暴力造成的破坏，损害了全世界维吾尔人的生计和社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关进集中营，许多逃出来的人承担起了保护和传播维吾尔文化、语言、身份和历史的责任。

在维吾尔地区本身，中国政府有意地、有计划地破坏或改变维吾尔人文化和传统实物标志，包括维吾尔地区约16000座清真寺（占总数的65%）、墓地和其他对维吾尔人具有神圣意义的重要场所，如圣地和朝圣路线，甚至那些所谓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场所。⁹⁰中国政府在迫害中还特别针对维吾尔知识分子，长期监禁作家、诗人和教授，以及商业领袖和经济学家等，以破坏甚至抹杀维吾尔文化遗产和人民/社区自治。⁹¹

中国政府还试图改变维吾尔人的日常身份，针对维吾尔人的家庭、信仰、饮食（引入猪肉和酒精）、艺术和语言，强行将维吾尔人同化为“中华民族”，抹去任何使维吾尔文化和身份独特的本土、跨国、自治或伊斯兰特点。⁹²在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时，和平促进会的项目主任、维吾尔健康倡议的创始人克拉克（Clark）指出，维吾尔父母发现他们的孩子被中国政府送进寄宿学校和孤儿院的案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维吾尔孩子们在与家人分离时遭受的创伤一直影响着他们，他们的父母对其孩子已经不会说维吾尔语导致不能再和祖父母交流感到震惊。当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和其他媒体报道这些案件时，各地的维吾尔人都感到了强烈的悲痛和绝望。⁹³英国广播公司2019年7月的一篇文章指出，数百名维吾尔族儿童在父母一方或双方被关进维吾尔地区的集中营后被送到这些寄宿学校和孤儿院。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年龄仅够上学前班和幼儿园，他们与父母完全分离，被迫学习“更好的生活习惯”。⁹⁴

IX. 维吾尔族流亡地的民间社会组织

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出现了维吾尔活动人士，他们是在维吾尔地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后刚刚逃离的新流亡群体。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维吾尔民间社会组织的核心仍然是伊斯坦布尔的流亡社区。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似乎是维吾尔流亡群体的新中心，因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人口长期存在。哈萨克斯坦有超过30万的维吾尔人；吉尔吉斯斯坦有超过5万维吾尔人的社区。

到21世纪初，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出现了面向国际的维吾尔流亡组织，维吾尔人可以自由地组织起来，表达在他们家园的对中国国家政策的反对。此外，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独立，因此能够抵制北京打压和压制流亡群体声音的外交压力。

例如，在美国，第一批维吾尔社区协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1998年合并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简称UAA)。美国维吾尔协会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在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也有活跃的非正式分会。由志愿者开办的维吾尔语儿童学校在一些城市很活跃，也是文化活动中心，如举办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和教授儿童音乐和舞蹈课程。2004年，美国维吾尔协会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项目，进行文件记录和倡导。自2017年种族灭绝开始以来，在美国东海岸和加州又成立了几个人权倡导团体和中心。美国的维吾尔人还参加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青年网络，如塔里木网络（Tarim Network）和维吾尔集体（Uyghur Collective），它们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都有公开展示。全球的维吾尔流亡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紧密团结，利用无数个拥有数百名成员的聊天群，以及脸书（Facebook），这是维吾尔语交流的首要社交媒体平台。

在流亡地提供人道援助的主要组织

为了说明目前的人道援助工作，我们重点介绍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民间社会组织为应对流亡地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开展的部分活动。此外，我们还概述了这些社区和组织仍然面临的挑战，包括强迫性的无国籍状态导致的无家可归和失业、集体创伤和精神压力、家庭分离以及文化和语言被抹杀。

总部设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穆罕默德·土赫提（Mehmet Tohti）指出：“更多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聚会使维吾尔社区得以重生并能互相诉说遭遇，这将有助于处理创伤。已经建立的社区中心、清真寺和学校一直是团结和复原力的重要来源。许多维吾尔人被这一使命所激励，为流亡地的后代建设一些东西并保护他们的文化。这是通过具体行动进行的心理治疗”。⁹⁵

心理健康

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受访者注意到维吾尔流亡社区作为种族灭绝的间接幸存者所承受的创伤和痛苦。至关重要的是，一位受访者提到，他的大学对他的情况表示理解，并承担了他的治疗费用。⁹⁶有一些组织和机构拥有帮助维吾尔人的机构；与这些新兴的组织机构合作，为教育机构和公司提供了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服务的机会。

2020年5月，美国的维吾尔组织代表——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美国维吾尔协会和维吾尔运动——以及宗教非营利组织“国际和平促进会”（Peace Catalyst International），发起了维吾尔健康倡议（UWI）。维吾尔健康倡议（UWI）旨在通过创造“一个安全的、专门的空间，让维吾尔人在这个危机时刻聚集在一起，促进我们的整体福祉——作为个人、家庭和社区。”⁹⁷

维吾尔健康倡议（UWI）招募愿意提供无偿服务的咨询师和心理健康教练，并将他们与处于悲伤、绝望和抑郁状态下需要帮助的维吾尔人牵线。维吾尔健康倡议（UWI）还组织网络研讨会和面对面的会谈，并强调使用教育材料，包括认识和应对幸存者内疚感的指南，以及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如何应对家庭、朋友、老师和邻居丧失和失踪造成的悲伤和“记忆损失”的例子。⁹⁸这些教育活动可以帮助维吾尔人更容易地谈论和处理他们面临的情感困难，同时消除他们对这些话题感到不适或羞愧的情绪，包括对健康、事业、儿童和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该倡议为志愿治疗师提供关于维吾尔文化和身份方面的指导，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维吾尔社区的成员。⁹⁹该倡议由四个赞助的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工作人员维持，并由一个每周5小时的带薪协调员提供支持。维吾尔健康倡议正在寻求资助，以雇用一名兼职或全职协调员，并雇用一名兼职辅导员，或支付辅导员完成八次无偿治疗后维吾尔人继续治疗的费用。

住房和基本需求

由于与中国的家人和生活隔绝，也没有任何合法赚钱和建立储蓄的手段，许多维吾尔人最终无家可归和失业。据估计，在伊斯坦布尔大约有800名无家可归的维吾尔人。¹⁰⁰

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组织“希望之家”是由维吾尔人、慈善组织和社区领袖成立的，目的是“为伊斯坦布尔无家可归的维吾尔人提供住宿”。维吾尔运动（Campaign for Uyghurs）的前公共事务和宣传主任朱莉·米尔萨普（Julie Millsap）还指出，“希望之家”为妇女提供职业培训，包括缝纫课、计算机培训以及英语和土耳其语课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维吾尔人在当地就业。此外，“希望之家”还为与在维吾尔地区的家人失去联系后的维吾尔人提供心理创伤治疗的社区辅导，并根据西雅图大学提出的类似模式提供心理治疗。“希望之家”还希望向妇女传授宣传技能，“训练她们参与发言，”尽管正如米尔萨普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人对这样做极为犹豫。”¹⁰¹“希望之家”开放时，已经满员（40张床位）。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新一代运动协会（ETNGMA）和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运动组织努力筹集资金，购买了一栋四层楼的建筑，该建筑已被改造成可容纳37名年轻人的房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阿卜杜塞米·和田（Abdusemi Hoten）负责维护这栋建筑，并通过为他们提供安全、鼓励和住所来帮助其居民。¹⁰²据朱莉·米尔萨普说：“对于父母被关进集中营后滞留在土耳其、经济拮据的维吾尔青年来说，情况特别糟糕。我们为在那里表现出色的青年感到骄傲，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为他们提供更多可用的资源”。¹⁰³同样，努祖古姆家庭和文化协会（Nuzugum Family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在LaunchGood上为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流亡社区寻求众筹援助，为维吾尔人的食物、房租、衣服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众筹了几轮资金。¹⁰⁴

据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介绍，美国维吾尔协会组织了互助活动，包括在新冠疫情期间帮助维吾尔成员申请失业补助，以及帮助申请庇护，包括收集文件、准备面试和帮忙翻译。¹⁰⁵

负责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的吉恩·布宁（Gene Bunin）与国际法律倡议组织（ILI）一起，也设立了几个GoFundMe筹款活动，以帮助哈萨克斯坦的前被拘留者。有一次，一名男子曾在中国的拘留所被拘禁了一段时间，导致他的听力受损，几乎没有了听力，需要医疗援助。布宁和国际法律倡议组织合作，为该男子众筹了一副助听器，使他能够开始找工作。¹⁰⁶还有一个例子，布宁发起了一个为前被拘留者提供食物和租金支持的筹资活动，这也有助于为被拘留者的孩子提供学费或提供过冬的煤炭。¹⁰⁷

技能培训和就业

一些维吾尔人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因为他们缺乏有助于在外国就业的可转让技能。承担养育子女责任的妇女，可能没有承担过主要养育者的角色，她们将从适合其目前居住地的技能培训中获益匪浅。流亡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试图通过提供特定技能和语言的培训课程来填补这一空白。

“赫克梅特·哈桑诺夫（Hikmet Hasanoff）向我们指出：“在伊斯兰传统中，男人往往是养家糊口的人，这意味着丧偶妇女由于缺乏技能而陷入困境。传统上在家里工作的维吾尔族妇女可能擅长缝纫、烹饪和照顾孩子，但在将这些技能带入商业企业方面可能需要帮助，而且她们缺乏证书、关系或网络，无法找到高薪工作。舒克尔基金会购买了缝纫机，并与纺织公司合作，试图在培训的同时为这些妇女找到就业机会。”虽然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他也注意到了仍在进行的新冠疫情的影响。赫克梅特·哈桑诺夫同时指出，“土耳其的严重通货膨胀破坏了这些收入来源，以前人们还能生存，现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即使是已婚夫妇，住宿也占家庭预算的50%，因此单身母亲和寡妇也在为生计挣扎。我们为她们提供租金援助和食品援助。”

我们的一些受访者赞扬了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西德奥（Cydeo）公司的密集IT培训项目。这所学校为数百名维吾尔人提供了宝贵的、紧缺的技能培训，从而帮他们实现了就业。¹⁰⁸艾哈迈德在这个由维吾尔人主导的培训项目中获得了非常好的经验，通过这个项目，他获得了IT培训和求职支持，使他在IT行业获得了一份工作并获得了工作许可。¹⁰⁹

教育和文化复原力

中国政府的种族灭绝行为试图抹杀维吾尔人的文化和身份，中国政府监禁了数百名知名学者和文化人士。¹¹⁰除了被切断与家人和家园的联系，许多维吾尔人深深感受到中共党国政府对其身份、文化和历史的攻击。他们对自己历史上的祖国即将失去一个伟大的文明而感到深深的悲痛。

对此，维吾尔人认为，防止中国政府彻底执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核心行动是防止维吾尔文明和文化被破坏。维吾尔社区组织已经支持了维吾尔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出版书籍，并启动了提供维吾尔语言和历史课程的计划，以确保维吾尔文化不会在后代中消失，尽管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很可能会长期在流亡中生存。一些人从犹太民族的历史中获得灵感，犹太人尽管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流亡和迫害，以及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种族灭绝，犹太人民仍然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了下来。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学院（Uyghur Academy）是一个教育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据创始人阿卜杜勒哈米特·卡拉汉（Abdulhamit Karahan）介绍:

通常情况下，我们发表有关维吾尔文化和历史的文章，但我们也通过在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亚的七个分支机构建立学术交流来帮助维吾尔学者。土耳其有很多维吾尔学生，我们为年轻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和机会，让他们与该领域有建树的同行交流。我们举办会议和活动，帮助教育维吾尔人和国际社会。自2013年以来，我们提供了300多个奖学金，并继续每年支持约20-30名学生，为他们提供在土耳其原本无法获得的机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基金会（World Uyghur Congress Foundation）去年开始与我们合作，一些维吾尔商人也继续捐款支持我们的工作。¹¹¹

维吾尔科学和启蒙基金会（Uyghur 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undation）于2015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向儿童教授维吾尔语言和维吾尔文化及历史。原来开办学校的哈比布拉·库赛尼（Habibullah Kuseni）于2012年离开维吾尔地区，在伊斯坦布尔开设了一个辅导项目。在收到来自中东和欧洲维吾尔流亡社区的捐款后，库塞尼开设了该基金会的学校，为学生提供日间和夜间课程。基金会还为33名男孩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女孩的寄宿学校正在建设中。基金会还每隔几个月邀请精神科医生到学校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因为每个学生都至少有一个近亲在集中营。¹¹²这些发现被用来制定方案，以解决维吾尔儿童悲伤、失落、孤独和愤怒的情绪。一个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努祖古姆家庭和文化协会，每月为20名学生提供经济援助，除了筹集住房援助外，还提供教育；当孩子们的母亲在附近的纺织中心工作时，努祖古姆家庭和文化协会为他们提供维吾尔语课程。¹¹³

塔里木网络与其他维吾尔组织联合开展国际活动，通过课程和活动，包括音乐活动和集市活动，将维吾尔人联系起来，传播有关维吾尔族身份、语言、文化和历史知识。塔里木网络还致力于创建一个标准化的维吾尔语言课程，并出版维吾尔写作和文学选集。塔里木网络将自己描述为“由维吾尔人组成，为维吾尔人服务”，其中许多课程是专门针对有兴趣深入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年轻流亡维吾尔人。¹¹⁴

在美国，美国维吾尔协会还致力于“促进维吾尔语言和文化”。据该组织主席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称，“我们对社区的需求尽量满足”。¹¹⁵与美国维吾尔协会紧密合作的阿娜/母亲护理和教育学校（Ana Care and Education School）在弗吉尼亚州北部提供维吾尔语周末课程，以及舞蹈、音乐、歌唱等文化活动和技能课程。¹¹⁶其他开展出版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包括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组织（East Turkistan Education and Solidarity Organization），以及在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有大量维吾尔流亡群体的国家提供语言、音乐和舞蹈课程的社区学校。

人道救助项目和支持所面临的挑战

缺少资源和资金

许多维吾尔组织缺乏足够资金来满足流亡社区的需求。无论是个人还是大型团体的资助，许多维吾尔组织仍然需要更多资金来满足流亡社区的巨大需求。

总部设在澳大利亚、业务遍及全球的舒克尔基金会筹集了100万澳元，用于帮助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孤儿和“寡妇”。然而，正如赫克梅特·哈桑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这笔资金“还远远不够”，还有许多学生和家庭仍然需要帮助。¹¹⁷舒克尔基金会网站为捐赠者提供了多种捐赠方式，特别鼓励穆斯林捐赠者捐出部分天课（zakat：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据相关教法规定，当穆斯林个人资产超过了一定限额，就应按一定的比率缴纳课税，用于施舍贫困者，唯其如此，其所占有的资财才算是合法纯洁的。）来帮助需要帮助的维吾尔人。¹¹⁸赫克梅特·哈桑诺夫还观察到，舒克尔基金会全年而非仅在斋月期间筹款，以及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存在竞争，对维吾尔民间社会组织及其工作构成挑战。¹¹⁹正如阿卜杜勒哈米特·卡拉汉也指出的那样，“土耳其政府倾向于与宗教组织进行更多互动，并以牺牲世俗对应方的利益为代价，使其活动受益”。¹²⁰因此，没有明确宗教任务的维吾尔组织往往会被土耳其政府的资金来源边缘化。

“不幸的是，当我们与国际合作伙伴的项目结束时，资金也就停止了，问题也被当作解决了。但现实是，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将失去与这些被镇压的受害者努力建立的信任和联系”

此外，许多维吾尔组织除了缺乏资金外，还在努力寻找更多无形资源，包括治疗师和教师。克拉克指出，目前缺乏具有适当文化、历史和语言知识的辅导员来帮助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吉尔吉斯人，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或种族灭绝政策的间接幸存者。维吾尔健康倡议为志愿者顾问提供关于历史、文化和当前政治背景的指导。不过，克拉克指出，如果有更多辅导员，那么和平促进会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国际法律倡议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负责人艾娜（Aina）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需要不断的支持来维持信任和继续提供支持。不幸的是，当我们与国际合作伙伴的项目结束时，资金也就停止了，问题也被当作解决了。但现实是，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将失去与这些被镇压的受害者努力建立的信任和联系”。¹²¹正如艾娜指出的那样，持续的资金不仅对这些组织的维持和提供护理的能力至关重要，而且对发展社区信任也至关重要。

关于创伤治疗的羞耻感和文化障碍

维吾尔健康倡议虽然为全世界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心理支持的首选模式，但仍然面临着心理治疗方面的羞耻感挑战。此外，正如克拉克和梅米特·伊明博士向我们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寻求心理和情绪困扰的专业帮助并不持开放态度；事实上，接受心理治疗在维吾尔流亡群体中被广泛鄙视，而且对治疗的内容缺乏了解。此外，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仍然与西方的传统治疗方法相冲突，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希望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治疗师，导致治疗师成为更类似于代理母亲和祖母的角色。¹²²

克拉克注意到移民到西方的老维吾尔人和他们在这里长大的子孙之间存在着代沟：老一辈人觉得接受心理治疗是一种羞耻，而年轻一代则对心理治疗不那么排斥。这就为治疗援助提供了一个缺口。如果那些在维吾尔族社区比较活跃的人更公开地谈论他们在心理治疗方面的挣扎和经验，这可能有助于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此外，通过教育，并保证在相互信任和保密的原则下对信息进行保密，以及将心理健康问题正常化，可以打破维吾尔流亡社区中许多人的文化羞耻感。¹²³此外，维吾尔流亡社区需要更多了解维吾尔文化和身份以及当前种族灭绝的咨询师，这将使咨询师更好地了解他们客户的遭遇。例如，“和平促进会”已经为咨询师建立了一个同行小组，以分享最佳做法。¹²⁴

不会说英语的维吾尔人目前无法在美国获得心理健康援助，因为没有会讲维吾尔语且受过训练的治疗师。由于上述的羞耻感，维吾尔人不愿意在讲维吾尔语的翻译面前说出他们的痛苦，而这个翻译必然是关系密切的维吾尔裔美国人社区的成员。¹²⁵艾娜在哈萨克斯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提供医疗保健支持，并尽力找到能说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医生。讲俄语的医生比较常见，但不幸的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通常不讲俄语。我们利用医生来提供治疗和医疗检查、药物和心理援助。”语言可能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接受援助的一个重要障碍。

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障

据托马斯·舒尔茨介绍，生活在德国的维吾尔人对医疗保健系统和可能提供给他们的选择缺乏认识。此外，由于人员短缺，在整个欧盟，接受心理治疗的等待时间至少为一个月，而在德国平均为四到六个月。¹²⁶唯一的选择是支付私人心理健康护理，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¹²⁷那些没有雇主提供保险的人，包括许多维吾尔族企业家、小企业主和参与“零工经济”的人，他们的医疗费用很高，让维吾尔人有限的资金更捉襟见肘，而且一些常见的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不包括心理治疗。

政府的怀疑和敌视

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寻求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流亡社区提供援助的组织往往受到东道国政府的怀疑。

在哈萨克斯坦，艾娜就国际劳工组织的经验报告说：“当我们与受害者见面时，东道国国家安全局会监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在民间社会组织的边缘运作。有时这项工作会威胁到生命。我们认为安全部门故意想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制造车祸。一些受访者在我们为他们提供法律或医疗援助后，成为安全部门针对的目标，并受到监视，甚至威胁——他们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东道国安全部门收集了关于受害者的材料，并继续与中国安全部门分享这些信息。”包括图尔苏娜伊·孜亚乌敦（Tursunay Ziawudun）和其他逃往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幸存者都报告了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门成员的类似骚扰行为。¹²⁸

X. 结论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的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应对中共党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以及跨国迫害所造成的流亡社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这项工作在国内和国际上往往得不到充分支持。社区内的捐款无法解决种族灭绝造成的无国籍和贫困、孤立、创伤和文化抹杀的危机，包括持续的跨国迫害。

“当我们与受害者见面时，东道国国家安全局会监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在民间社会组织的边缘运作。有时这项工作会威胁到生命。”

在国内，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免受犯罪和骚扰，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起诉犯罪者和/或国家提供赔偿和服务，帮助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赔偿。此外，国家有明确的任务保护其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在其境内寻求庇护者的公民权利。剥夺维吾尔难民的这些权利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必须通过保护维吾尔寻求庇护者和努力保障他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来加以纠正。

对于正在进行的国际犯罪，如种族灭绝，受迫害群体需要国际行动的援助。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受害者和其他逃离迫害的人提供安全避难所，并且必须在没有国内或国际机制来解决此类国际罪行所产生的人道需求时介入。援助应包括为酷刑或境外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咨询、就业和住房援助、社区和文化支持计划，以及致力于改善流亡社区的间接幸存者痛苦的其他计划。政府项目应直接向维吾尔人提供援助，或向努力支持他们在东道国建立新生活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援助。此外，各国必须阻止和防止对逃离种族灭绝地区的个人进行跨国迫害。对种族灭绝幸存者和间接幸存者的境外迫害是对东道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侮辱，包括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主权和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

XI. 关于人道救助的建议

捐助组织

采用全球性的而不是针对具体某一国家的资助参数，以便有关援助方案能够帮助一个以上避难国的种族灭绝幸存者。
采用不要求在人权暴行发生地“实地”存在的资助参数，或维吾尔社区组织及其合作伙伴无法满足的其他要求。资助者和组织应重新检查任何关于要求“实地”存在的全面要求，以协助人权暴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因为这在维吾尔地区是不可能的。这种要求把所有不住在维吾尔地区的受害者排除在了援助之外，即使支持所有人权暴行的受害者是该组织的任务之一。
资助那些支持创业、教育、就业培训和技能认证的组织。
资助那些为维吾尔人提供无偿心理健康服务的组织。
资助那些为赤贫孤儿和单亲家庭儿童提供人道援助的组织。
资助那些寻求建立社区复原力的维吾尔非政府组织，包括文化项目、维吾尔语文化和宗教遗产文本的归档和数字化、语言传播节目以及解决情感创伤的节目。
召开闭门会议，让研究人员向其他国家政府展示他们对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者的证据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

学术界

给维吾尔学者和学生在学生签证计划、奖学金和研究补助金等方面提供支持。
为讲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人提供奖学金，使其成为合格的咨询师。

各国政府

为维吾尔人向民主国家的政府安全部门报告中国政府数字跨国迫害创造更方便的途径。¹²⁹
解决维吾尔儿童与家人分离的问题，确定维吾尔家庭在美国或其亲属定居的地方团聚的途径。
实施对难民的永久保护形式，并在庇护审查过程中考虑中国政府跨国迫害问题（详见下文）。

XI. 关于向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提供保护的建议

各国政府

各国政府应拒绝针对维吾尔人的刑事司法合作请求，因为这将使他们面临被驱回中国的风险，并确保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群体得到有效保护，免遭中国当局滥用国际数据库和警报的迫害。
为处境危险的维吾尔人制定一个积极的重新安置计划。
加快处理维吾尔人的庇护案件，在美国使用“第二优先”身份，并为维吾尔人建立一个国际协调的难民安置计划。
确保维吾尔人的重新安置不因缺乏护照和出生证等文件而受到阻碍。
资助项目必须不仅限于具体国家的援助类别，承认维吾尔人和其他居住在其境内的突厥裔群体所面临的独特危险。
在维吾尔人居住的国家增加法律援助和法律及政治权利方面的培训资金。
增加资金，协助维吾尔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实施数字安全，以抵御持续存在的中国当局指导的恶意软件、冒充和黑客攻击。
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正式的维吾尔难民接纳协调小组，这样责任就不会只落在一个国家身上。
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外交活动。美国驻外外交官，包括美国国务卿，必须非常清楚地向外国政府说明，如果他们继续遵守中国的驱逐出境、逮捕和骚扰的要求将会给维吾尔人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美国外交官还必须继续谈论中国政府跨国迫害的问题。

XII. 附录

附录1 – 本报告中提到的维吾尔人道援助和社区复原组织

安娜护理和教育	美国	安娜护理和教育（Ana Care and Education）于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北部成立了一个501（c）3组织。安娜关怀维吾尔人项目包括维吾尔语课程，舞蹈和艺术，以及青少年体育。
蓝新月人道援助协会	土耳其	蓝新月人道援助协会（BCHAS）在维吾尔语中称为Kok Ay Insaniy Yardem Jemiyiti，在土耳其语中称为Mavi Hilal Insani Yardim Dernegi。它支持那些生意被中国当局没收或与家人、丈夫和妻子，甚至孩子失去联系的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蓝新月人道援助协会从土耳其的慈善家那里筹集捐款，并向寡妇、孤儿、老人和其他最需要的维吾尔人发放援助。援助有助于他们支付食物、衣服、房租、医生账单和药品以及学校用品。
为维吾尔人服务的运动	美国	为维吾尔人服务的运动（CFU）于2017年在美国成立，为维吾尔人服务的运动2021年帮助支持了在伊斯坦布尔启动希望之家。总体规划包括为世界各地的维吾尔社区提供装备，以提高国际社会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犯的认识。
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协会(Maarip)	土耳其	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协会【维吾尔语名称为Maarip（“教育”）】是由土耳其的维吾尔社区成员于2006年成立。它专注于给维吾尔人提供教育服务，满足他们的“宗教、社会、文化、精神和世俗需求”。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协会提供奖学金，开办了几所小学，并开展其他支持教育的活动。
国际法律倡议组织	哈萨克斯坦	国际法律倡议组织(ILI)努力为离开维吾尔地区并需要医疗救助的哈萨克人筹集资金。国际法律倡议组织还通过哈萨克斯坦政府为集中营中的哈萨克人进行呼吁。¹³⁰
努兹古姆家庭和文化协会	土耳其	努兹古姆家庭和文化协会为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社区提供维吾尔文化和语言课程以及文化项目。¹³¹
舒克尔基金会	澳大利亚	舒克尔基金会是一个慈善组织，旨在帮助人们有能力提高他们的生计，结束饥饿和克服困难。舒克尔基金会的“维吾尔难民呼吁”帮助土耳其境内最贫困和最需要帮助的维吾尔难民，提供食物、住所、医疗援助和教育。该项目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为成千上万亟需帮助的寡妇和孤儿提供即时和长期的救济。
塔里木网络	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全球）。	塔里木网络成立于2018年，主要致力于连接维吾尔人，促进对维吾尔人身份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欣赏。在该组织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塔里木网络提供关于维吾尔语言和历史的阅读和课程。塔里木网络正在开发维吾尔语言的标准化课程，并出版维吾尔青年的文集。2022年，该网络组织了音乐活动和图书讲座，并在弗吉尼亚州的福尔斯教堂（Falls Church）共同组织了一个维吾尔艺术和手工艺品的集市。
美国维吾尔族协会	美国	维吾尔美国协会（UAA）成立于1998年，旨在促进和保护维吾尔文化，支持维吾尔人民使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决定其政治未来的权利。维吾尔协会设在华盛顿特区，是流亡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社区的主要枢纽。维吾尔美国协会项目培训和支持社区宣传维吾尔族危机的行动，为美国维吾尔族社区提供独特的教育计划，保护维吾尔族语言、音乐、文化和历史，并赋予维吾尔族青年权力，使他们成为社区的领导者。
维吾尔人权项目	美国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除了为集中营的幸存者及其家人提供援助和人道救济外，还提供人权文件和倡导的主要项目。维吾尔人权项目与当地和国际组织合作，对维吾尔人在维吾尔家园和整个流亡地的人权问题进行研究和倡导。
维吾尔难民救济基金	加拿大	维吾尔难民救助基金（URRF）是一个于2019年3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的非营利组织。维吾尔难民救助基金与各种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世界各地的社区合作，为那些逃离中国政府持续迫害、亟待安置的维吾尔族难民提供安置服务。维吾尔难民救助基金还通过提供食物和其他基本的人道救助物资来帮助生活在第三国的流离失所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科学与启蒙基金会（维吾尔族学校）	土耳其	维吾尔科学与启蒙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维吾尔文化和身份。¹³²
维吾尔健康倡议	美国	维吾尔健康倡议（UWI）于2020年5月启动，通过提供公共活动和公益咨询介绍，满足因与家人和社区分离而承受悲痛和创伤的维吾尔人的需求。维吾尔健康倡议为维吾尔人传播教育材料，其网站上有关于种族灭绝对维吾尔流亡社区的情感和健康相关影响的信息。该倡议由和平促进会、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协会和为维吾尔人服务的运动组织联合领导。

附录2——案例研究国家中的跨国迫害事件

截至2021年11月，我们在美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核实了198起跨国迫害事件，自1997年以来的上限估计为824起。这个上限估计是基于包括有限特定个人细节的大宗案件或个人以假名或匿名方式报告的调查结果。这些数字依靠的是已报告的数据，根据活跃在这些国家的人权组织进行的匿名访谈，这些数字只是可能发生引渡数量的冰山一角。¹³³

国家	较低的估计值（已充分核实）	上限估计（未经核实）
哈萨克斯坦	28	200
吉尔吉斯斯坦	66	69
土耳其	56	474
美国	48	81

附录3——维吾尔人权项目相关问题的记录

见uhrp.org/transnational-repression/和以下具体报告：

比沉默更甚：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合伙跨国迫害维吾尔人，2022年3月

维吾尔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之失踪：一种新的杀戮精英的形式, 2021年12月

“你的家人将受苦“：中国是如何黑客劫持、监控和恐吓自由世界维吾尔人, 2021年11月

拍卖槌下：维吾尔人财产被没收、在线拍卖铁证，2021年9月

“他们把她送进了集中营，因为她来到了土耳其“：基于突厥语和穆斯林身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2021年9月

布下天罗地网：中国追捕巴基斯坦维吾尔人，2021年8月

迫害，2021年6月无处可逃：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跨国

“政府从不迫害我们”: 中国以‘证明还活着视频’胁迫和侵害维吾尔家庭团聚权利, 2021年2月

维吾尔人要求中国：“返还我们亲人护照”，2020年8月

护照的武器化：维吾尔人无国籍化危机，2020年4月

跨越边界的迫害：中共对美国维吾尔人的非法骚扰和威胁，2019年8月

“另一种控制“：从中国拿到文件的复杂性使美国维吾尔人移民程序和正常生活处于困境，2018年7月

第五毒：对海外维吾尔人的威胁、骚扰，2017年11月

XIV. 关于作者

布拉德利·贾丁（Bradley Jardine）是阿姆中亚事务协会（The Oxus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Affairs）的研究主任和威尔逊中心（the Wilson Center）的全球研究员。他的作品出现在《时代》、《卫报》、《华盛顿邮报》、《外交政策》、《华尔街日报》和《大西洋》等杂志上。

娜塔莉·霍尔（Natalie Hall）是阿姆中亚事务协会的非驻地研究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她曾在《全球化》、《国会山》、《新闻周刊》和《外交官》等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

路易莎·格蕾乌（Louisa Greve）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全球倡导主任。她发表了几本关于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书，并在《国会山》、《独立报》、《法律与自由》、《全球政策》和《香港自由报》等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

XV. 鸣谢

作者想要感谢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主任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

博士对本报告的专家评审和编辑，以及对初稿的匿名评审。作者还要向所有为本报告说出其人道主义困境遭遇的维吾尔族流亡群体，以及友好分享其联系人和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封面艺术：YetteSu（暂译：叶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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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边缘：危机中的海外维吾尔人亟需人道救助

I. 执行摘要

II. 报告要点

III. 建议

IV. 简介

V. 方法论

VI. 保护流亡的维吾尔人：当前的挑战

美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耳其

VII. 法律和技术方面的脆弱性

无国籍问题和难民面临的挑战

网络攻击

VIII. 生活在流亡社区的维吾尔人的社会心理脆弱性

家庭分离、单亲家庭、孤儿和无家可归

集体创伤

文化创伤：文化和语言的抹杀

IX. 维吾尔族流亡地的民间社会组织

在流亡地提供人道援助的主要组织

心理健康

住房和基本需求

技能培训和就业

教育和文化复原力

人道救助项目和支持所面临的挑战

缺少资源和资金

关于创伤治疗的羞耻感和文化障碍

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障

政府的怀疑和敌视

X. 结论

XI. 关于人道救助的建议

捐助组织

学术界

各国政府

XI. 关于向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提供保护的建议

各国政府

XII. 附录

附录1 – 本报告中提到的维吾尔人道援助和社区复原组织

附录2——案例研究国家中的跨国迫害事件

附录3——维吾尔人权项目相关问题的记录

XIV. 关于作者

XV.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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